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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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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770
  • 2020年第37卷第2期

    孔廟與乾隆朝祭器的設置

    吳曉筠

    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反思明代祭器制度,並延續雍正皇帝頒賜曲阜孔廟復古祭器,進行遵古改造皇朝祭器,並載於《皇朝禮器圖式》。在檢視相關資料時,發現這些號稱依據周代儒家禮儀經典而來的器形,與今日所認知的周代器物,或宋代仿古禮器、金石圖譜著錄的三代器物有明顯差異。這一時期也恰為乾隆皇帝整理內府古銅器並開始編修《西清古鑑》,但卻無明確參考內府周代青銅器形制製作祭器的現象。乾隆皇帝改制祭器所遵循的古代為何?充斥宮廷的三代彝器是否曾對祭器或祭儀產生影響?是本文欲探討的問題。
    本文分析雍正皇帝頒賜曲阜孔廟的祭器及乾隆皇帝的遵古改造祭器,提出遵古祭器所依循的古代,是由儒家經典的文字說明闡釋意義,廟學脈絡汲取古代祭器意象,再參酌明代禮器,並加入部分當代創新。另一方面,對曲阜孔廟的關注,也帶來了將周代銅器置入皇帝親祀孔廟的改變。本文追索乾隆皇帝頒賜孔廟的三套銅器的配置過程,說明內府的古代銅器鑑賞知識及陳設方式如何影響了三套銅器的器類選擇、配件製作,進而改變了釋奠祭器陳設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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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2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緙繡〈開泰圖〉及相關作品研究

    胡櫨文 「開泰圖」是由騎羊富貴小兒與羊群組成的冬至節慶吉祥圖樣,以往研究多關注其諧音指事的圖象意義或庶民傾向,忽略作品的藝術特質。本文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緙繡〈開泰圖〉為中心,聯結相關作品,從材質、製作及贊助者的角度切入,分析這些作品在文化史上的價值。
    首先,經由觀察織造特徵論證〈開泰圖〉與大都會博物館〈迎春圖〉的關係,並根據風格與結構分析對兩件作品定年提出看法。其次,藉整理相關畫軸的空間處理形式,審視以〈開泰圖〉為代表所形成之傳統圖式的變化,並解讀其歷史意義。最終舉清仿〈開泰圖〉作品調整局部圖象之例,印證學者對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畫院指導原則的研究成果。透過聚焦「開泰」相關作品的畫面結構與技法表現,期以更正確解讀宮廷製作的開泰圖在元、明、清三朝畫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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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1期

    蘇州片畫家黃彪研究

    邱士華

    「蘇州片」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對於具體的畫家、工坊、時代與區域風格的認識依然模糊不清。本文的研究焦點「蘇州片」畫家黃彪,在文獻中他因偽造〈清明上河圖〉而聲名頗著,在通常故意隱匿真實姓名的蘇州片畫家群裡,是難得身份清楚的例子。
    然而,過去許多學者誤將同時期「王彪」與「黃彪」相混,並將王彪的畫作當成黃彪的唯一作品廣為引用。本文突破黃彪缺乏圖文資料的困境,除引用「偽好物」特展圖錄刊載之黃彪〈畫九老圖〉及〈秋原獵騎〉以外,另提供〈抗倭圖〉、〈耆英盛會〉與〈參同契〉、〈自書後杞菊賦〉等黃彪相關書畫作品,結合明清文集中黃彪史料,建立對這位「蘇州片」畫家自 1550 年代至 1590 年代畫業生涯及其家世的掌握。
    就黃彪此一個案,可瞭解這位活動於十六世紀中後期的「蘇州片」畫家,原以繪製人物肖像為本業,亦為收藏家摹製收藏,同時卻也偽造簽款,做出欺人眼目的偽古書畫作品。黃彪所往來的文士對他偽造書畫顯然知情,不過依然留存其作品,加上黃彪自己在〈畫九老圖〉題跋中,將自己複製古代作品,詮釋成「重圖以繼絕」的作為,透露著明代後期從鑑賞家到實際製作者,對摹古、偽古不完全否定的複雜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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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1期

    用作禮物賞賜的錠子藥:清前期的藥物知識及其在政治場域中的運作

    劉世珣

    清代諸帝之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以權術馭下聞名,強調寬猛並濟,賞罰分明,恩威並重。他們時常賞賜錠子藥、人參、鹿藥、蛇藥、德里鴉噶、平安丸、人馬平安散等藥物給京城內外的各級文武大臣。當中,又以錠子藥的賜予最為頻繁,且恩賞次數遠高於其他藥物。因此,本文將以清代前期清宮錠子藥為考察的對象,反思幾個問題:首先,錠子藥究竟為何種藥物?傳統醫藥典籍如何論述此藥?其次,滿洲皇帝在錠子藥賞賜的過程中,展示何種語言與姿態?有何行為模式?大臣們收到錠子藥之後,又是如何回應?再次,作為禮物的藥物實為一個樞紐,連結著贈予、接收與回饋。這樣的流通,如何將皇帝與大臣連繫在一起?形成何種關係網絡?象徵君臣之間何種權利與義務?本文擬探究的,不僅是錠子藥本身在傳統中國藥物中的地位,更在於從醫療政治史的角度,檢視錠子藥賞賜背後的象徵隱喻。希冀透過本文的探討,有助於釐清錠子藥的相關知識及其在政治場域中的操作脈絡,進而對醫療與政治的關係有更為深入的理解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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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1期

    雍正帝贈送曲阜孔廟的祭器──畫琺瑯五供與銅簠簋

    陳芳妹

    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的琺瑯供器與簠簋銅祭器,可能因為送禮者在位時間較康熙與乾隆帝皆短,復因禮物珍藏在曲阜孔廟,其意義殊少引起學界關注。
    本文以為畫琺瑯五供及其典型,從贊助者情境、製造情境與不同使用情境間的位移,呈現複雜的情境間的交錯網,對理解其視覺特色是不可忽視的視角。本文想先從此器群最直接被使用而尚未被充分討論的釋奠祭器發展史角度談起。進而希望在其與畫琺瑯及五供發展史的三線交會中,由「物」及於「人」,以為贊助者贊助時所身處的皇帝身分的複雜歷史情境,對此群物的理解很重要。此贊助者的複雜情境,為銅胎畫琺瑯五供在釋奠祭器史、畫琺瑯史及五供史三線交會中,協助說明銅胎畫琺瑯五供在工藝發展史及禮制史上的意義。
    本文論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此銅胎畫琺瑯五供在工藝發展史及禮制史上的意義,贊助者的複雜情境,為銅胎畫琺瑯五供在釋奠祭器史、畫琺瑯史及五供史三線交會中,提供理解的視角。再者,銅胎畫琺瑯五供之外,雍正庚戍(1730)紀年銅簠簋等禮物,本文將論及其與乾隆帝《皇朝禮器圖式》制禮的關係,以重建被忽視的雍正朝在清帝國國家禮儀禮器形成過程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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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1期

    「宋畫」的檢擇:1930年代故宮藏畫之公開及其對重構畫史的貢獻

    陳韻如

    「宋畫」顧名思義是指「創作於宋代的畫作」,但什麼樣的作品可稱為「宋畫」或歸入「宋代」,在畫史研究進程中也有不同的認識與判定。然而,過去不同階段對「宋畫」的檢擇脈絡,不應成為學術研究推進後的糟粕。特別是 1930 年代的故宮博物院成立初期,清宮秘藏畫作的大量公開即牽動了對「宋畫」認識的架構與標準。其中,《故宮》、《故宮周刊》、《故宮書畫集》等出版品所刊載的書畫作品資料,成為此後研究「宋畫」之關鍵礎石。本文首先介紹此三份刊物的刊行概況、分析其所檢擇出的「宋畫」清冊特色、考察其選評準則,並輔以故宮成立初期之相關展覽成果,相互檢視其對形塑「宋畫」之作用。最後,舉以北宋山水畫風為例,探討 1930 年代故宮藏畫公開歷程的影響,顯示其於畫史名家、大幅尺 寸、具有題識等畫作之優先考量外,更有對於「筆墨」品質之講究傳統的繼承;而此一繼承所由,一方面潛藏於故宮內部作業所依據的文物記錄清冊或文獻,另一方面也受惠於其對文物作品之直接接觸。在此之後,故宮所藏「宋畫」因其公開而成為後續畫史研究的重要作品群,可謂是形塑「宋畫」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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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4期

    抄撰中的醫書──敦煌醫學文書P.3287所見中古醫學書籍的再生產與醫經權威的重構

    陳昊

    敦煌文書 P.3287 寫本首尾均殘,現存 149 行文字。以往研究將其視為五本古 醫書的合抄,因而將其分別校錄並擬題。但若觀察此文書的「整體趨向」,它顯然不是毫無頭緒的胡亂抄寫,也不是從不同的醫書中抄寫類似或有關聯的段落。此寫本整體應該被看成一本「書」,而不要將其看成不同的醫學經典抄寫在同一寫本上。同時,對其的觀察,也需要將抄撰視為一個進行中的過程,才能剝離其中不同的文本權威衝突和塑造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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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1 MB 下載次數: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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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4期

    中藥材牛黃的生產歷史及其本草藥圖所涉及的知識結構

    陳元朋

    牛黃的古典文本記錄史,是一個可以深究的議題。因為,就在本草文本代代相承那些有關牛黃取得的神異傳說的同時,實證性的牛黃取得事蹟也在中世以降的記錄者筆端不斷積累。然而,在博物知識的專業文本裡,「真實」仍然無法徹底代換那些傳統性的「神異」。這也就是說,儘管「殺牛取黃」的前代實證事例早已問世流布,但這藥學文本在圖繪牛黃取得方式時,描摹的卻仍是「喝迫取黃」的畫面。那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博物認知:大聲喝斥並鞭笞一隻病牛,讓這隻可憐的動物從嘴裡吐出牛黃來。
    藥圖當然不是藥學的全部,但這種以寫真為理想的圖繪,終究還是涵蘊了中國本草學術的知識格局,而本文以之為探究古代藥學知識結構之個案的邏輯基礎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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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4期

    現代中醫外、傷科的知識轉型──以醫籍和報刊為主的分析(1912-1949)

    皮國立

    現代中國,處於中西醫論爭的氛圍中,傳統中醫受到各方面知識轉型的挑戰。過去有關近現代中醫史之研究,較偏重書寫內科的歷史,對外科技術之發展與變化缺少著墨。本文注意到,自晚清以來,「西醫長於外科,中醫長於內科」的既存印象,深植人心,足見中醫在外、傷科的發展上有其時代困境。若再考慮現代中國的戰爭紛擾,醫界對外傷、急救等新式知識的迫切需求,即可推論出這個時代中醫在整體外、傷科疾病的挑戰與亟待回應之處。本文主要透過《中醫古籍總目》的調查,先行整理出〈民國時期外傷科醫書出版統計表〉,並以此為基礎,來分析現代中醫外、傷科醫籍的刊行與知識內涵。此外,本文還輔以當時期刊資料,梳理當時外傷科的言論,分析外科醫者對自身處境與地位之看法,加上與中醫文獻的互為對照,整體彰顯這個時代中醫外傷科知識的轉型層面。本文最後希望回答一個大的學術關懷,這類醫籍和當時刊載於報刊上的相關知識,說明了哪些可能對現代中醫造成的影響?在這些變革之外,既有的「內科化」趨勢是否造成了什麼限制?全文在分析大的歷史發展脈絡基礎上,也聚焦於現代中醫於文獻、藥物、理論匯通等幾個內涵,以梳理中醫學術之發展,豐富現代中醫知識史的整體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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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4期

    「球紋」流轉──從高麗青瓷和宋代的球紋談起

    謝明良

    本文討論球紋的幾個面向。(一)從北宋《營造法式》的「毬紋」附圖來確認高麗青瓷同類紋樣即「毬紋」(球紋)。(二)梳理宋代球紋的流行情況及其可能的淵源,認為其應是來自西方的圖紋。(三)球紋和中國外圓內有方孔錢紋的混滆,以及球紋和獅子母題的結合,即球紋的中國化的問題。(四)東亞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的球紋飾。(五)中國化球紋逆向影響西亞和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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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7 MB 下載次數: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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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3期

    《黃帝蝦蟇經》之版本比較研究──以「隨月生毀人形圖」為考察中心

    鄭宛鈞、楊仕哲

    《黃帝蝦蟇經》是一本著錄時日禁忌的醫書。書中表示在進行針灸、服藥等醫療行為時必須避開某些特定的時日,若是不小心在禁忌時日進行醫療,可能會導致各種疾病,甚至死亡。回顧過往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從《醫心方》所輯錄的條文與《黃帝蝦蟇經》進行比對,或者討論時日針灸禁忌的源流。版本方面,則多僅就衛生彙編本的內容來探討,至於《黃帝蝦蟇經》的臨摹影寫舊抄本卻罕有論及。令人欣喜的是,《黃帝蝦蟇經》臨摹影寫舊抄本的現世,使得原來單一來源的文本有了可討論的空間。不僅如此,即便是同樣衛生彙編本的《黃帝蝦蟇經》,也因為受到不同的時空流轉而有了相異的書籍生命經驗。職是之故,本文旨在透過不同版本的《黃帝蝦蟇經》來看時日禁忌的傳布與轉變,並且以「隨月生毀人形圖」為考察中心。思想載體的輾轉易手,精神的永續不滅,都是我們追尋《黃帝蝦蟇經》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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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3期

    藥物與犯罪:清代刑案所見麻藥的使用及其風險

    吳靜芳

    藥物是雙面刃。相同的藥物在正確的使用方法下,能發揮治療病痛的正面效果。相反地,在濫用或惡用的情況下,將產生危害人體健康乃至喪命的負面作用。麻藥也是如此,若正確地施用於外科治療上,能緩解患者的疼痛,並給予醫者更充裕的時間施術。然而,從文人筆記、小說與檔案紀錄來看,使人不感痛覺甚至喪失知覺的麻藥往往也被當作犯罪工具,幫助犯人遂行竊盜或誘拐等違法行為。究竟這些與麻藥相關的醫藥知識如何在民間傳布?又,利用麻藥遂行犯罪之人如何取得藥物?而官員對於使用麻藥犯罪案件有何因應對策?對此,本文擬以麻藥的惡用為中心,透過迷竊與迷拐案件的分析,探究清代社會藥物與犯罪的關聯,藉以反映明清以來醫藥知識普及化的情況下,藥物的不當使用對於民眾生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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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4 MB 下載次數: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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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3期

    晚清天津民間醫士的防疫與宣傳活動──以「鐵如意軒」及「敬慎醫室」為例

    鄭永昌

    晚清光緒後期,天津地區曾先後經歷霍亂與鼠疫的威脅,由於地方民眾缺乏個人衛生習慣與外在環境寒暑變化不定等因素,疫病傳染快速並造成嚴重人口死亡,加上國家政府財政困難,外國勢力對地方衛生的干涉,促使天津地區在地社會士紳紛紛投入防疫與衛生宣導等活動。就目前資料所見,當地醫士徐延祚開設的「鐵如意軒」以及丁國瑞所設之「敬慎醫室」兩者留下了較為豐富的紀錄,從中可以反映晚清天津地區人民面對災疫肆虐的威脅下,地方士紳在重建社會、教育人民與保衛地方醫療主權過程上,扮演怎樣的角色。
    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共計三節,首先針對晚清天津地區分別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霍亂大流行與宣統二年(1910)底爆發的鼠疫,探討清末天津地區瘟疫對社會的影響情形;其次透過目前已有的相關研究、天津地區發行的報紙、方志文獻與文集筆記等資料,分別介紹此兩次災疫過程中,徐延祚與丁國瑞兩人的個人背景與行醫經歷;最後藉由兩位醫士投入防疫與宣導教育活動過程,了解天津地區在國家與社會,中醫與西醫、清政府與列強各種複雜關係中,地方醫士推動防疫活動的重要內容與面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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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3期

    橫向與極度縱向之間:梅清的黃山意象(1689-1695)

    李淑卿

    梅清在世時,好友俞綬即曾指出其畫作已真贗參錯。「黃山派」因自 1930 年代開始被提出,梅清與石濤、弘仁遂被稱為該畫派三大師,此後乃有更多作偽者選他的黃山畫作為藍本,因而真偽混雜日益嚴重,導致學界未能確實瞭解其黃山畫作的真面貌。近二、三十年來,有四件梅清黃山畫作陸續被公開,包含一套極重要卻分散各博物館的八景屏,然皆未受重視,故對其黃山畫作實有重新探索的必要。這些新資料讓我們首次有機會,能較完整地去考察梅清心眼中的黃山在1689 年至 1695 年間如何轉變。
    本文首先釐清梅清第一次登上黃山的時間,其次推論此次歸來少畫黃山的諸因素,接著著重探索他於 1678 年、1690 年遊黃山後,各如何描繪黃山。透過對梅清八件可信度高且有紀年的黃山畫作分析比較後,除了解其風格演變過程,更發現他最後理想的黃山意象是極度的縱向,而非大多數學者所熟識的橫向。最後,據其風格發展,嘗試為其一件無紀年黃山冊頁訂定最可能的創作時段。冀本文不僅可作為推斷梅清其他無紀年黃山畫作年代的根據,更能作為辨識其黃山作品真偽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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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2期

    〈煙江疊嶂圖〉與董其昌的政治隱情

    孫明道

    在董其昌(1555-1636)的藝術世界中,圍繞〈煙江疊嶂圖〉的書法與繪畫創作,值得注意。一方面,作為有影響力的鑒賞家和借古開新的藝術家,董其昌試圖通過藝術實踐建立與古人及古代作品之間的聯繫;另一方面,作為晚明時期身處政治漩渦之中的官員,董其昌並非如朋友吹噓的那樣對於個人得失不起情感波瀾。〈煙江疊嶂圖〉作為一個把蘇軾(1037-1101)、王詵(約 1048- 約 1104)、王定國(約 1048- 約 1117)聯繫起來的藝術事件,所透露出的政治背景及藝術態度,為人重視。在特殊時期,董其昌通過持續不斷的〈煙江疊嶂圖〉的書法或繪畫創作,進行他與相關藝術史、政治史的主動聯繫,並以此抒發個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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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2期

    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八年(1743)重裝百什件為例

    侯怡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許多箱匣盒,裡面收有各式古玩,被稱為「多寶格」。其中有件在乾隆時期被命名為〈集瓊藻〉,在檔案中,〈集瓊藻〉這類箱匣盒都被稱為「百什件」。釐清長久以來「百什件」與「多寶格」的不同,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透過檔案與現存實物對照了解「百什件」,將焦點放在乾隆八年乾隆皇帝所重新裝配之 9 份百什件,其中 5 份從名字對照為本院所收。此時間點,不僅提供百什件重裝的清楚年代,亦是百什件定年的重要年代。從蟲蛀的近因瞭解百什件為何重裝,到五日一看的規定,可知乾隆皇帝對於各種細節的重視,確實看到這些百什件製作上的精美與考究,同時也建立了乾隆朝樣式的百什件,由外箱選擇,到內部古玩的確定,再搭配座架或屜板,甚或名色摺子及外套箱,都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用心與堅持,以及重裝時乾隆皇帝的種種要求,對於百什件製作的影響。
    藉由院藏 5 份百什件之研究,可從內而外看到乾隆皇帝初期對於「百什件」的整理,甚至可以以此做為訂年之基準,對於認識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百什件」提供基礎知識,做為瞭解其餘百什件,是如何依循先前所建立之製作原則不斷複製及模仿,創造出許多令人驚艷的作品。此外,從這些「百什件」的重裝過程與呈現出的各種類型,來了解乾隆時期百什件製作的歷程與基本樣貌。透過本文可對院藏此類有趣且包含各種工藝的「百什件」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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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2期

    乾隆時期掐絲琺瑯的轉變──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中心

    胡櫨文

    乾隆時期的掐絲琺瑯器是傳世作品中數量最多、風格最為明確的一批,學者曾試圖分析這批作品的類型,惜至今對此時期掐絲琺瑯工藝的研究多僅就風格及器形進行初步討論,並無專文論述。本文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首先欲探討此時期掐絲琺瑯工藝的製作技法與作品風格的關係,釐清帝國經濟和工藝發展的連結;其次,經由梳理乾隆皇帝收藏掐絲琺瑯器的脈絡,分析其鑑賞觀,解讀乾隆時期掐絲琺瑯器在文化史上與前朝的異同。
    乾隆時期無論是對琺瑯色料燒造技術或銅礦進口均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同時,鍍金技術亦受藏傳佛教影響而臻上乘。在皇帝個人篤信藏傳佛教並延續明代宮廷使用掐絲琺瑯器作為奢侈品的時空脈絡下,掐絲琺瑯燒造數量漸增,運用範圍亦擴及皇室生活的不同層面。因燒造技術成熟、材料來源穩定,使乾隆時期得以產造更為多彩、尺寸龐大並鍍金璀璨的掐絲琺瑯作品。此外,在乾隆皇帝以多寶格、百什件及配匣等不同收儲形式整理藏品的過程中,掐絲琺瑯也成為內府製作賞玩器的選項之一。這使我們得以在乾隆皇帝未撰文說明其對掐絲琺瑯工藝看法的情況下,能經由分析清宮舊藏掐絲琺瑯器的陳設與收儲方式,判斷乾隆皇帝對掐絲琺瑯器的想法。從結果來看,乾隆皇帝不僅妥善收藏內府燒造的景泰款掐絲琺瑯器,也給予部份乾隆年款掐絲琺瑯器同等於畫琺瑯、廣琺瑯之收納規格。其中,西洋風格掐絲鑲嵌畫琺瑯與藏傳佛事用器,及仿青銅器形和明代作品的掐絲琺瑯器是最受皇帝珍賞的類型。
    透過本文的整理,我們可了解乾隆時期掐絲琺瑯工藝的產造狀況,並更細緻地認識該批作品如何體現乾隆時期延續前朝工藝,並揉合歐洲、西藏、漢民族及滿蒙文化等不同因素,造就豐富多變的作品樣貌。藉此釐清宗教信仰、皇室生活、晚明賞鑑觀等不同因素對乾隆皇帝的影響,及該時期何以能夠締造掐絲琺瑯生產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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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1期

    北宋本洪芻《香後譜》辨正輯佚

    商海鋒

    北宋末洪芻(1066-1127?)所編香譜,實乃增修北宋中葉沈立《香譜》而成,原名《香後譜》。其主體部分,徽宗崇寧三年(1104)已近完成,時當洪氏中年。受舅父黃庭堅株連,洪芻捲入崇寧黨禁二十餘年,繼而靖康失節。洪譜因之禁毀而散佚,存世者無不錯漏淆亂。南宋初曾慥《類說》所據洪譜之舊鈔祖本,迥異且遠早於南宋末左圭《百川學海》所據洪譜之祖本。百川本的四部架構「品、異、事、法」缺亂,據宋元之際陳敬、陳浩卿父子《新纂香譜》繼承的隱含架構,可恢復洪譜原有的五部分類,即香之「品、異、法、事、文」。洪譜卷帙相應為五卷,非百川本的上下兩卷。洪譜原有篇幅,遠較百川本 147 條鴻富。據類說本及《郡齋讀書志》等,可新輯 22 條並洪芻自撰短跋 1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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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1期

    宮中行樂──仇英〈漢宮春曉〉研究

    許文美

    仇英(約 1494-1552)〈漢宮春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以長卷表現宮女們的不同活動,人物描繪細膩,構圖巧妙,為仇英仕女畫傑作。畫中部份段落與存 世仕女畫如傳五代顧閎中(活動於 10 世紀中葉)〈韓熙載夜宴圖〉、傳五代周文矩(約活動於 961-975)〈宮中圖〉、傳唐代張萱(約活動於 8 世紀)〈搗練圖〉等作品相仿。從仇英與十六世紀收藏界的密切關係來看,〈漢宮春曉〉應為臨摹古畫後的創作。然而,明代在仇英之前已有杜堇(約 1444- 約 1521)畫〈仿唐人仕女圖〉(上海博物館藏),兩幅皆為「宮廷春曉」題材的仕女畫。本文即藉此探討仇英〈漢宮春曉〉與「宮詞」文學傳統密不可分的關聯,以及此作受《宮詞》組詩影響,描繪宮廷仕女各式活動於一長卷,成為表現宮中行樂主題的獨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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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1期

    《西清古鑑》成書的時代脈絡

    吳曉筠

    清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1735-1795 在位)諭令大臣將紫禁城所藏精良古銅器編纂為《西清古鑑》一書。兩年後,於十六年(1751)集古銅器1529 件編成 40 卷本,並以〈錢譜〉16 卷為附錄。二十年(1755)完成武英殿本刻本。做為當時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古銅器圖譜,《西清古鑑》的出版是文化史中的一件大事。 
    過去的研究多對「西清四鑑」進行綜合研究,並就其本身及其中所載青銅器對乾隆皇帝的銅器收藏及其所蘊含的政治性進行討論。但乾隆皇帝為何會對古銅器感興趣?其感興趣的項目為何?編纂第一本銅器圖譜《西清古鑑》的背景為 何?這些問題以及乾隆皇帝、朝臣及內務府造辦處在古銅器的整理、運用上所具有的不同角色,均較少被探究,仍有更多面向的背景有待揭示。因此,本文通過分析過去較少注意的宮廷銅器陳設及整理、《西清古鑑》參與者背景,及造辦處各作間的合作關係,以做為進一步認識《西清古鑑》出現背景的補充。
    本文提出,《西清古鑑》是乾隆皇帝及其詞臣立基於古物鑑賞、儒學智識及歷 史考據編纂的圖譜。通過查考參與者的生平活動,並留意他們在乾隆朝文化事業的參與,瞭解《西清古鑑》的編纂是由乾隆皇帝、詞臣、內務府造辦處,乃至由宮外舉薦等多樣的背景組成。特別是由畫院畫畫人及琺瑯作來自廣東的畫琺瑯人共同完成器物圖繪的認識,對揭示不同工藝背景工匠間的合作,及瞭解造辦處各作之間的關係及管理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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