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39卷第3期
洛可可中國風在清宮的接受與轉化──以「飛蛇」簪為例
白顏慈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觀察到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銀嵌玻璃蛇式簪〉,該簪上面所謂的「飛蛇」,具有西洋龍造型。在查對《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歐洲作坊紀錄以及清宮進口鐘錶收藏之後,筆者發現乾隆皇帝(1735-1796 在位)下令拆下歐洲鐘錶配件,並將其改製成后妃使用的〈銀嵌玻璃蛇式簪〉,而此鐘錶配件正是來自英國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 1723-1800)作坊獨特的西洋龍造型,此外,相關檔案紀錄中也顯示有乾隆皇帝下令改製西洋鐘錶配件的案例。
筆者進行資料排比,首先釐清難以定年的一批清宮簪飾,探索其可能生產的年代、產地與運送路線,以及可能持有簪飾的后妃。據此,追索簪飾的「飛蛇」造型可能源自歐洲自然史中重要著作—葛斯納(Conrad Gessner, 1516-1565)的《動物誌》(Historia Animalium, 1551-1558/1587)。再者,藉由認知心理學裡「基模」(schemata)的概念與跨文化認知研究,結合筆者所觀察到的視覺線索,試圖理解乾隆皇帝這一跨文化行為背後的原動力。
透過此類簪飾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十八世紀中期清宮在皇權積極介入下,將歐洲時興的洛可可中國風(Rococo Chinoiserie)引入清宮。而歐洲人則挪用自身文化中的造型,並轉變既有形象,營造出具有中國風的工藝品,試圖迎合消費者的文化傾向。在貿易至東方後,歐洲中國風工藝品又再次被清宮用自身文化的認知基模所接受,從而揭露了簪飾背後所隱含文化交流的多重意義,包括歐洲寶石鑲嵌工藝、運用自然史知識設計工藝品,以及歐洲洛可可裝飾風格如何傳入清宮成為女性裝飾等。再從十八世紀清宮對舶來品的挪用、改製到轉化的歷程,我們可以看到清宮藝術納入新簪飾母題(motif)、造型以及風格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