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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卷期總覽

第33卷第4期

  • 清末新疆塔爾巴哈台段界圖及界務交涉(1864-1893)

    陳維新 十九世紀初期,清朝國勢漸衰,俄國趁機將侵略的觸角伸入中亞地區,進佔巴爾喀什湖(Lake Balkash)以東以南地區並向特穆爾圖淖爾(Temurtu-nor 即現在的伊塞克湖 Lake Issyk-Kul)、齋桑淖爾(Zaysan nor)、阿勒坦淖爾(Altan-nor)一帶推進。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後,俄國即提出勘分西北界的要求,清廷被迫簽訂《塔城界約》。本文擬就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有關劃分塔爾巴哈台段的邊界輿圖、條約及相關文獻史料,對此段邊界的交涉過程作探討。
  • 乾隆時期的北京官修、官管漢傳寺廟及其意義 ─ 以西城北路、西北城為主

    曾堯民 本文以北京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域的漢傳佛教寺廟為主,探討這些寺廟的的沿革、寺廟分布的意義及其功能。依乾隆年間針對北京寺廟進行調查,彙集而成的〈八城廟宇僧尼總冊〉,以及乾隆三十五年關於北京官管寺廟之調查,確認官修、官管寺廟的名稱與位置。同時,透過〈內務府奏銷檔〉、乾隆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折檔〉等檔案,了解官修、官管寺廟的經濟來源與乾隆透過內務府出資修繕寺廟和供養僧侶的情況。 乾隆朝多次舉辦萬壽盛典,盛典經過的路線即為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域,帶動該區域道路、舖房與寺廟的修建,花費頗鉅。同時,使得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域成為官修、官管寺廟的重點區域。官修、官管寺廟除了在皇帝萬壽節時進行平安道場法會之外,亦為祈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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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乾隆朝玉冊成做機制研究

    吳誦芬 筆者觀察清宮刻帖活動之際,發現清高宗(一七一一 - 一七九九,r.1735-1796,以下或稱乾隆皇帝)多方複製其御筆書蹟,因而產生如:書籍雕板、緙絲、刺繡、刻帖、玉冊等各種御筆書法衍生品。乾隆一朝宮廷命製的玉器數量,可謂空前絕後,尤其在現存文物和活計檔中,均留有大量當時所造玉冊的成品實物和文獻檔案。乾隆時期成做的玉冊不唯類目眾多,裝飾精美,常有重複製作情況,並且形制規模與應用範圍,也迥異於以往歷朝歷代。此類玉冊的形制奠定並非一夕可就,乃是有跡可循的逐步形成。本文希望耙梳目前已知的乾隆朝玉冊作品與官書、活計檔資料,整理介紹乾隆一朝玉冊的取法對象、製作演進、配裝套件,與成做單位等線索,做為乾隆皇帝以紙絹之外材質複製御筆書蹟的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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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醉僧之意不在酒 ─ 宋代醉僧圖的意涵

    鄭文倩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了一幅傳為劉松年畫的〈醉僧圖〉,一九六○年代經李霖燦先生根據畫上的一首無款題詩及乾隆題跋,並以《石渠寶笈》著錄的一幅李公麟〈醉僧圖〉(現藏美國佛利爾美術館)作為輔證,指出這一幅〈醉僧圖〉畫的是唐代草書家懷素。但這兩幅畫都沒有明確的標示認定圖中所繪的僧人是懷素。只是從宋代以來人們便相信懷素寫過一首詩(即劉松年〈醉僧圖〉上的題詩),而傳劉松年及李公麟的〈醉僧圖〉很明顯的是按此詩意所繪。但今存傳數幅主題類似的宋畫,卻各有不同於〈醉僧圖〉的標題。而這些畫中呈現的懷素不是唐人詩中所塑造的狂醉後當眾揮毫的懷素模樣,更常見的是一個獨坐松下,似有所悟的僧人書家;一個「醒時意」的醉僧。本文認為宋代流行的醉僧畫題,除了草聖懷素〈醉僧圖〉外,尚有一類與懷素無涉的「禪家醉僧畫」,應是北宋居士文人禪悅、文字禪文化下之產物。而宋人對草書創作的新認識及對懷素看法的轉變,也促使了有禪宗色彩的醉僧畫與懷素〈醉僧圖〉相結合,現存的〈醉僧圖〉反映的正是融合懷素、草書三昧、僧人醉酒悟道的多重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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