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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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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777
  • 2017年第35卷第1期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在元代的接受與認識 (Wang Xizhi's Letter Kuaixue shiqing and Its Recep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愛古心 (Birgitta Aug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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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5卷第1期

    蒙元江南畫家的高麗文臣肖像:陳鑑如〈李齊賢像〉(1319)研究

    盧宣妃 〈李齊賢像〉現藏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為蒙元時期活動在杭州的肖像畫名家 陳鑑如所繪。此幅畫像,由高麗忠宣王(名王璋,1298、1308-1313 在位)委託製作,在中、韓藝術史上具有重要研究價值。本文首先將重新梳理一三一九年,忠宣王南遊普陀山,召畫家陳鑑如為高麗文臣李齊賢(1287-1367)繪製肖像之時空脈絡,說明此一畫像的繪製背景。其次,透過對〈李齊賢像〉的風格分析,理解此作之製作概念與圖式傳統,並討論畫家如何呈現李齊賢之儒雅君子的形象。最後,筆者認為透過畫面上的形象與畫面安排,可藉以推敲出來自高麗的贊助者與像主,期待透過〈李齊賢像〉,向蒙元各色種族士人展示高麗一流君子的形象,並隱含高麗不亞於蒙元的文治成就。 
    本文認為〈李齊賢像〉的製作,是贊助者忠宣王、像主李齊賢與畫家陳鑑如,多方共同構想的結果。忠宣王為李齊賢畫像的概念,應是受到蒙元宮廷製作肖像之風氣所薰染,並受到中、韓君王為有功有德之臣子畫像的傳統啟發而來。之後,由陳鑑如以擅長之江南新出現的肖像表現手法,來繪製〈李齊賢像〉。此手法,即藉由畫面物品,來象徵像主精神內涵的一種表現方式。〈李齊賢像〉,不僅成功展現了高麗像主儒雅君子的精神氣質,同時其適合懸掛展示的大幅尺寸,很可能也暗示了贊助者忠宣王在〈李齊賢像〉之製作的主導地位。 
    本文研究的兩個重要意義如下。第一,藉由〈李齊賢像〉的製作分析,可了解 十四世紀二○年代左右,江南畫壇所出現之肖像繪製新手法,已趨成熟。第二,〈李齊賢像〉的贊助者與像主身分極為特殊,其作為一幅高麗國王在蒙元所贊助製作的文臣肖像,〈李齊賢像〉的製作目的與作用,十分值得深入探究,並且,在中、韓藝術交流史上更有其值得被重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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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4卷第4期

    從殷墟青銅器化學分析重新解讀中國古代鑄造技術

    内田純子、飯塚義之

    本研究主要透過殷墟青銅器的化學分析數值,來重新考證《周禮.考工記》中 的「金有六齊」。透過電子微探分析儀來觀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的青銅器碎片切片,可發現青銅器不僅表面氧化,內部金屬相也產生了氧化層。因此,我們首先藉由觀察青銅器內部成分比的變化,確認內部組織氧化層的範圍,才得以排除氧化層,而能針對內部尚未氧化的部分進行分析,以取得正確的分析值。在 69 件尚未氧化的殷墟青銅器樣本中,就銅與錫的比率而言,兵器使用了物性最強韌的青銅合金,其含錫比集中在 14-16 wt.%,而容器與車馬器的含錫比則較多。接著,將這些殷墟青銅器的實際銅錫配合率範圍來對照「金有六齊」,可發現「體積比」的解釋較既往的重量比解釋更為貼近實際數值。若再將典籍中的「錫」字以「錫石(氧化錫)」來解釋,不僅更吻合殷墟青銅器實際配合率的範圍,本研究也透過青銅器的鑄造復原實驗,證明直接使用錫石鑄造比精煉錫錠後再鑄造來得更有效率。因此,典籍上所記載的成分比,很可能反映了當時青銅器工匠的實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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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4卷第4期

    戰國中山王陵兆域圖中 五座「堂」的總體性質補證

    陳燕梅 戰國中山王陵中的一號墓出土了一幅金銀嵌錯銅版兆域圖,證實了當時某些諸侯的陵墓上確實會有建築物。然而兆域圖中所規劃五座「堂」的總體性質,學 界看法並不一致,有人提倡當以之為「享堂」;有人視之為「寢」;有人則主張其乃是一種紀念碑式建築。不過,說明這個問題之前,應該先釐清圖中「后堂」與「夫人堂」的意義,而這卻是目前較少涉及的研究方向。故本文在前賢的研究基礎上,從「享堂」的性質、「周制婦人無專廟」、「周制婦人可入夫廟與夫配食」等方面,剖析中山王陵兆域圖中所規劃的五座「堂」不是「享堂」。爾後, 以「陵寢的流變與墓祭」、「婦人單獨受祭的場所」為方向,考訂中山王陵兆域圖上五座「堂」的總體性質,是從「寢廟」之「寢」演變而來的「陵寢」之「寢」,期盼得以藉此補證前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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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4卷第4期

    延續寶晉榮光──米氏家族與其對米芾文化成果之傳承與保存

    劉冠宏 藝術史中之典範作品所以能成立,除其本身的品質外,必定經過時間的形塑與他人的建構。參與其形塑、建構過程的幕後推手在歷史上雖少被注意,卻扮演了重要角色,影響了後世所理解、見到的典範形象。在此建構的過程中,典範作品如何保存與傳承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其中藝術家的至親摯友通常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本文以米芾(1051-1107)家族為例,藉由考證米氏家族成員與活動,討論米芾的家世背景、可能的成長環境,以及後代子孫如何將米芾視為家族文化中心,持續進行蒐集、整理其文物並進行米芾形象與家族傳統的建構。學界對米芾長子米友仁(1074-1151)的書畫與其為宋高宗(1107-1187;1127-1162 在位)的鑒定亦已有研究,其努力不言而喻,但實至米芾曾孫都仍在進行類似的活動。米芾後代透過蒐集米芾書蹟與文章詩詞、書籍刊印、法帖刊刻及學習米芾書風等方式,試圖保存與傳播因靖康之難而流散的米芾作品,並藉此活動建立了共同的家族記憶和文化。這些成果也在歷史幕後持續影響著世人對米芾的理解,值得繼續注意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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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4卷第3期

    明昌七璽及其周邊

    王耀庭 歷代的皇室收藏,總是引人注目。金朝內府的書畫收藏,其來源最大宗直接得自於宋皇室,收藏品中又有轉入元朝內府收藏,可謂為皇室收藏史上的重要轉承時期。本文以金朝帝王章宗(完顏璟,1168-1208;1190-1208在位)的鑑藏印璽為論題,並兼及其內府收藏活動與相關人物,意在透過存世作品以增補吾人對金朝內府書畫收藏之認識。
    本文依序說明金朝內府收藏情況,如曾任明昌祕府書畫局之王庭筠(1151-1202),兼及金朝宗室完顏璹(密國公,1172-1232)與其所藏。接著,文中透過「明昌七璽」說明金章宗收藏印鑑的樣式,運用存世作品進行印鑑比對,檢視並辨別各印真偽問題。再針對「羣玉中秘」、「明昌御覽」二印的辨偽,最後則分從金章宗、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在位)二人之標題押署進行比對與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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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4卷第3期

    清代藏傳佛教高僧大德入貢法器考──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例

    賴依縵 滿清帝國以「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方針,攏絡藏傳佛教高僧,羈縻蒙古部族,有清一代,優禮西藏等地區以達賴、班禪喇嘛為首的黃教格魯派僧侶,歷年輪班進貢,在清宮留下不少方物,是藏傳佛教助清廷將蒙古、青海、西藏等地納入帝國的見證。此批貢物,不少仍保留清宮紀錄,進獻者相對明確,其中,又以法器類文物承載較多歷史訊息,本文即為三十三組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出處明確法器的全面性考察。
    這些法器,除了一件廓爾喀繳回文物,皆為黃教高僧大德年班朝覲、賀壽、圓寂等場合致意之禮,並涉及乾隆十三年(1748)青海塔爾寺賜御匾、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禪入京、乾隆五十八年(1793)廓爾喀戰爭以及咸豐二年(1852)道光皇帝葬於穆陵入廟等事。除了一套舍利藏於熱河,其餘皆珍藏於紫禁城。
    根據清宮四體字籤、工藝技術與藝術風格等資訊,製作年代最早可上溯至明朝初年,最晚為晚清。而其製作地點,衛藏、康區、四川西部等地進獻法器,除了明廷賞賜舊物,皆應來自該文化區;反觀青海出身之駐京喇嘛進獻法器,則應多為京城等漢地製作。不同地域大喇嘛貢物之工藝風格與美學傳統,互有差異。其中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或工藝精湛法器,乾隆朝宮廷造辦處則傾力仿作,並融合傳統與最新技術,重新演繹,展現大清帝國國富民強,工藝精益求精,為泱泱上國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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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4卷第3期

    殷弘緒書簡所見陶瓷樣式及相關問題

    余佩瑾 殷弘緒(D'Entrecolles, François-Xavier, 1664-1741)是法國耶穌會士,十七世紀末奉派前往遠東傳教,依照規定必須不定期回報各項考察事項;因曾在景德鎮停留過,故回傳的書簡中有兩封涉及到陶瓷生產流程及作品樣式與成型技法,自十八世紀以來即是中外學者關注的材料之一。本文透過目前可以掌握的幾個版本書簡,嘗試以作品樣式作為基礎,首先釐清可以回應的具體例證,其次透過與之相關的產造脈絡檢視書簡論述面向的真確性。另外也從大時代中西交流的角度,反思十八世紀宮廷與地方之間的迴盪往來,以及共同面臨西潮衝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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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第34卷第3期

    楊守敬赴日蒐書的流動軌跡──以國家圖書館所藏為對象

    許媛婷 以往針對臺灣所藏晚清藏書家楊守敬圖書研究,除了全面論述其藏書貢獻之外,大多集中探討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楊氏藏書,罕見論及其他圖書館原楊氏舊藏情況。早年雖有學者研究國家圖書館所藏楊氏藏書約 20 部,然經筆者重新爬梳後,發現其藏書至少有 47 部,若扣除楊氏個人著述、觀款書籍以及原書現未入藏者之外,其中 36 部曾入楊氏篋中,而約 86% 的比例,即 31 部俱自東瀛訪得。由於楊守敬生前即將這批圖書先行售予其他藏書家,其後又歷經不同藏書家遞藏,最終入藏國家圖書館。本文透過全面性爬梳國家圖書館原楊氏舊藏情況,繼而追索這批圖書在入藏國家圖書館之前的流傳脈絡,甚至發現楊氏有「一書多抄」的情況,均是以往較少關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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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第34卷第2期

    朱髹增華:明初(1368-1435) 官用剔紅器及其相關意涵

    詹鎮鵬 本文嘗試以物質文化的視角切入,省思學界考察永宣款雕漆的器物鑑定模式。首先,透過重組主要墓例之出土遺物及傳世品,梳理宋元時期的雕漆工藝。江(蘇)浙(江)一帶自北宋已是重要的漆器生產及消費區域;宋室南遷臨安(今杭州)後,政治與文化重心之南移令浙江的漆作傳統地位凸顯,影響延及元至明初。其次,透過重新檢視永樂朝致日國書器群,並藉助多重標準及證據,整合明初 (1368-1435) 官方式樣,為最後結合明初禮制沿革的情境,分析剔紅漆器在內廷器用意涵建立一個平台。
    國書清單及傳世品幾清一色為剔紅,反映出相對於剔犀為主軸的幾何抽象紋飾,朱明皇室似更青睞運用厚漆深雕手法的寫實性紋樣。花鳥和人物故事裝飾主題,均體現了匠人在官方定樣中沿襲前代的風格和工藝表現。明初剔紅器高度整飭的朱髹用色和官方式樣,不僅是明廷帝王品位以及器用禮制的表徵,更以政治國禮被多批遣送日本,成為室町足利幕府唐物收藏的重要展示道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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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第34卷第2期

    追蹤王英明《曆體略》:日本兩本順治三年重刻本考

    徐光台 開州舉人王英明(?-1614)約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隨知府李之藻學習西學,四十三年病逝。其為子準備科舉考試而留下的《曆體略》手稿,是當時士人併合中西曆體知識的一本罕見作品,崇禎十二年(1639)由其次子王懩在襄垣令內於山西初刊。明清鼎革,王懩於弘光朝覆亡後降清,當其於順治三年(1646)夏以御史身分到虞山巡視蘇松漕運時,毛晉為其重刻了《曆體略》。 
    筆者先前追蹤海峽兩岸現存的六個順治三年刊本,本文進一步追蹤日本的兩個順治三年重刻本,並追溯它們進入日本的歷史與彼此間的關聯。靜嘉堂文庫於一九○七年收購陸心源所藏漢籍古書時購入《重刻曆體略》,它與臺北國家圖書館是現存唯二具有汲古閣梓內封題的刻本。東北大學藏本則是晚年對和算史深感興趣的藤原松三郎(Fujiwara Matsusaburo, 1881-1946)於一九四○年購入。藤原松三郎曾多次赴靜嘉堂文庫比較日本的二藏本,並在其藏本上留下四項覆寫或手寫的批註資料,呈現出兩本間的差異與關聯,並令此成為一個跨越出版史、收藏史與閱讀史的罕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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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第34卷第2期

    朝鮮王朝海外知識的形成與累積 —以《輿地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為例—

    沈玉慧 朝鮮王朝因施行海禁政策,並為了避免捲入中日兩國外交體制之衝突,透過朝貢、通信使節等積極地收集文字、輿圖等各類海外情報。十五世紀根據朝鮮、琉球、日本海商相互往來的基礎下繪製而成的《海東諸國紀 ‧ 琉球國圖》是一具代表性的琉球輿圖。之後朝鮮、琉球兩國因倭寇、偽使等問題,透過遣使中國的機會維持國交關係。改經由第三地的交流活動,使得朝鮮不易取得琉球之地理情報,因而出現至十九世紀末,朝鮮仍根據〈琉球國圖〉繪製琉球圖,出現簡化、誤謬之情形。然如詳細比較朝鮮王朝後期的琉球圖,則可發現其中可見地理資訊之增加。在跨境交流不易的前近代,輿圖資訊的增減顯示當時東亞海域情報的積累與流通。本文主要利用《輿地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考察朝鮮王朝後期琉球地理資訊的來源,以此了解朝鮮的琉球地理情報之形成與累積過程,並藉此探討前近代東亞海域地理情報之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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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第34卷第2期

    丁觀鵬的摹古繪畫 與乾隆院畫新風格

    林煥盛 丁觀鵬曾經直接學習到郎世寧所帶來的西方畫法,另一方面則從冷枚的稿本中學習到融合古畫圖式和西方畫法。他的摹古繪畫根據乾隆皇帝的意見,具體反映了乾隆皇帝所提的「以郎之似合李格」創作原則。
    清院畫在乾隆皇帝的主導下,特別突顯了「摹古」在繪畫創作上的功能。這個現象可觀察自院畫家採用組合的方式將幾種不同的古畫圖式表現在同一畫面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畫法也融合其中。從這個角度來看,丁觀鵬的摹古繪畫便與以往宮廷畫家所作的大不相同。以往畫院中所製作的摹古繪畫大多是為了保留古畫的「神彩筆蹤」而「摹搨」。但是丁觀鵬卻將摹古當成創作之前的基本訓練功夫。這種作法繼承了明末清初以來「正統派」畫家所提倡的「集大成」概念,同時也反映了王翬與王原祁等人在清畫院中的具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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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第34卷第1期

    山巔上的雄鹿、猛虎與野山羊:馬家塬馬車草原裝飾的來源與傳播途徑

    吳曉筠 雄鹿、猛虎與野山羊是阿爾泰地區鐵器時代文化活力的來源,與當地自然生態、人口生計及文化表現密切相關,至今依然未變。這三種主題做為戰國晚期甘肅天水張家川馬家塬遺址馬車的主要動物裝飾,不僅是西戎與草原文化廣泛交流的結果,且應有更加深刻的背景。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過去幾種馬家塬遺址所見草原因素來源的說法進行再驗證。除論證馬家塬遺址與阿爾泰巴澤雷克文化的承襲關係外,本文更通過蒙古鹿石以及鄂爾多斯地區出土文物的對比,提出巴澤雷克文化因素是順著阿爾泰山南麓經過蒙古、鄂爾多斯再向南進入馬家塬。通過這些地區出土文物的綜合對比,本文試圖呈現巴澤雷克文化因素傳遞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形式,以及這些文化因素如何為馬家塬貴族所採用並重新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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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第34卷第1期

    柏林收藏的紫光閣功臣像 及其相關作品新論

    王靜靈 本文旨在研究分別收藏在隸屬於柏林國家博物館(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的亞洲藝術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與民族學博物館(Ethnologiches Museum)的紫光閣功臣像及其相關作品,包括:(一)〈瑪瑺斫陣圖〉、(二)功臣油畫肖像、(三)手卷小稿、以及(四)功臣肖像立軸。首先針對現有研究進行回顧與檢討;其次爬梳柏林國家博物館所藏所有紫光閣功臣像之作品進入博物館的收藏史並發表過去未曾出版之研究材料;最後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除了從清宮畫院機制的角度對紫光閣功臣像系列以及〈瑪瑺斫陣圖〉的製作過程進行重構,並對若干作品的作者問題與成畫時間進行重新確認。
    考察這批美術品除了有助於理解文物脈絡的時空流轉過程,對於整體掌握清宮當時宮廷作坊的製作流程、特色亦有重要意義。筆者希望本文能對於瞭解清宮對於軍功、民族、外交事務的重視程度,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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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22 MB 下載次數: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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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第34卷第1期

    印度棉布與中國—以十六、七世紀為中心

    陳國棟 在明代,中國社會所擁有的印度織品得自海島與大陸東南亞的貢品,以及琉球、中國商人的貿易商品。明末則亦輾轉獲自歐洲人與中國貿易家之手。因為供需過程係屬間接,所以來源及品名都很難辨識。加上目前所知流傳實物絕少,因此研究者不多,是個很困難的課題。
    不過,文字的史料倒相對比較容易找到。我們或許可以先從文字上整理此一段史實,設法辨識若干品類,並且建議一些進一步探討的方法。藉此機會,也可以帶進當時人對南亞與東南亞的認知,並且獲得若干歐亞互動的印象。
    本文利用各種史料,爬梳出印度棉布在中國進口與流通的概況,同時對比定中外文獻對同種印度棉布的稱法,作出建議。此種比定若能廣泛達成,當可方便利用中國境外的收藏與資訊,具體化對十六、七世紀出現在中國之印度棉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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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第34卷第1期

    「自是鬼工手,能傳仙客情」:乾隆朝宮廷的象牙「仙工」

    施靜菲 本文旨在探究乾隆時期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中出現許多稱為「仙工」作品之相關現象(在過去雍正朝的相關檔案中卻極少見有「仙工」的紀錄)。不同於以 往傾向將象牙「仙工」放在竹木牙角雕刻研究取徑中,以工藝技術、風格分析及相關製作背景為重點的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回應近年清宮藝術研究成果,提出新的討論架構以導出有意義之觀察。以重新檢視清宮象牙「仙工」作品出發,利用文獻、圖像、收藏與陳設情況等材料,探討它們在清宮內務府整體物品製作之定位,以及收藏與陳設,將清宮中的象牙「仙工」放入適當的脈絡中,企圖對此批作品有更深入、完整的理解。最後並藉由梳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巧工、奇器的概念,來觀察乾隆皇帝對所謂「仙工」之態度及理解,探求「仙工」概念在清宮的出現及可能的契機。
    乾隆朝宮廷所稱之「仙工」所指涉的材質雖不以象牙為限,但以象牙製品數量最多、脈絡最為清晰,因此本文便以象牙製品為主要討論對象。這個研究對象 在清宮內務府物品製作品類中並非主流,在過去有關清宮藝術的研究中,討論亦不多見。相對於清宮中主流的視覺圖像、工藝製作及大型成做項目,這些奇工小物看似微不足道。我們或許無法精確地回答乾隆皇帝為何對這類物品感到興趣,但卻可以相對持平地評估,「仙工」作品在當時被青睞、重視,入列於代表當朝藝術的收藏中,成為形塑當朝文化藝術成就的一環,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乾隆皇帝御製詩中「自是鬼工手,能傳仙客情」般的論述,似乎意味「仙工」代稱之出現,不但解決了「人欲 - 天理」、「人巧 - 天成」之間的緊張感,並且拉抬了它們的藝術地位。更甚者,或許乾隆皇帝正在估算,用渾然天成的「仙工」來合理包裝對奇技的喜愛,不也正是文化品味正統性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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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第33卷第4期

    清末新疆塔爾巴哈台段界圖及界務交涉(1864-1893)

    陳維新 十九世紀初期,清朝國勢漸衰,俄國趁機將侵略的觸角伸入中亞地區,進佔巴爾喀什湖(Lake Balkash)以東以南地區並向特穆爾圖淖爾(Temurtu-nor 即現在的伊塞克湖 Lake Issyk-Kul)、齋桑淖爾(Zaysan nor)、阿勒坦淖爾(Altan-nor)一帶推進。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後,俄國即提出勘分西北界的要求,清廷被迫簽訂《塔城界約》。本文擬就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有關劃分塔爾巴哈台段的邊界輿圖、條約及相關文獻史料,對此段邊界的交涉過程作探討。
  • 2016年第33卷第4期

    醉僧之意不在酒 ─ 宋代醉僧圖的意涵

    鄭文倩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了一幅傳為劉松年畫的〈醉僧圖〉,一九六○年代經李霖燦先生根據畫上的一首無款題詩及乾隆題跋,並以《石渠寶笈》著錄的一幅李公麟〈醉僧圖〉(現藏美國佛利爾美術館)作為輔證,指出這一幅〈醉僧圖〉畫的是唐代草書家懷素。但這兩幅畫都沒有明確的標示認定圖中所繪的僧人是懷素。只是從宋代以來人們便相信懷素寫過一首詩(即劉松年〈醉僧圖〉上的題詩),而傳劉松年及李公麟的〈醉僧圖〉很明顯的是按此詩意所繪。但今存傳數幅主題類似的宋畫,卻各有不同於〈醉僧圖〉的標題。而這些畫中呈現的懷素不是唐人詩中所塑造的狂醉後當眾揮毫的懷素模樣,更常見的是一個獨坐松下,似有所悟的僧人書家;一個「醒時意」的醉僧。本文認為宋代流行的醉僧畫題,除了草聖懷素〈醉僧圖〉外,尚有一類與懷素無涉的「禪家醉僧畫」,應是北宋居士文人禪悅、文字禪文化下之產物。而宋人對草書創作的新認識及對懷素看法的轉變,也促使了有禪宗色彩的醉僧畫與懷素〈醉僧圖〉相結合,現存的〈醉僧圖〉反映的正是融合懷素、草書三昧、僧人醉酒悟道的多重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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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第33卷第4期

    乾隆朝玉冊成做機制研究

    吳誦芬 筆者觀察清宮刻帖活動之際,發現清高宗(一七一一 - 一七九九,r.1735-1796,以下或稱乾隆皇帝)多方複製其御筆書蹟,因而產生如:書籍雕板、緙絲、刺繡、刻帖、玉冊等各種御筆書法衍生品。乾隆一朝宮廷命製的玉器數量,可謂空前絕後,尤其在現存文物和活計檔中,均留有大量當時所造玉冊的成品實物和文獻檔案。乾隆時期成做的玉冊不唯類目眾多,裝飾精美,常有重複製作情況,並且形制規模與應用範圍,也迥異於以往歷朝歷代。此類玉冊的形制奠定並非一夕可就,乃是有跡可循的逐步形成。本文希望耙梳目前已知的乾隆朝玉冊作品與官書、活計檔資料,整理介紹乾隆一朝玉冊的取法對象、製作演進、配裝套件,與成做單位等線索,做為乾隆皇帝以紙絹之外材質複製御筆書蹟的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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