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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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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763
  • 2019年第36卷第4期

    中藥材牛黃的生產歷史及其本草藥圖所涉及的知識結構

    陳元朋

    牛黃的古典文本記錄史,是一個可以深究的議題。因為,就在本草文本代代相承那些有關牛黃取得的神異傳說的同時,實證性的牛黃取得事蹟也在中世以降的記錄者筆端不斷積累。然而,在博物知識的專業文本裡,「真實」仍然無法徹底代換那些傳統性的「神異」。這也就是說,儘管「殺牛取黃」的前代實證事例早已問世流布,但這藥學文本在圖繪牛黃取得方式時,描摹的卻仍是「喝迫取黃」的畫面。那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博物認知:大聲喝斥並鞭笞一隻病牛,讓這隻可憐的動物從嘴裡吐出牛黃來。
    藥圖當然不是藥學的全部,但這種以寫真為理想的圖繪,終究還是涵蘊了中國本草學術的知識格局,而本文以之為探究古代藥學知識結構之個案的邏輯基礎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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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4期

    現代中醫外、傷科的知識轉型──以醫籍和報刊為主的分析(1912-1949)

    皮國立

    現代中國,處於中西醫論爭的氛圍中,傳統中醫受到各方面知識轉型的挑戰。過去有關近現代中醫史之研究,較偏重書寫內科的歷史,對外科技術之發展與變化缺少著墨。本文注意到,自晚清以來,「西醫長於外科,中醫長於內科」的既存印象,深植人心,足見中醫在外、傷科的發展上有其時代困境。若再考慮現代中國的戰爭紛擾,醫界對外傷、急救等新式知識的迫切需求,即可推論出這個時代中醫在整體外、傷科疾病的挑戰與亟待回應之處。本文主要透過《中醫古籍總目》的調查,先行整理出〈民國時期外傷科醫書出版統計表〉,並以此為基礎,來分析現代中醫外、傷科醫籍的刊行與知識內涵。此外,本文還輔以當時期刊資料,梳理當時外傷科的言論,分析外科醫者對自身處境與地位之看法,加上與中醫文獻的互為對照,整體彰顯這個時代中醫外傷科知識的轉型層面。本文最後希望回答一個大的學術關懷,這類醫籍和當時刊載於報刊上的相關知識,說明了哪些可能對現代中醫造成的影響?在這些變革之外,既有的「內科化」趨勢是否造成了什麼限制?全文在分析大的歷史發展脈絡基礎上,也聚焦於現代中醫於文獻、藥物、理論匯通等幾個內涵,以梳理中醫學術之發展,豐富現代中醫知識史的整體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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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4期

    「球紋」流轉──從高麗青瓷和宋代的球紋談起

    謝明良

    本文討論球紋的幾個面向。(一)從北宋《營造法式》的「毬紋」附圖來確認高麗青瓷同類紋樣即「毬紋」(球紋)。(二)梳理宋代球紋的流行情況及其可能的淵源,認為其應是來自西方的圖紋。(三)球紋和中國外圓內有方孔錢紋的混滆,以及球紋和獅子母題的結合,即球紋的中國化的問題。(四)東亞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的球紋飾。(五)中國化球紋逆向影響西亞和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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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3期

    《黃帝蝦蟇經》之版本比較研究──以「隨月生毀人形圖」為考察中心

    鄭宛鈞、楊仕哲

    《黃帝蝦蟇經》是一本著錄時日禁忌的醫書。書中表示在進行針灸、服藥等醫療行為時必須避開某些特定的時日,若是不小心在禁忌時日進行醫療,可能會導致各種疾病,甚至死亡。回顧過往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從《醫心方》所輯錄的條文與《黃帝蝦蟇經》進行比對,或者討論時日針灸禁忌的源流。版本方面,則多僅就衛生彙編本的內容來探討,至於《黃帝蝦蟇經》的臨摹影寫舊抄本卻罕有論及。令人欣喜的是,《黃帝蝦蟇經》臨摹影寫舊抄本的現世,使得原來單一來源的文本有了可討論的空間。不僅如此,即便是同樣衛生彙編本的《黃帝蝦蟇經》,也因為受到不同的時空流轉而有了相異的書籍生命經驗。職是之故,本文旨在透過不同版本的《黃帝蝦蟇經》來看時日禁忌的傳布與轉變,並且以「隨月生毀人形圖」為考察中心。思想載體的輾轉易手,精神的永續不滅,都是我們追尋《黃帝蝦蟇經》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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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3期

    藥物與犯罪:清代刑案所見麻藥的使用及其風險

    吳靜芳

    藥物是雙面刃。相同的藥物在正確的使用方法下,能發揮治療病痛的正面效果。相反地,在濫用或惡用的情況下,將產生危害人體健康乃至喪命的負面作用。麻藥也是如此,若正確地施用於外科治療上,能緩解患者的疼痛,並給予醫者更充裕的時間施術。然而,從文人筆記、小說與檔案紀錄來看,使人不感痛覺甚至喪失知覺的麻藥往往也被當作犯罪工具,幫助犯人遂行竊盜或誘拐等違法行為。究竟這些與麻藥相關的醫藥知識如何在民間傳布?又,利用麻藥遂行犯罪之人如何取得藥物?而官員對於使用麻藥犯罪案件有何因應對策?對此,本文擬以麻藥的惡用為中心,透過迷竊與迷拐案件的分析,探究清代社會藥物與犯罪的關聯,藉以反映明清以來醫藥知識普及化的情況下,藥物的不當使用對於民眾生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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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3期

    晚清天津民間醫士的防疫與宣傳活動──以「鐵如意軒」及「敬慎醫室」為例

    鄭永昌

    晚清光緒後期,天津地區曾先後經歷霍亂與鼠疫的威脅,由於地方民眾缺乏個人衛生習慣與外在環境寒暑變化不定等因素,疫病傳染快速並造成嚴重人口死亡,加上國家政府財政困難,外國勢力對地方衛生的干涉,促使天津地區在地社會士紳紛紛投入防疫與衛生宣導等活動。就目前資料所見,當地醫士徐延祚開設的「鐵如意軒」以及丁國瑞所設之「敬慎醫室」兩者留下了較為豐富的紀錄,從中可以反映晚清天津地區人民面對災疫肆虐的威脅下,地方士紳在重建社會、教育人民與保衛地方醫療主權過程上,扮演怎樣的角色。
    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共計三節,首先針對晚清天津地區分別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霍亂大流行與宣統二年(1910)底爆發的鼠疫,探討清末天津地區瘟疫對社會的影響情形;其次透過目前已有的相關研究、天津地區發行的報紙、方志文獻與文集筆記等資料,分別介紹此兩次災疫過程中,徐延祚與丁國瑞兩人的個人背景與行醫經歷;最後藉由兩位醫士投入防疫與宣導教育活動過程,了解天津地區在國家與社會,中醫與西醫、清政府與列強各種複雜關係中,地方醫士推動防疫活動的重要內容與面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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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3期

    橫向與極度縱向之間:梅清的黃山意象(1689-1695)

    李淑卿

    梅清在世時,好友俞綬即曾指出其畫作已真贗參錯。「黃山派」因自 1930 年代開始被提出,梅清與石濤、弘仁遂被稱為該畫派三大師,此後乃有更多作偽者選他的黃山畫作為藍本,因而真偽混雜日益嚴重,導致學界未能確實瞭解其黃山畫作的真面貌。近二、三十年來,有四件梅清黃山畫作陸續被公開,包含一套極重要卻分散各博物館的八景屏,然皆未受重視,故對其黃山畫作實有重新探索的必要。這些新資料讓我們首次有機會,能較完整地去考察梅清心眼中的黃山在1689 年至 1695 年間如何轉變。
    本文首先釐清梅清第一次登上黃山的時間,其次推論此次歸來少畫黃山的諸因素,接著著重探索他於 1678 年、1690 年遊黃山後,各如何描繪黃山。透過對梅清八件可信度高且有紀年的黃山畫作分析比較後,除了解其風格演變過程,更發現他最後理想的黃山意象是極度的縱向,而非大多數學者所熟識的橫向。最後,據其風格發展,嘗試為其一件無紀年黃山冊頁訂定最可能的創作時段。冀本文不僅可作為推斷梅清其他無紀年黃山畫作年代的根據,更能作為辨識其黃山作品真偽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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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2期

    〈煙江疊嶂圖〉與董其昌的政治隱情

    孫明道

    在董其昌(1555-1636)的藝術世界中,圍繞〈煙江疊嶂圖〉的書法與繪畫創作,值得注意。一方面,作為有影響力的鑒賞家和借古開新的藝術家,董其昌試圖通過藝術實踐建立與古人及古代作品之間的聯繫;另一方面,作為晚明時期身處政治漩渦之中的官員,董其昌並非如朋友吹噓的那樣對於個人得失不起情感波瀾。〈煙江疊嶂圖〉作為一個把蘇軾(1037-1101)、王詵(約 1048- 約 1104)、王定國(約 1048- 約 1117)聯繫起來的藝術事件,所透露出的政治背景及藝術態度,為人重視。在特殊時期,董其昌通過持續不斷的〈煙江疊嶂圖〉的書法或繪畫創作,進行他與相關藝術史、政治史的主動聯繫,並以此抒發個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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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2期

    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八年(1743)重裝百什件為例

    侯怡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許多箱匣盒,裡面收有各式古玩,被稱為「多寶格」。其中有件在乾隆時期被命名為〈集瓊藻〉,在檔案中,〈集瓊藻〉這類箱匣盒都被稱為「百什件」。釐清長久以來「百什件」與「多寶格」的不同,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透過檔案與現存實物對照了解「百什件」,將焦點放在乾隆八年乾隆皇帝所重新裝配之 9 份百什件,其中 5 份從名字對照為本院所收。此時間點,不僅提供百什件重裝的清楚年代,亦是百什件定年的重要年代。從蟲蛀的近因瞭解百什件為何重裝,到五日一看的規定,可知乾隆皇帝對於各種細節的重視,確實看到這些百什件製作上的精美與考究,同時也建立了乾隆朝樣式的百什件,由外箱選擇,到內部古玩的確定,再搭配座架或屜板,甚或名色摺子及外套箱,都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用心與堅持,以及重裝時乾隆皇帝的種種要求,對於百什件製作的影響。
    藉由院藏 5 份百什件之研究,可從內而外看到乾隆皇帝初期對於「百什件」的整理,甚至可以以此做為訂年之基準,對於認識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百什件」提供基礎知識,做為瞭解其餘百什件,是如何依循先前所建立之製作原則不斷複製及模仿,創造出許多令人驚艷的作品。此外,從這些「百什件」的重裝過程與呈現出的各種類型,來了解乾隆時期百什件製作的歷程與基本樣貌。透過本文可對院藏此類有趣且包含各種工藝的「百什件」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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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2期

    乾隆時期掐絲琺瑯的轉變──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中心

    胡櫨文

    乾隆時期的掐絲琺瑯器是傳世作品中數量最多、風格最為明確的一批,學者曾試圖分析這批作品的類型,惜至今對此時期掐絲琺瑯工藝的研究多僅就風格及器形進行初步討論,並無專文論述。本文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首先欲探討此時期掐絲琺瑯工藝的製作技法與作品風格的關係,釐清帝國經濟和工藝發展的連結;其次,經由梳理乾隆皇帝收藏掐絲琺瑯器的脈絡,分析其鑑賞觀,解讀乾隆時期掐絲琺瑯器在文化史上與前朝的異同。
    乾隆時期無論是對琺瑯色料燒造技術或銅礦進口均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同時,鍍金技術亦受藏傳佛教影響而臻上乘。在皇帝個人篤信藏傳佛教並延續明代宮廷使用掐絲琺瑯器作為奢侈品的時空脈絡下,掐絲琺瑯燒造數量漸增,運用範圍亦擴及皇室生活的不同層面。因燒造技術成熟、材料來源穩定,使乾隆時期得以產造更為多彩、尺寸龐大並鍍金璀璨的掐絲琺瑯作品。此外,在乾隆皇帝以多寶格、百什件及配匣等不同收儲形式整理藏品的過程中,掐絲琺瑯也成為內府製作賞玩器的選項之一。這使我們得以在乾隆皇帝未撰文說明其對掐絲琺瑯工藝看法的情況下,能經由分析清宮舊藏掐絲琺瑯器的陳設與收儲方式,判斷乾隆皇帝對掐絲琺瑯器的想法。從結果來看,乾隆皇帝不僅妥善收藏內府燒造的景泰款掐絲琺瑯器,也給予部份乾隆年款掐絲琺瑯器同等於畫琺瑯、廣琺瑯之收納規格。其中,西洋風格掐絲鑲嵌畫琺瑯與藏傳佛事用器,及仿青銅器形和明代作品的掐絲琺瑯器是最受皇帝珍賞的類型。
    透過本文的整理,我們可了解乾隆時期掐絲琺瑯工藝的產造狀況,並更細緻地認識該批作品如何體現乾隆時期延續前朝工藝,並揉合歐洲、西藏、漢民族及滿蒙文化等不同因素,造就豐富多變的作品樣貌。藉此釐清宗教信仰、皇室生活、晚明賞鑑觀等不同因素對乾隆皇帝的影響,及該時期何以能夠締造掐絲琺瑯生產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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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1期

    北宋本洪芻《香後譜》辨正輯佚

    商海鋒

    北宋末洪芻(1066-1127?)所編香譜,實乃增修北宋中葉沈立《香譜》而成,原名《香後譜》。其主體部分,徽宗崇寧三年(1104)已近完成,時當洪氏中年。受舅父黃庭堅株連,洪芻捲入崇寧黨禁二十餘年,繼而靖康失節。洪譜因之禁毀而散佚,存世者無不錯漏淆亂。南宋初曾慥《類說》所據洪譜之舊鈔祖本,迥異且遠早於南宋末左圭《百川學海》所據洪譜之祖本。百川本的四部架構「品、異、事、法」缺亂,據宋元之際陳敬、陳浩卿父子《新纂香譜》繼承的隱含架構,可恢復洪譜原有的五部分類,即香之「品、異、法、事、文」。洪譜卷帙相應為五卷,非百川本的上下兩卷。洪譜原有篇幅,遠較百川本 147 條鴻富。據類說本及《郡齋讀書志》等,可新輯 22 條並洪芻自撰短跋 1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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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1期

    宮中行樂──仇英〈漢宮春曉〉研究

    許文美

    仇英(約 1494-1552)〈漢宮春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以長卷表現宮女們的不同活動,人物描繪細膩,構圖巧妙,為仇英仕女畫傑作。畫中部份段落與存 世仕女畫如傳五代顧閎中(活動於 10 世紀中葉)〈韓熙載夜宴圖〉、傳五代周文矩(約活動於 961-975)〈宮中圖〉、傳唐代張萱(約活動於 8 世紀)〈搗練圖〉等作品相仿。從仇英與十六世紀收藏界的密切關係來看,〈漢宮春曉〉應為臨摹古畫後的創作。然而,明代在仇英之前已有杜堇(約 1444- 約 1521)畫〈仿唐人仕女圖〉(上海博物館藏),兩幅皆為「宮廷春曉」題材的仕女畫。本文即藉此探討仇英〈漢宮春曉〉與「宮詞」文學傳統密不可分的關聯,以及此作受《宮詞》組詩影響,描繪宮廷仕女各式活動於一長卷,成為表現宮中行樂主題的獨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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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1期

    《西清古鑑》成書的時代脈絡

    吳曉筠

    清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1735-1795 在位)諭令大臣將紫禁城所藏精良古銅器編纂為《西清古鑑》一書。兩年後,於十六年(1751)集古銅器1529 件編成 40 卷本,並以〈錢譜〉16 卷為附錄。二十年(1755)完成武英殿本刻本。做為當時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古銅器圖譜,《西清古鑑》的出版是文化史中的一件大事。 
    過去的研究多對「西清四鑑」進行綜合研究,並就其本身及其中所載青銅器對乾隆皇帝的銅器收藏及其所蘊含的政治性進行討論。但乾隆皇帝為何會對古銅器感興趣?其感興趣的項目為何?編纂第一本銅器圖譜《西清古鑑》的背景為 何?這些問題以及乾隆皇帝、朝臣及內務府造辦處在古銅器的整理、運用上所具有的不同角色,均較少被探究,仍有更多面向的背景有待揭示。因此,本文通過分析過去較少注意的宮廷銅器陳設及整理、《西清古鑑》參與者背景,及造辦處各作間的合作關係,以做為進一步認識《西清古鑑》出現背景的補充。
    本文提出,《西清古鑑》是乾隆皇帝及其詞臣立基於古物鑑賞、儒學智識及歷 史考據編纂的圖譜。通過查考參與者的生平活動,並留意他們在乾隆朝文化事業的參與,瞭解《西清古鑑》的編纂是由乾隆皇帝、詞臣、內務府造辦處,乃至由宮外舉薦等多樣的背景組成。特別是由畫院畫畫人及琺瑯作來自廣東的畫琺瑯人共同完成器物圖繪的認識,對揭示不同工藝背景工匠間的合作,及瞭解造辦處各作之間的關係及管理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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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4期

    良渚.石峽文化「獸首鐲」研究

    江美英

    二十世紀晚期,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瑤山遺址,以及嶺南地區石峽文化石峽遺址分別出土一種玉環,在其外緣等距離地高浮雕相同造形的動物頭。這種玉環在傳統的古器物學中被稱為「蚩尤環」,但在今日考古學界多名之為「龍首鐲」。崧澤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遺址還出土一些高浮雕相同動物頭的小玉飾、璜與圓牌,顯然與所謂「龍首鐲」的發展有關。
    此後有學者分析器上高浮雕的動物頭特徵後,指出崧澤/良渚文化的這類紋飾具二元內涵,太湖東南至南部地區先民所雕並非「龍首」,而可能為「虎首」。筆者認為雖不易肯定動物頭的確定生物種屬,但這些動物頭具有短立耳、大眼、寬平鼻頭,應是獸類的共同特徵,本文乃稱之為「獸首鐲」。
    本文旨在探討此類「獸首鐲」,除詳加研究考古出土玉器資料外,也略整理相關學術研究史,並論證幾件傳世「獸首鐲」的時代性與文化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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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4期

    Illustrating the Efficacy of the Diamond Sutra in Vernacular Buddhism (通俗佛教版畫所見的金剛經靈驗力)

    Shih-shan Susan Huang (黃士珊)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ng-to-Ming printed illustrations celebrating the power of the Diamond Sutra, one of the most widely copi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East Asia. An integral part of printed copies of the Diamond Sutra, these illustrations reflect a strong popular taste appealing to common folks, connecting modern readers to a wider realm of vernacular Buddhism and popular Buddhist visual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where indigenous beliefs, popular images, and various religious practices are freely borrowed, converged, and re-packaged.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udy, "Buddhist Records of Magical Efficacy," identifies the round-trip of protagonists to the underworld, and the efficacy of prolonging life in Tang-to-Northern Song miracle tales of the Diamond Sutra as two recurring features carried on in the Southern Song-Ming illustrated versions. The second part, "Illustrations of Miracle Tales," examines illustrated miracle stories of the Diamond Sutra highlighting the underworld court, messengers from the underground, miraculous fungi, and magical writing. The third part, "Women in Vernacular Buddhist and Folklore Visual Cultures," turns to good and evil stereotypes of women pictured in selected miracle tales. The author then also explores the half-animal, half-woman demons subjugated by Buddhist guardians, whose images are juxtaposed with the illustrated miracle stories in the Ming versions. Finally, the fourth part, "Publishers and Donors," shifts to the social and religious context of the illustrated books of the Diamond Sutra. The extant Southern Song-Yuan woodcuts were likely printed by Hangzhou's commercial publishers. A donor's colophon and a hybrid Esoteric Buddhist pantheon in a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version points to a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in early Ming Beijing.

    金剛經乃東亞文化圈中流傳最廣的佛經之一。本文旨在探討南宋至明初金剛經版畫所描繪的金剛經靈驗故事。這些插圖反映了吸引大眾的民間品味,使吾人一窺傳統中國社會中,在吸納了本土信仰、通俗圖像、以及多元宗教習俗後所融匯而成的通俗佛教及視覺文化。全文共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佛教靈驗記」指出,往返冥府、續命延壽的故事主題,乃源自唐宋金剛經靈驗記書寫,並流傳到南宋至明木刻插圖版金剛經靈驗記的二大主題。第二部分「靈驗記插圖」,探討金剛經靈驗記版畫中的冥府、冥使來訪,以及與書經功德有關的芝草等靈驗表現。第三部分「通俗佛教及民俗視覺文化中的女性」,關注靈驗記版畫所見的女性善、惡面,以及明代金剛經版畫中,與靈驗記插圖併列的金剛圖像所添加的半人半獸女性鬼怪形象。第四部分「出版者與施主」,將重點轉移到金剛經木刻插圖出版的社會、宗教網絡。現存南宋、元版木刻版畫,可能都產自當時杭州的坊間印書店。一套帶有漢、梵合名之施主題記,以及混雜了密教與道教神群像的明初金剛經木刻版畫,則指向宣德年間北京城中的多元文化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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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4期

    日本出土的紫砂器及其相關問題

    王亮鈞

    宜興地區產出的紫砂器,隨著人員的移動或商品的流通,被運往中國其他省分與海外地區。以往學者曾介紹,宜興窯場匠師針對不同外銷市場,產生多樣化的造型與裝飾。本文所進行的嘗試,擬將視角轉向學界較為陌生、同為紫砂器外銷市場一環的日本、琉球列島,考察該地出土紫砂器的年代與類型,附帶討論相關議題。
    本文首先以日方學者的研究業績為基礎,參酌能大致掌握相對年代的出土、傳世品,梳理日本、琉球列島出土紫砂器的年代。進一步,藉由外觀特徵、成形方式的比對,一方面介紹紫砂器頗具特色的泥片相接技法,一方面說明日方發掘報告書所謂的「宜興窯」,實際上混雜了其他窯場之作。換言之,將回頭檢視作品產地的比對方案。釐清可能的年代、產地之後,紫砂器作為舶來品,其依何種途徑輸入日本、琉球列島,乃至於當地可能的使用、消費情形,亦為本文焦點。最 後,目光將集中於一類,以往學界認為專門輸往歐洲的作品─模印貼花紫砂器, 其於日本、琉球列島的出土、傳世情況,反思該類製品橫跨歐亞的外銷樣貌。簡言之,除了將紫砂器置於當時中日、中琉貿易網絡予以考察,並試圖與東印度公司商船輸往歐洲的紫砂器相較。冀望經由日本、琉球列島個案的梳理,呈顯其於紫砂器研究史中,所遺留的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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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3期

    唐玄宗〈鶺鴒頌〉書風探析及其於宋徽宗朝的意義轉化

    陳雪溱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書法名蹟〈鶺鴒頌〉,是唐玄宗(685-762;712-756 在位)以「鶺鴒友悌」為主題,歌詠兄弟之情的稱頌文辭。學界對其完成時間、書者身分、創作動機等方面有諸多討論,惟看法莫衷一是。〈鶺鴒頌〉筆畫渾厚、墨韻盎然,書風謹守〈蘭亭序〉與〈集字聖教序〉遺範,反映唐代皇室學習王羲之(303-361)系統之風尚。然而,此卷字體尺寸及筆畫粗細變化相當大,而且時有運筆遲滯、牽絲不連貫,以及缺乏行氣等不自然現象,因而長期被質疑為鉤摹本。〈鶺鴒頌〉作為一件重要的唐代皇帝御書,仍存有諸多疑點尚待解決。是以,本文擬藉由現存唐玄宗行書碑刻材料,梳理其演變風貌,並釐清〈鶺鴒頌〉是否出於玄宗之手;接著,進一步透過細部書蹟比對的方式,追溯〈鶺鴒頌〉與王羲之風格的具體關連,分析造成此卷書法不自然之可能原因。
    〈鶺鴒頌〉在歷代遞藏過程中,以北宋時期最值得關注。此卷「宣和七璽」齊全,又載於《宣和書譜》,拖尾接有蔡京(1047-1126)、蔡卞(1048-1117)跋文,惟二跋書蹟真偽尚待檢證。跋文內容記述政和五年(1115),曾有萬隻鶺鴒翔聚宮殿,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 在位)見此景後,親筆繪製〈鶺鴒圖〉且賦詩記之。透過跋文與相關文獻內容可知,「鶺鴒聚集宮殿」一事在宋徽宗朝所象徵的意涵,除了原本的「兄弟友悌」,更衍伸出「祥瑞」寓意。本文期望藉〈鶺鴒頌〉與相關問題的考察,能更全面審視唐玄宗的書法風貌,並追索此卷在書法史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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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3期

    古書中的推薦文──以南宋魏了翁雕版書法為中心

    許哲瑛

    宋版古籍的序跋有時與正文字體不同,呈現出鮮明的個人書風。本文嘗試將此類書跡定義為「雕版書法」,探討此一現象出現在宋代的發展脈絡,再以有墨跡存世可供對照的南宋理學家魏了翁(1178-1237)為中心,蒐得李壁(1159-1222)注《王荊文公詩》、陳思(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輯《書苑菁華》、衛湜(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禮記集說》、王德文(1190-1246)《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四部古籍為主要材料。
    筆者藉由觀察雕版書法形式、閱讀書序內容、聯繫相關人物網絡、歸納雕版書法性質等,推測刊者刻意保留書法原貌具有一定的彰顯意涵,而魏了翁所撰數篇書序,則可能反映了魏氏與不同求序者的關係。由此可以觀察到雕版書法的社會功能,並進一步省思書法於華人社會文化所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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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3期

    乾隆朝宮廷鍍金的材料與工藝技術

    賴惠敏、蘇德徵

    中國鍍金工藝在乾隆時代獲得長足進步,這與清帝國欲整合政治和宗教權力的需求有密切的關係。此時處於清帝國版圖擴張的階段,乾隆建造藏傳佛教寺廟 以吸引蒙古朝聖團,而這些寺廟使用了銅瓦鍍金和佛像。
    乾隆朝正逢十八世紀的全球化時代,中國與海外的物資和技術交流頻繁,利於鍍金工藝的蓬勃發展。本文第一步討論清宮取得與管理鍍金材料的方法,首先是金子在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準噶爾之後,由國內各地和藩屬國進貢到宮廷。水銀方面,則仰仗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進口。康熙以來,日本進口的高品質洋銅,為銅鍍金材料來源。
    其次從各項工程則例、工匠規範來闡述技術知識和管理。清代內務府檔案記載建造佛寺所需鍍金銅器物的製作過程,其相關的用料與技術可資證明乾隆皇帝對於鍍金工藝標準化和管理非常重視。此外,本文也強調清朝鍍金技術受到西藏工藝影響深遠,例如尼泊爾、西藏以及新疆工匠引入的鍛打銅胎、茜草拋光以及多層鍍金法等。因此,乾隆朝鍍金技術的成就不僅由於清宮投入大量的資源,還需歸功於多元文化之間密切的科學與藝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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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3期

    「君」臣同心:慈禧太后賞「御」書的政治意涵

    陳玉秀

    慈禧太后(1835-1908)掌權的清同治、光緒四十八年之間,留下不少書寫大字的活動紀錄及書法作品。習書法是她成就皇家大業的一種政治技巧;「御」書年終賞賜及祝壽臣工,也是她謹守祖宗家法,萬年法守的從政手段。她透過賞賜臣工書法大字的舉動,以攏絡天下臣民;臣工在謝恩賞摺中承諾對她的忠誠,提醒自己與其同心治理國事,戮力處理朝廷或轄區內的政務。受賞臣工視其書法大字如天賜的祥瑞,是預告能為他們排除困難及國事安康的先兆。慈禧太后「御」書大字是「君」臣溝通的媒介,為她的政治權謀留下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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