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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周原為周人龍興之地，出土眾多玉器，年代多為西周中晚期，是研究西周玉器相關問題的重要資料。筆者有幸於 2017 至 2019 年之間，協助當地學者再次整理過去數十年周原出土的玉器，在整理過程中，發現扶風強家 1 號墓出土的〈四璜聯珠組玉佩〉有兩件玉組件改製自早期玉器，從而引起筆者研究興趣，意欲探究其中一件的原器為何。而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不但也藏有經修改過的西周玉器，故宮院藏其他西周玉器更是研究周原出玉器的重要參考，因而產生比較分析的研究動機，本文即為初步研究心得。
文化遺產承載著過往人類文明的發展軌跡和智慧結晶，然而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隨著時間流逝，會受到不同因素影響而產生劣化，包含人為的破壞、自然環境的改變等。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大會（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於 1972 年的《文化遺產公約》中將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一詞進行了定義，並且針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措施，提供了標誌性的方向，包含建立文化遺產保護相關機構、發展科學和技術研究、建立培訓中心等。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文物保存（conservation）已經發展成一門跨領域的學問，科學在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本文透過回顧相關歷史脈絡，以及科學在保存（conservation）1 上的應用，做一個概述探討。
古籍承載前人的學問薈萃，裝幀形式也隨歷史演進而改變，有經摺裝、蝴蝶裝、包背裝及線裝等。本篇僅對常見的線裝古籍從結構、修護步驟與裝幀部分作淺述，其他形式不在此篇討論範圍。
筆者於 2017 至 2021 期間緣因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登錄保存處參與圖書文獻修護工作，約滿後持續為私人藏書大家修護古籍至今，陸續也累積些許修護工作上的心得，本篇梳理筆者於線裝古籍的實際修護經驗，綜結此文與同好分享。
每年，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都會推出許多展覽，以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為例，除了例行的常設展之外，還有主題多元、甚或跨館際合作的特別展。這些形形色色的展覽是如何形成的呢？展覽作為博物館的核心，博物館又希冀藉以傳遞什麼樣的訊息給觀眾？本次故宮特邀阿姆斯特丹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以下簡稱荷蘭國家博物館）王靜靈策展人，分享該館策展的操作模式，除了透過館際交流相互增益，也得自另一個角度向讀者介紹平素較不熟悉之博物館的日常工作。
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於 2022 年 8 月公布博物館新定義：「博物館為一非營利、常設性機構，為了服務社會與促進社會發展，開放給大眾，而從事蒐集、維護、研究、溝通與展示人類的有形與無形文化遺產，以及其環境的場所。」彰顯博物館在推動文化和知識的傳播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而從文化部 2015 年 7 月 1 日制定之博物館法第 9、10 條揭示之博物館功能、目的及達成方式中，可看出出版品之重要性。為達成此二條文所揭示之博物館傳統五大功能：典藏、研究、展示、保存修復與教育功能，無不需利用出版品傳播推廣博物館典藏品知識、內涵、研究及保存成果。本文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期刊—《故宮文物月刊》為例，介紹博物館期刊編輯工作內容特質與編輯所需技能，從出版流程中瞭解期刊編輯如何兼顧學術、普及教育、傳播藝術文化、宣揚知識與美學。
兵器作為征伐利器，自古即是戰爭的勝負關鍵。從細磨玉石、熔融鑄銅，到進一步淬鍊成 鐵，冷酷的兵器世界，蘊含人類對於鋒利、堅韌持之以恆的熱切追求。同時也因兵力之於 統治的重要性，兵器更成為權力或信仰的禮器，具有崇高的地位。 本展以青銅兵器為核心，將展覽分四個單元。第一單元「開刃─有刃器的發展」將青銅兵 器的源頭追溯至新石器時期磨製的玉石有刃器。第二單元「展現鋒芒」和第三單元「淬鍊 純青」將青銅兵器區分「商至西周」（約公元前 1600 ∼前 771）、「春秋戰國」（公元前 770 ∼前 221）兩個時期。第四單元「歷久彌堅」呈現秦漢時期（公元前 221 ∼公元 220） 鐵兵器逐步興起之時，對青銅兵器的繼承與發展。
《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祖宗與軍事戰爭，對上古中國 的統治者而言，乃是治國的首要任務。不論祭祀或戰爭，均使用特定物品：「祀」用容器， 「戎」用兵器。當上古中國邁入青銅時代，作為當時最為尖端的高科技，鑄銅工藝隨即運 用於製作容器與兵器。相對於莊重華麗的容器，攻城掠地的兵器，學界關注較少，且大多 涉及類型與風格的分析。本文根據考古證據，概述目前所見上古中國十一類最早的青銅兵 器。除了分析基本特徵，亦介紹其考古出土脈絡，兼論相關議題。
在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人類首次完成繞行世界一周的壯舉。隨著全 球航線的拓展及世界各地人與物的聚合交流，中國的藝術品有了新的管道向世界流通，海 外新事物的傳入也刺激了中國藝術的發展。本文以「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 西文化交流」特展中的書畫作品為例，介紹中國的書畫家如何在大航海時代，運用隨著航 線開通而傳入中國的圖像素材、創作媒介、知識技法，成就一幅幅精采的作品。本文也將 介紹當時飄洋過海到日本並對當地藝壇產生影響的中國書畫作品。透過本次的書畫選件， 可一覽此一特殊時空下中國書畫藝術的樣態與影響。
距今五百年以前的十六世紀（1501-1600），是緊隨著 1492 年克里斯多福．哥倫布（西班 牙語：Cristóbal Colón；義大利語：Cristoforo Colombo, 1451-1506）航海艦隊開展對新大陸 的認知後，可以說打開東西方世界交流接觸的關鍵時刻。今（2023）年 11 月 23 日到明 （2024）年 2 月 18 日，國立故宮博物院北部院區推出「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 東西文化交流」特展的第二單元「不期而遇」，正展示美洲原生物種傳播到東方的例子。 透過展覽，我們可以認識到番麥、番薯、番茄、番石榴、番柿等冠上「番」字的植物，可 能曾被十六世紀的人們認為是惡魔或外星來的植物，1 如何在經由不同人群穿越海洋，輾 轉移動到歐洲及亞洲人們的手上，使得數百年後的今天，成為美味食物的奇幻旅程。
傳統公主的降生，因為無關朝祚延續的皇位繼承，常常顯得無足輕重，身影容易被隱沒。 時至今日，清朝公主影像多不可查，但是清宮檔冊、典籍卻不乏公主的蹤跡。在清朝公主 參與宮廷內外慶典和筵宴的日常行儀、維繫清帝國聯盟的下嫁婚禮之外，跟隨清宮檔案、 摺件裡的公主記事，從文字敘述認識清帝國賦予而呈現的各式各樣公主姿態。
「人書俱老」是唐朝書法、書學理論家孫過庭（字虔禮，活躍於七世紀後半）在他的〈書譜〉 一文中所主張的美學思想，寓意書家的技藝與人生經驗長時相互琢磨薰習，藝術與生命融為 一體，絢爛與平淡相得益彰的書法境界：「至於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 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所藏蘇軾（字子瞻，號東坡，1037-1101）作於元符三年 （1100 年 6 月 13 日〔陰曆〕，以下均同）的〈致夢得秘校尺牘〉（以下簡稱〈渡海帖〉） 和作於逝世前數月（建中靖國元年〔1101〕四月廿八日）的〈致知縣朝奉尺牘〉（以下簡 稱〈江上帖〉）2 是蘇軾一生「垂老將死」時所留下的書跡，本文將藉分析〈渡海帖〉和〈江 上帖〉的風貌異同，書寫時的情境和心情，探討蘇軾晚年書法風格及其如何反映「人書俱老」 的藝術形式和內涵。
對於沒有手機可以協助規劃旅遊的古人而言，繪有路線與景點的手卷更為方便攜帶與展 玩，吳鎮〈嘉禾八景圖〉可能就是具有類似功能的作品。嘉興（古名嘉禾）鄰近上海，在 近代上海市尚未興起之前，宋元時期的上海曾經隸屬於嘉興轄下。有別於蘇杭等文化城 市，嘉興的商業色彩替成長於這塊土地的畫家與作品帶來鮮明的性格。讓我們一起由嘉興 本地人設計的導覽山水圖來認識嘉興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一批製作精良的乾隆款瓷質祭器。其範圍涵蓋了豆、登、鉶、簠、簋 等重要皇朝禮器。考其出處，皆源自始於乾隆十三年（1748）的祭器改革。其設計規格 在《皇朝禮器圖式》（以下簡稱圖式）中亦有詳細記載。此類器物自乾隆始（1711-1799， 1735-1796 在位），歷朝皆遵照《圖式》敬謹燒造。雖然紋樣器型等隨君主更替出現細微 變化，但基本規制仍代代相承。惟清末出現的一種新式祭器，打破傳統。該器物由《圖式》 中的登蓋與豆身「混搭」而成，並在光緒朝（1875-1908）大量燒造，成為晚清重要的壇廟 祭器。本文即考察其創燒年代、出現原因與器物命名等問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以下簡稱院藏）以清宮舊藏為大宗，透過多年來的購藏與捐贈，得以 增添不同類型的作品，包含了從九至十九世紀的貿易陶瓷。其中，青花瓷作為流行於全球 的外銷瓷，在過去被廣泛討論。而本文要討論的，是院藏泰興號沉船出水的幾件清代民窯 青花瓷，這些產品作為中國的外銷瓷器，以本土風格為主，質地較為粗糙，大量出現在東 南亞地區。除了象徵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外銷市場的轉向之外，透過這些產品的流通 分布，也見證了中國南洋陶瓷貿易與臺灣和其他地區的密切關係。
全球新航路開發後，西方傳教士為了將福音傳播給更多人，於十六世紀帶來許多前所未見 的宗教藝術品到東亞，銅版畫是其中相當值得關注的品項。晚明出版的木刻墨書中，即 刊有重新摹製的西方聖經銅版畫。隨著書籍的傳播，西方羅馬拼音字母、銅版畫也為人所 悉。翻刻的過程中，晚明畫家摹寫稿本，工匠將銅版畫交錯複雜的線條，以木刻呈現，手 藝巧奪天工，令人讚嘆。東西相遇，痕跡留在相遇後創發的物件上。在看似無關的題材裡， 在作品的細節中，其實隱含了畫家的實驗與追求。本文帶領觀眾相遇東西，一起共賞物件 上以往不曾被關注的面向，透過仔細觀看，重新理解畫家與工匠在那樣的大時代中的學習 與因應。
和平島近年考古出土的諸聖教堂遺構及其附屬墓葬群，以及同時代的巴賽人（Basay）聚 落遺址，為西班牙人於十七世紀初期殖民北臺灣的歷史提供嶄新的研究資訊與視角，再現 了大航海時代雞籠的歷史現場。本文以島上兩個遺址與大航海時代相關聯的多元考古發現 （包括貿易品、生活用品、建材及宗教用品等）為主軸，揭示考古遺物與脈絡如何幫助我 們認識西班牙人到來之前東亞海域人群的發展及其對外活動，以及大航海時代全球貿易、 宗教傳播與政治擴張間綿密的關係。
由浩瀚無邊湛藍海洋所串連與構築的舞臺，在無限延伸當中為各式人群提供了相遇的契 機。十六、十七世紀多元動盪的國際關係與複雜的海上情勢，除影響了大歷史的走向外， 也讓有些小人物意外地有了獨一無二的奇幻「出國」之旅。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典藏一幅十八世紀的德語古地圖，為日裔德籍醫師飯塚一教授（Johannes Hajime Iizuka）於 2004 年捐贈。它是從書籍 脫落下來的一紙插圖，尺寸並不甚大；然而，若是依循著圖內的文字與繪線，則可以發現 一位歐洲傳教士跨越千里至東亞海域的足跡，以及十六世紀各方人群在海上相遇往來的大 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