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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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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770
  • 2018年第35卷第4期

    良渚.石峽文化「獸首鐲」研究

    江美英

    二十世紀晚期,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瑤山遺址,以及嶺南地區石峽文化石峽遺址分別出土一種玉環,在其外緣等距離地高浮雕相同造形的動物頭。這種玉環在傳統的古器物學中被稱為「蚩尤環」,但在今日考古學界多名之為「龍首鐲」。崧澤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遺址還出土一些高浮雕相同動物頭的小玉飾、璜與圓牌,顯然與所謂「龍首鐲」的發展有關。
    此後有學者分析器上高浮雕的動物頭特徵後,指出崧澤/良渚文化的這類紋飾具二元內涵,太湖東南至南部地區先民所雕並非「龍首」,而可能為「虎首」。筆者認為雖不易肯定動物頭的確定生物種屬,但這些動物頭具有短立耳、大眼、寬平鼻頭,應是獸類的共同特徵,本文乃稱之為「獸首鐲」。
    本文旨在探討此類「獸首鐲」,除詳加研究考古出土玉器資料外,也略整理相關學術研究史,並論證幾件傳世「獸首鐲」的時代性與文化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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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4期

    Illustrating the Efficacy of the Diamond Sutra in Vernacular Buddhism (通俗佛教版畫所見的金剛經靈驗力)

    Shih-shan Susan Huang (黃士珊)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ng-to-Ming printed illustrations celebrating the power of the Diamond Sutra, one of the most widely copi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East Asia. An integral part of printed copies of the Diamond Sutra, these illustrations reflect a strong popular taste appealing to common folks, connecting modern readers to a wider realm of vernacular Buddhism and popular Buddhist visual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where indigenous beliefs, popular images, and various religious practices are freely borrowed, converged, and re-packaged.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udy, "Buddhist Records of Magical Efficacy," identifies the round-trip of protagonists to the underworld, and the efficacy of prolonging life in Tang-to-Northern Song miracle tales of the Diamond Sutra as two recurring features carried on in the Southern Song-Ming illustrated versions. The second part, "Illustrations of Miracle Tales," examines illustrated miracle stories of the Diamond Sutra highlighting the underworld court, messengers from the underground, miraculous fungi, and magical writing. The third part, "Women in Vernacular Buddhist and Folklore Visual Cultures," turns to good and evil stereotypes of women pictured in selected miracle tales. The author then also explores the half-animal, half-woman demons subjugated by Buddhist guardians, whose images are juxtaposed with the illustrated miracle stories in the Ming versions. Finally, the fourth part, "Publishers and Donors," shifts to the social and religious context of the illustrated books of the Diamond Sutra. The extant Southern Song-Yuan woodcuts were likely printed by Hangzhou's commercial publishers. A donor's colophon and a hybrid Esoteric Buddhist pantheon in an early fifteenth-century version points to a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in early Ming Beijing.

    金剛經乃東亞文化圈中流傳最廣的佛經之一。本文旨在探討南宋至明初金剛經版畫所描繪的金剛經靈驗故事。這些插圖反映了吸引大眾的民間品味,使吾人一窺傳統中國社會中,在吸納了本土信仰、通俗圖像、以及多元宗教習俗後所融匯而成的通俗佛教及視覺文化。全文共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佛教靈驗記」指出,往返冥府、續命延壽的故事主題,乃源自唐宋金剛經靈驗記書寫,並流傳到南宋至明木刻插圖版金剛經靈驗記的二大主題。第二部分「靈驗記插圖」,探討金剛經靈驗記版畫中的冥府、冥使來訪,以及與書經功德有關的芝草等靈驗表現。第三部分「通俗佛教及民俗視覺文化中的女性」,關注靈驗記版畫所見的女性善、惡面,以及明代金剛經版畫中,與靈驗記插圖併列的金剛圖像所添加的半人半獸女性鬼怪形象。第四部分「出版者與施主」,將重點轉移到金剛經木刻插圖出版的社會、宗教網絡。現存南宋、元版木刻版畫,可能都產自當時杭州的坊間印書店。一套帶有漢、梵合名之施主題記,以及混雜了密教與道教神群像的明初金剛經木刻版畫,則指向宣德年間北京城中的多元文化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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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4期

    日本出土的紫砂器及其相關問題

    王亮鈞

    宜興地區產出的紫砂器,隨著人員的移動或商品的流通,被運往中國其他省分與海外地區。以往學者曾介紹,宜興窯場匠師針對不同外銷市場,產生多樣化的造型與裝飾。本文所進行的嘗試,擬將視角轉向學界較為陌生、同為紫砂器外銷市場一環的日本、琉球列島,考察該地出土紫砂器的年代與類型,附帶討論相關議題。
    本文首先以日方學者的研究業績為基礎,參酌能大致掌握相對年代的出土、傳世品,梳理日本、琉球列島出土紫砂器的年代。進一步,藉由外觀特徵、成形方式的比對,一方面介紹紫砂器頗具特色的泥片相接技法,一方面說明日方發掘報告書所謂的「宜興窯」,實際上混雜了其他窯場之作。換言之,將回頭檢視作品產地的比對方案。釐清可能的年代、產地之後,紫砂器作為舶來品,其依何種途徑輸入日本、琉球列島,乃至於當地可能的使用、消費情形,亦為本文焦點。最 後,目光將集中於一類,以往學界認為專門輸往歐洲的作品─模印貼花紫砂器, 其於日本、琉球列島的出土、傳世情況,反思該類製品橫跨歐亞的外銷樣貌。簡言之,除了將紫砂器置於當時中日、中琉貿易網絡予以考察,並試圖與東印度公司商船輸往歐洲的紫砂器相較。冀望經由日本、琉球列島個案的梳理,呈顯其於紫砂器研究史中,所遺留的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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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3期

    唐玄宗〈鶺鴒頌〉書風探析及其於宋徽宗朝的意義轉化

    陳雪溱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書法名蹟〈鶺鴒頌〉,是唐玄宗(685-762;712-756 在位)以「鶺鴒友悌」為主題,歌詠兄弟之情的稱頌文辭。學界對其完成時間、書者身分、創作動機等方面有諸多討論,惟看法莫衷一是。〈鶺鴒頌〉筆畫渾厚、墨韻盎然,書風謹守〈蘭亭序〉與〈集字聖教序〉遺範,反映唐代皇室學習王羲之(303-361)系統之風尚。然而,此卷字體尺寸及筆畫粗細變化相當大,而且時有運筆遲滯、牽絲不連貫,以及缺乏行氣等不自然現象,因而長期被質疑為鉤摹本。〈鶺鴒頌〉作為一件重要的唐代皇帝御書,仍存有諸多疑點尚待解決。是以,本文擬藉由現存唐玄宗行書碑刻材料,梳理其演變風貌,並釐清〈鶺鴒頌〉是否出於玄宗之手;接著,進一步透過細部書蹟比對的方式,追溯〈鶺鴒頌〉與王羲之風格的具體關連,分析造成此卷書法不自然之可能原因。
    〈鶺鴒頌〉在歷代遞藏過程中,以北宋時期最值得關注。此卷「宣和七璽」齊全,又載於《宣和書譜》,拖尾接有蔡京(1047-1126)、蔡卞(1048-1117)跋文,惟二跋書蹟真偽尚待檢證。跋文內容記述政和五年(1115),曾有萬隻鶺鴒翔聚宮殿,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 在位)見此景後,親筆繪製〈鶺鴒圖〉且賦詩記之。透過跋文與相關文獻內容可知,「鶺鴒聚集宮殿」一事在宋徽宗朝所象徵的意涵,除了原本的「兄弟友悌」,更衍伸出「祥瑞」寓意。本文期望藉〈鶺鴒頌〉與相關問題的考察,能更全面審視唐玄宗的書法風貌,並追索此卷在書法史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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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3期

    古書中的推薦文──以南宋魏了翁雕版書法為中心

    許哲瑛

    宋版古籍的序跋有時與正文字體不同,呈現出鮮明的個人書風。本文嘗試將此類書跡定義為「雕版書法」,探討此一現象出現在宋代的發展脈絡,再以有墨跡存世可供對照的南宋理學家魏了翁(1178-1237)為中心,蒐得李壁(1159-1222)注《王荊文公詩》、陳思(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輯《書苑菁華》、衛湜(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禮記集說》、王德文(1190-1246)《註鶴山先生渠陽詩》四部古籍為主要材料。
    筆者藉由觀察雕版書法形式、閱讀書序內容、聯繫相關人物網絡、歸納雕版書法性質等,推測刊者刻意保留書法原貌具有一定的彰顯意涵,而魏了翁所撰數篇書序,則可能反映了魏氏與不同求序者的關係。由此可以觀察到雕版書法的社會功能,並進一步省思書法於華人社會文化所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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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3期

    乾隆朝宮廷鍍金的材料與工藝技術

    賴惠敏、蘇德徵

    中國鍍金工藝在乾隆時代獲得長足進步,這與清帝國欲整合政治和宗教權力的需求有密切的關係。此時處於清帝國版圖擴張的階段,乾隆建造藏傳佛教寺廟 以吸引蒙古朝聖團,而這些寺廟使用了銅瓦鍍金和佛像。
    乾隆朝正逢十八世紀的全球化時代,中國與海外的物資和技術交流頻繁,利於鍍金工藝的蓬勃發展。本文第一步討論清宮取得與管理鍍金材料的方法,首先是金子在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準噶爾之後,由國內各地和藩屬國進貢到宮廷。水銀方面,則仰仗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進口。康熙以來,日本進口的高品質洋銅,為銅鍍金材料來源。
    其次從各項工程則例、工匠規範來闡述技術知識和管理。清代內務府檔案記載建造佛寺所需鍍金銅器物的製作過程,其相關的用料與技術可資證明乾隆皇帝對於鍍金工藝標準化和管理非常重視。此外,本文也強調清朝鍍金技術受到西藏工藝影響深遠,例如尼泊爾、西藏以及新疆工匠引入的鍛打銅胎、茜草拋光以及多層鍍金法等。因此,乾隆朝鍍金技術的成就不僅由於清宮投入大量的資源,還需歸功於多元文化之間密切的科學與藝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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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35卷第3期

    「君」臣同心:慈禧太后賞「御」書的政治意涵

    陳玉秀

    慈禧太后(1835-1908)掌權的清同治、光緒四十八年之間,留下不少書寫大字的活動紀錄及書法作品。習書法是她成就皇家大業的一種政治技巧;「御」書年終賞賜及祝壽臣工,也是她謹守祖宗家法,萬年法守的從政手段。她透過賞賜臣工書法大字的舉動,以攏絡天下臣民;臣工在謝恩賞摺中承諾對她的忠誠,提醒自己與其同心治理國事,戮力處理朝廷或轄區內的政務。受賞臣工視其書法大字如天賜的祥瑞,是預告能為他們排除困難及國事安康的先兆。慈禧太后「御」書大字是「君」臣溝通的媒介,為她的政治權謀留下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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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5卷第2期

    商周時期銅鏡的出現與使用

    吳曉筠

    目前所知中原地區最早的銅鏡集中發現於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它們非安陽地區出產、帶有強烈草原文化特徵等已是學界共識,但其來源為何,迄今仍爭議不休。今日考古發現已累積豐富的材料,亞洲內陸的考古發掘資料及研究也大幅公布、流通。本文由西元前兩千至一千紀考古學文化脈絡出發,回顧過去相關研究、梳理現有考古資料,試圖釐清銅鏡在中原地區的出現、使用及理解,以及本地特色的創製。本文提出銅鏡於晚商、西周時期經由不同的途徑出現於中原地區。銅鏡最終於戰國時期成為中原文化的一種標誌性器物,應被視為認識歐亞銅鏡的性狀、功能後,在本地的工藝傳統中自行創作的一類器物,而非源於歐亞地帶的某處,或承繼商或西周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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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5卷第2期

    再探古蓼國: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鄝公銅器談起

    張莅

    傳世文獻載兩周時期曾存在蓼國,據歷史地理考證,地望有三,分別為河南唐河的妀姓蓼、河南固始的姬姓蓼以及安徽的偃姓舒蓼。在東周政治版圖面臨重整變化之時,蓼成為楚國附庸,文獻中只留下三蓼陸續被滅的紀錄,關於蓼國的文化面貌和人員狀況,皆付之闕如,幸而近年陸續可見蓼國銅器,古蓼國的歷史蹤影也漸漸明朗。本文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鄝公(并殳)鼎〉、〈鄝公(并殳)缶〉出發,透過《左傳》所載蓼國被滅史事建構背景,結合目前可見的出土材料,初步了解蓼國的具體史迹和與他國的交流情形,以及所呈現的銅器風格。再由新興器類發展的脈絡,觀察兩件鄝公銅器的年代序列和形制特色,其自名「湯鼎」和器形為浴缶的類型,處於奠定此類成套水器用具的春秋中晚期,且主要集中於南陽盆地。本文除增補蓼國史料,探究院藏兩件鄝公□作器所屬國別和地理位置,也由小國文化群聚發展的觀點,重新認識滅國文化於楚系青銅器形成過程中的角色,再思青銅器區域風格的文化從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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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5卷第2期

    《西洋藥書》解毒方譯釋

    劉世珣

    《西洋藥書》(si yang ni okto i bithe)係以滿文書寫而成,其內容為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向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介紹的歐洲醫藥知識,當中包含諸多與解毒相關的藥方。這些解毒方反映了同一時期之歐洲醫學對「毒」的多樣論述;同時亦與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常人見解」(layperson's perspective)盛行的現象相互呼應,反映了當時歐洲民間醫者的觀點。而且,耶穌會士在傳遞西方醫藥知識的過程中,往往會嘗試在中國文化脈絡中找尋適合的語彙或詮釋方式作為橋梁,藉此將西方醫藥知識嫁接到中國。作為知識傳遞媒介的《西洋藥書》,正為中外醫藥交流史留下了重要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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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5卷第2期

    乾隆朝《活計檔》中的「宋花邊」

    翁宇雯

    清代宮廷藝術中有許多以「宋」字為首命名的款式體例,如「宋字」、「宋錦」、「宋龍」與「宋花邊」等,而「宋花邊」的樣式形態至今不明。本文透過清代內務府造辦處紀錄《活計檔》中的「宋花邊」,對照現存實物,追索其具體原貌,發現「宋花邊」的存續期間幾乎與清高宗(1711-1799;1736-1795 在位)統治期間同始終,不只與清高宗的御筆字或御題書畫等經常共伴出現,且屢屢作為引首大字的裝飾圖樣,與彆子、錦袱、雕龍匣等共同發與蘇州成做,最後再收入《石渠寶笈.續編》中,在乾隆皇帝收藏目錄《石渠寶笈》的編纂中扮演標誌性的角色。本文以「宋花邊」為切入點,可以補充乾隆皇帝在賞鑑與收藏上的系統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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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5卷第1期

    東周時期紅銅鑲嵌青銅容器研究

    游玲瑋

    東周時期以鑲嵌工藝裝飾的青銅容器大量出現,鑲嵌物質與亮金色的青銅底色 形成色彩對比,青銅器出現了平面而多彩的鑲嵌風格,有別於商代和西周時期以浮雕為裝飾的單色青銅器。紅銅是第一種鑲嵌於青銅器上的金屬,在鑲嵌風格中最早出現。本文先將紅銅鑲嵌青銅容器的紋飾風格分為五種類型,藉由墓葬考古出土品,輔以傳世品,將各類型紋飾排列出時代的先後順序,爬梳紋飾的發展脈絡,再將鑲嵌紋飾類型與不同的製作技法互相連結,釐清鑲嵌技法的製程。最後藉由銘文、器物組合等探討紅銅鑲嵌青銅器的使用脈絡與文化意涵,並將紅銅鑲嵌工藝置入東周時期禮制重構的歷史背景,紅銅鑲嵌青銅器有別於部分青銅器的古風現象,以創新風格作為特殊身分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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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5卷第1期

    消失的節筆:從王羲之〈遠宦帖〉論及〈十七帖〉與〈淳化閣帖〉諸議題

    何炎泉

    王羲之〈十七帖〉為歷史上著名的法帖,也是千餘年來草書學習典範,但因研究方法上的問題,使得傳世刻本間的優劣一直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議,幾乎無法獲得共識。目前仍有為數不少的節筆被保存在稀少的晉唐書蹟中,這種因摺紙痕而出現的特有節筆,具體反映了當時的書寫方式。入宋以後,節筆消失於書法史上的現象,也讓節筆具有時代的標誌性,在合適的條件下還能藉以衡量刻帖與墨蹟間的差距。文中首先觀察確認節筆在唐、宋碑刻中所呈現的狀態,接著探討法帖刻製與翻刻過程中可能對節筆造成的影響,試圖理解此筆畫在唐宋時期是否有認知上的轉變。由於過去並未意識到節筆的時代性與重要性,因此對於法帖中的節筆往往忽視而未加以關注。透過雙鉤本〈遠宦帖〉上珍貴的節筆,對於傳世敕字本〈十七帖〉的翻刻問題加以釐清,也確認〈淳化閣帖〉最善本的版本價值。最終,運用節筆型態比較的方法,發現最不被看好的河南本〈十七帖〉上保存最多的節筆,顯然比傳世的眾多著名拓本都更忠實於王羲之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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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5卷第1期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在元代的接受與認識 (Wang Xizhi's Letter Kuaixue shiqing and Its Recep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愛古心 (Birgitta Aug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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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5卷第1期

    蒙元江南畫家的高麗文臣肖像:陳鑑如〈李齊賢像〉(1319)研究

    盧宣妃 〈李齊賢像〉現藏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為蒙元時期活動在杭州的肖像畫名家 陳鑑如所繪。此幅畫像,由高麗忠宣王(名王璋,1298、1308-1313 在位)委託製作,在中、韓藝術史上具有重要研究價值。本文首先將重新梳理一三一九年,忠宣王南遊普陀山,召畫家陳鑑如為高麗文臣李齊賢(1287-1367)繪製肖像之時空脈絡,說明此一畫像的繪製背景。其次,透過對〈李齊賢像〉的風格分析,理解此作之製作概念與圖式傳統,並討論畫家如何呈現李齊賢之儒雅君子的形象。最後,筆者認為透過畫面上的形象與畫面安排,可藉以推敲出來自高麗的贊助者與像主,期待透過〈李齊賢像〉,向蒙元各色種族士人展示高麗一流君子的形象,並隱含高麗不亞於蒙元的文治成就。 
    本文認為〈李齊賢像〉的製作,是贊助者忠宣王、像主李齊賢與畫家陳鑑如,多方共同構想的結果。忠宣王為李齊賢畫像的概念,應是受到蒙元宮廷製作肖像之風氣所薰染,並受到中、韓君王為有功有德之臣子畫像的傳統啟發而來。之後,由陳鑑如以擅長之江南新出現的肖像表現手法,來繪製〈李齊賢像〉。此手法,即藉由畫面物品,來象徵像主精神內涵的一種表現方式。〈李齊賢像〉,不僅成功展現了高麗像主儒雅君子的精神氣質,同時其適合懸掛展示的大幅尺寸,很可能也暗示了贊助者忠宣王在〈李齊賢像〉之製作的主導地位。 
    本文研究的兩個重要意義如下。第一,藉由〈李齊賢像〉的製作分析,可了解 十四世紀二○年代左右,江南畫壇所出現之肖像繪製新手法,已趨成熟。第二,〈李齊賢像〉的贊助者與像主身分極為特殊,其作為一幅高麗國王在蒙元所贊助製作的文臣肖像,〈李齊賢像〉的製作目的與作用,十分值得深入探究,並且,在中、韓藝術交流史上更有其值得被重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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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4卷第4期

    從殷墟青銅器化學分析重新解讀中國古代鑄造技術

    内田純子、飯塚義之

    本研究主要透過殷墟青銅器的化學分析數值,來重新考證《周禮.考工記》中 的「金有六齊」。透過電子微探分析儀來觀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的青銅器碎片切片,可發現青銅器不僅表面氧化,內部金屬相也產生了氧化層。因此,我們首先藉由觀察青銅器內部成分比的變化,確認內部組織氧化層的範圍,才得以排除氧化層,而能針對內部尚未氧化的部分進行分析,以取得正確的分析值。在 69 件尚未氧化的殷墟青銅器樣本中,就銅與錫的比率而言,兵器使用了物性最強韌的青銅合金,其含錫比集中在 14-16 wt.%,而容器與車馬器的含錫比則較多。接著,將這些殷墟青銅器的實際銅錫配合率範圍來對照「金有六齊」,可發現「體積比」的解釋較既往的重量比解釋更為貼近實際數值。若再將典籍中的「錫」字以「錫石(氧化錫)」來解釋,不僅更吻合殷墟青銅器實際配合率的範圍,本研究也透過青銅器的鑄造復原實驗,證明直接使用錫石鑄造比精煉錫錠後再鑄造來得更有效率。因此,典籍上所記載的成分比,很可能反映了當時青銅器工匠的實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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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4卷第4期

    戰國中山王陵兆域圖中 五座「堂」的總體性質補證

    陳燕梅 戰國中山王陵中的一號墓出土了一幅金銀嵌錯銅版兆域圖,證實了當時某些諸侯的陵墓上確實會有建築物。然而兆域圖中所規劃五座「堂」的總體性質,學 界看法並不一致,有人提倡當以之為「享堂」;有人視之為「寢」;有人則主張其乃是一種紀念碑式建築。不過,說明這個問題之前,應該先釐清圖中「后堂」與「夫人堂」的意義,而這卻是目前較少涉及的研究方向。故本文在前賢的研究基礎上,從「享堂」的性質、「周制婦人無專廟」、「周制婦人可入夫廟與夫配食」等方面,剖析中山王陵兆域圖中所規劃的五座「堂」不是「享堂」。爾後, 以「陵寢的流變與墓祭」、「婦人單獨受祭的場所」為方向,考訂中山王陵兆域圖上五座「堂」的總體性質,是從「寢廟」之「寢」演變而來的「陵寢」之「寢」,期盼得以藉此補證前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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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4卷第4期

    延續寶晉榮光──米氏家族與其對米芾文化成果之傳承與保存

    劉冠宏 藝術史中之典範作品所以能成立,除其本身的品質外,必定經過時間的形塑與他人的建構。參與其形塑、建構過程的幕後推手在歷史上雖少被注意,卻扮演了重要角色,影響了後世所理解、見到的典範形象。在此建構的過程中,典範作品如何保存與傳承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其中藝術家的至親摯友通常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本文以米芾(1051-1107)家族為例,藉由考證米氏家族成員與活動,討論米芾的家世背景、可能的成長環境,以及後代子孫如何將米芾視為家族文化中心,持續進行蒐集、整理其文物並進行米芾形象與家族傳統的建構。學界對米芾長子米友仁(1074-1151)的書畫與其為宋高宗(1107-1187;1127-1162 在位)的鑒定亦已有研究,其努力不言而喻,但實至米芾曾孫都仍在進行類似的活動。米芾後代透過蒐集米芾書蹟與文章詩詞、書籍刊印、法帖刊刻及學習米芾書風等方式,試圖保存與傳播因靖康之難而流散的米芾作品,並藉此活動建立了共同的家族記憶和文化。這些成果也在歷史幕後持續影響著世人對米芾的理解,值得繼續注意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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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4卷第3期

    明昌七璽及其周邊

    王耀庭 歷代的皇室收藏,總是引人注目。金朝內府的書畫收藏,其來源最大宗直接得自於宋皇室,收藏品中又有轉入元朝內府收藏,可謂為皇室收藏史上的重要轉承時期。本文以金朝帝王章宗(完顏璟,1168-1208;1190-1208在位)的鑑藏印璽為論題,並兼及其內府收藏活動與相關人物,意在透過存世作品以增補吾人對金朝內府書畫收藏之認識。
    本文依序說明金朝內府收藏情況,如曾任明昌祕府書畫局之王庭筠(1151-1202),兼及金朝宗室完顏璹(密國公,1172-1232)與其所藏。接著,文中透過「明昌七璽」說明金章宗收藏印鑑的樣式,運用存世作品進行印鑑比對,檢視並辨別各印真偽問題。再針對「羣玉中秘」、「明昌御覽」二印的辨偽,最後則分從金章宗、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在位)二人之標題押署進行比對與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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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4卷第3期

    清代藏傳佛教高僧大德入貢法器考──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例

    賴依縵 滿清帝國以「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方針,攏絡藏傳佛教高僧,羈縻蒙古部族,有清一代,優禮西藏等地區以達賴、班禪喇嘛為首的黃教格魯派僧侶,歷年輪班進貢,在清宮留下不少方物,是藏傳佛教助清廷將蒙古、青海、西藏等地納入帝國的見證。此批貢物,不少仍保留清宮紀錄,進獻者相對明確,其中,又以法器類文物承載較多歷史訊息,本文即為三十三組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出處明確法器的全面性考察。
    這些法器,除了一件廓爾喀繳回文物,皆為黃教高僧大德年班朝覲、賀壽、圓寂等場合致意之禮,並涉及乾隆十三年(1748)青海塔爾寺賜御匾、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禪入京、乾隆五十八年(1793)廓爾喀戰爭以及咸豐二年(1852)道光皇帝葬於穆陵入廟等事。除了一套舍利藏於熱河,其餘皆珍藏於紫禁城。
    根據清宮四體字籤、工藝技術與藝術風格等資訊,製作年代最早可上溯至明朝初年,最晚為晚清。而其製作地點,衛藏、康區、四川西部等地進獻法器,除了明廷賞賜舊物,皆應來自該文化區;反觀青海出身之駐京喇嘛進獻法器,則應多為京城等漢地製作。不同地域大喇嘛貢物之工藝風格與美學傳統,互有差異。其中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或工藝精湛法器,乾隆朝宮廷造辦處則傾力仿作,並融合傳統與最新技術,重新演繹,展現大清帝國國富民強,工藝精益求精,為泱泱上國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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