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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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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816
  • 2026年第43卷第4期

    「書體」及其政治應用:東漢安帝年間作為符瑞器物的篆書石刻

    邱尉庭

    傳統上,「書體」多被歸在小學、書法史、書法美學等研究範疇,較少透過政治文化、思想的角度加以解析。本文嘗試透過史料重構今、古文經文本的建立過程。自秦始皇焚書、挾書律起,古文簡牘遭毀,口傳與今文經體系遂興。至西漢末劉歆倡立古文經、新莽以小篆鑄「新嘉量」銘文,「古文字」成為參與政權建構與神秘學語境的符號。進一步整理西漢晚期至東漢中期之石刻書體風格史,本文認為永初至延光年間篆書石刻大量集中出現的現象,與東漢古學發展、執政者崇古以及《說文解字》成書等背景緊密相關,顯示石刻書體之選擇具有政治與文化思想內涵。最後,本文以實體石刻圖文、瓦當,結合緯書等文獻資料,說明篆書在此時期常與神靈祭祀、讖緯符瑞之題材相聯繫,乃因當時頻發天災,古文字與神秘學結合成為「符瑞器物」,運用於當時之意識形態與政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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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年第43卷第4期

    繪圖演義:明萬曆朝《聖諭圖解》研究

    林麗江

    明代官員鍾化民(1537-1597)在萬曆十五年(1587)任監察御史巡視陝西茶馬事務時,將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 在位)所倡導的六條箴言,俗稱聖諭六條或聖諭六言,加上圖繪,命人刻石頒佈於各州縣,鼓勵各地翻刻拓印,以便廣為流傳,並命令各地依此按時宣講。這樣的碑刻,恰恰提供一個難得的實例,可以一探晚明官方如何透過視覺圖像來推行教化,也能進一步理解流通於一般大眾之間不同於上層階級所使用的圖像樣貌。同時,透過仔細分析此碑的形式與內容,也發現某些古老的圖像敘事傳統,其實還被保留在地方上。萬曆朝臣子使用圖像來達到規諫目的例子很多,鍾化民也頗能運用圖像來達到他的目的。分析鍾化民所製作的圖籍,以及他可能使用的視覺材料,都有助理解這些民間教化圖像的製作機制與傳布方式,進而對當時的視覺文化有更多的理解,也將使得明代繪畫史的研究能更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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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年第43卷第4期

    秩序、狂歡與傳說:明代中秋的社會文化意涵

    謝忠志

    本文探討明代中秋如何在宮廷制度與社會互動中,逐漸形塑其節令地位與文化內涵。首先考察中秋在明代宮廷制度化的過程,指出中秋原非明代既有年節,明初亦未形成定制。自嘉靖、萬曆以後,隨皇帝重新調整歲時節令,特別是神宗因中秋與萬壽聖節時序相近,常藉由賞賚臣僚飲饌、月餅等方式,將其納入宮廷節令體系中,強化中秋在明代官方的正統地位與象徵意義。晚明的江南社會,因中秋夜遊與城市狂歡活動盛行,蘇州虎丘夜遊與杭州錢塘觀潮成為不分階層、身分與性別的節慶活動,顯現中秋由重視家庭團圓的歲時節俗,進一步擴展為具有公共與集體性質的城市節慶。這類活動,具有耳目之娛、釋放情緒的狂歡特質,使中秋在晚明成為社會縱情享樂的節日。

    本文亦重新檢視廣為流傳的「八月十五殺韃子」傳說,該說實為清末民初時期政治目的下,對中秋節令的再詮釋與再發明。中秋為承載情感的歲時節令,實有被後世反覆挪用與賦予新義的可能。大體而言,明代中秋並不侷限某一政治或民族意涵,而是宮廷制度確立、民間狂歡同樂,並經由後世詮釋後,不斷豐富內涵而產生的節日。透過不同歷史層面的交織,逐步奠定今日的中秋節慶文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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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年第43卷第4期

    Swapping a Cat for a Prince: Did Poets and Painters Comment on the Birth of Song Emperor Renzong?

    Alfreda Murck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wo undated Song dynasty paintings—Monkey and Cats and Calico Cat under Peonies—may obliquely refer to the birth story of Emperor Renzong (1010–1063). In her ambitious quest for status, Virtuous Consort Liu 劉德妃 (969–1033) appropriated a baby boy from Lady Li (Li Chenfei 李宸妃) in the palace. By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 tale evolved that Lady Li had given birth to an undomesticated cat, and “Swapping a Civet Cat for a Prince” (Limao huan taizi 狸貓換太子) became a popular oper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was revived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came the story line for dozens of movies and TV dramas. It enacts a palace intrigue in which a childless imperial concubine takes a new-born boy from another palace woman and he grows up to be emperor. The story was based on actual events during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Although I argue that the two above paintings might allude to events in the imperial family, they are unlikely to be official works from the court. Rather, the paintings were more likely commissioned outside the court and probably date to a time after Emperor Renzong’s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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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年第43卷第3期

    朝貢、海難與制度調適:嘉慶年間的琉球貢船事件

    蔡承豪

    明清朝貢體制雖具相對穩定且制度化的規範,然其實際運作深受自然與人為因素影響,宗藩雙方往往須隨情勢變化進行協商與調適。嘉慶年間琉球尚灝王請求冊封之事例,即為觀察此一制度彈性的重要案例。嘉慶十一年(1806),琉球使團啟程請封,途中卻遭颶風漂抵臺灣,貢品盡毀,僅頭號船倖存。經臺灣府收容與修繕後,使團於嘉慶十二年(1807)轉赴福州,惟行程已大幅延宕。原擬即刻北上朝覲,最終仍循例延至秋季,成員並因兼顧朝貢貿易而分途行動。其後變故接踵而至。正使楊克敦於北上途中病逝,琉球派遣的接封船又於海壇觸礁沉沒,造成人員與物資重大損失。經多方交涉,琉球獲清廷額外恩給,得以租用民間商船續行,並於嘉慶十三年(1808)陪同清廷冊封使團返國舉行典禮。然而,民間商船歸還過程復生糾紛,相關善後事務延宕至嘉慶十五年(1810)方告結束。

    此一歷時數年的歷程,橫跨臺灣、中國、日本與琉球四域,不僅接連遭逢船隻毀損、正使殞命及隨行人員重大傷亡等事故,亦出現藩屬國自行籌措船隻以因應困境之情形。縱觀整體,可見在清廷柔遠政策的制度框架下,宗主國與藩屬國,以及居於第一線的閩省官員、琉球官員與通事,於複雜局勢與連串危機中展開彈性回應與斡旋,亦折射出藩屬國在艱困情境中所展現的協商策略與應變能力,顯示朝貢體制乃在動態互動與協調之下得以持續運作的政治實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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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年第43卷第3期

    蜀中獨無疲:十八世紀四川的自然災害與米價

    謝美娥

    十八世紀中國的農業生產以作物制度為核心,其種植結構以糧食作物為主體,故糧食生產與糧價的變動具有代表性,反映經濟興衰的變化。農業生產受氣候或水、旱自然災害等條件制約,影響生產收成,繼而影響糧價。這一關係鏈的探討,向為清代糧價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在近年顯增的區域個案研究中,多已納入此一議題,惟四川米價相關論著未見討論。而關於自然災害與糧價關聯之研究,早期觀點多認為,氣候或自然災害對糧價短期變動作用明顯,而長期變動不顯著,並關注其他影響因子,然在不同區域個案的探索中,相關結論存在歧異。本文藉四川個案驗證早期觀點的適切性,研究結果表明,無論自然災害對糧食收成或對糧食價格的影響,十八世紀四川都呈現長期不顯著,而於若干短期年間較為顯著的特徵。整體而言,自然災害因子並未在長期米價變動中扮演決定性角色,而糧食收成與米價變動的關聯更甚於自然災害對米價變動的衝擊。此一四川個案的實證支持早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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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年第43卷第3期

    明代藏書家俞洪、俞弁父子室名別號及其藏書考述

    賴信宏

    俞洪、俞弁父子為正德至嘉靖時期蘇州藏書家,現今對俞氏父子的藏書情況,所知尚少。以往多將俞弁之父俞寬甫與虞山逸民俞洪視為二人,本文首先考察父子室名別號,發現俞寬甫、俞洪實為同一人。復就祝允明書札,探討祝允明商借小說、《說郛》因由,一窺蘇州當地喜讀稗史小說之風氣,並從現存書志題跋考察俞氏父子的藏書情況,所藏尤多筆記小說珍本。最後調查俞弁所編《山樵暇語》、《逸老堂詩話》、《續醫說》引書情況,從俞氏父子閱讀與編纂活動,發現其引錄筆記小說可能反映早期《說郛》的流傳軌跡,從而補足學界對俞氏父子藏書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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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年第43卷第3期

    由龍柄器皿談北朝至唐代陶瓷製作的模件運用

    林郡儀

    帶有龍柄的壺與瓶是北朝到唐代陶瓷中相當具有特色的器皿類型,經常作為文化交流的代表器物。過去研究對於各器形源頭有豐富研究,本文則聚焦於彼此關聯,以了解其在中土的發展。首先從流行時代、區域、功能、象徵意義重新檢視彼此關聯,特別針對過去對雞頭壺和雙龍柄壺之間線性演變關係的爭議。繼而借重雷德侯提出的模件體系,從作坊的角度說明許多過去鮮少與龍柄器皿相提並論的器形,其實與之使用相同的模件。之後探討模件生產思維在設計各種龍柄器形時的作用。在外來器形的刺激下,陶工可能以既有模件回應,外來器形也能為模件庫提供新模件以供陶工搭配舊模件產生新組合。這樣的生產與設計思維顯示,探討器形之間的關聯時,除了從整體器形入手,也需要由模件層次切入。此角度為積極建立線性演變關係的作法提供省思,同時有助於洞察文化交流中在地化的背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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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第43卷第2期

    海字本〈樂毅論〉若干版本考

    盧慧紋

    王羲之(303-361)所書小楷〈樂毅論〉深受藏家重視,然歷代摹本、臨本與刻本眾多,系統繁雜。其中,殘本「海字本」為最受推崇者之一。由於其僅存二十九行,末行止於「海」字,故名「海字本」。本文考察數種異本,並對其承繼與系統加以初步分析。本文第一節先彙整自南朝至宋代間關於〈樂毅論〉的相關記載,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第二節對出版品中常見的四種「海字本」〈樂毅論〉—包括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與安思遠舊藏本—進行比較。第三節考察林熊光(1897-1971)在1930 年代晚期所藏的一本。此本尚未受到廣泛關注,拓本與後附宋人題跋皆具研究價值。筆者推斷,此本「海字本」〈樂毅論〉來歷明確,惟與前面數本皆不相屬。後附歐陽修(1007-1072)題跋應書於1060 至1064 年間,為新出之歐陽修書跡,亦為探討其書學發展不可或缺之重要資料。而史正志(1120-1179)的題跋內容,則呈現了宋室南渡後文人與官僚力圖復興藝文傳統之努力。筆者期望本文能為〈樂毅論〉之研究及林熊光收藏活動的探討,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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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第43卷第2期

    范寬畫風之確立與傳播─以〈谿山行旅圖〉之寫實性與理想性為中心

    竹浪遠

    范寬(約活動於十世紀後期至十一世紀前期),華原(今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人,其山水畫創作根植於陝西地區之風土實景,以高遠構圖描繪出氣勢撼人的山岳景觀,為北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畫大家之一。本文以其代表作〈谿山行旅圖〉為核心,分設三章探討范寬在山水畫史上的地位,及其畫風對後世所產生的影響。

    第一章聚焦於范寬兼具高度寫實性與理想性之高遠山水畫風的形成,並分析〈谿山行旅圖〉的構圖方式、描繪內容、母題與手法。同時,透過與歷代相關作品之比較,指出范寬看似獨創的畫風,實是在承襲唐至五代華北山水畫發展脈絡的基礎上逐步確立;范寬畫風的獨特性,主要源自對故鄉陝西銅川照金山一帶自然風土的細緻觀察,並由此發展出的高度再現性。范寬也透過增強主山在畫面中的存在感與高度,以及對畫面主題元素的精心安排,巧妙引導觀者視線,藉此創作出超越單純實景再現的象徵性畫面。此外,本文經由對畫中僧侶與馱隊的分析,論證此作描繪的是夏末黃昏時分之景色,並認定其為一件於四季時序與天氣表現方面皆已臻成熟的北宋山水畫巨作。

    第二章旨在探討范寬於北宋畫壇中得以與關仝(十世紀)、李成(919-967)齊名並獲高度評價的原因。結合當時的政治動向與陝西的社會情況,本文提出:唐末的動亂導致京兆府(今陝西省西安市)及整個陝西地區的衰頹,即使在北宋建國後,當地仍持續遭受党項與流寇侵擾,推測此為范寬隱居於故鄉山中創發獨特畫風的原因之一。范寬壯年時期適逢真宗朝(997-1022),彼時陝西作為邊防重地,頻繁有出身華北的宰相、樞密使等高官派駐當地,這些官員很可能成為理解並賞識范寬作品的鑑賞者。另一方面,都城開封因「天書降臨」事件而大興道觀,此間雖動員大批畫家參與建造,但實際掌權者多為出身江南的財政官僚與宦官,因而以質樸手法描繪陝西地區山岳風景的范寬作品,未能在當時獲得都城畫壇的青睞。仁宗朝(1022-1063)後,党項族建立西夏(1038-1227)並與宋朝開戰,陝西地區因地處軍事要衝而備受矚目,然此時范寬已辭世。儘管如此,隨著李成「平遠山水」逐漸獲得高度評價,與其風格截然不同的范寬「高遠山水」畫風遂開始受到關注。自仁宗朝後期起,范寬便與關仝、李成齊名,在畫史上享有極為崇高的地位。

    第三章考察文獻所載范寬派畫家,探討范寬畫風自北宋以後的傳承與轉變。北宋中後期,范寬畫風主要由陝西本地畫家繼承;及至北宋末、南宋初,其畫風逐漸拓展至宮廷、江南,甚至文人畫家之中,但其原始畫風中所具備的雄渾壯闊氣勢,也隨之減弱。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梁楷(十二世紀後期至十三世紀前期)〈雪景山水圖〉可視為在南宋寧宗朝(1194-1224)對金政策背景下,運用范寬畫風描繪陝西地區山水的重要作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臨流獨坐圖〉,則反映後世對范寬畫風的理解與再現。本文即以此類作品為依據,探討范寬畫風的傳播。

    綜合上述的考察,范寬畫風的核心,在於其根植於故鄉自然景觀而實現的高度寫實性與理想性。正因如此,范寬畫作備受北宋士大夫推崇,被視為能夠真實描繪山岳真貌的名品,進而確立其畫壇地位,以及在後世山水畫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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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第43卷第2期

    江戶前期醫學復古思想與近世中國醫學知識—以《二火辨妄》與荻生徂徠為中心—

    藍弘岳

    傳統中國醫學知識體系深刻影響日本的醫學發展。到了江戶時代,出現所謂的古方派。他們大抵對近世中國醫學中之陰陽五行等理論持批判的態度。古方派之祖一般被認為是名古屋玄醫(1628-1696),然而其醫學體系仍帶有濃厚的金元醫學色彩。本文擬透過對其弟子芳村恂益(生卒年不詳)之著作《二火辨妄》的研究,探究名古屋玄醫一派的醫學思想。本文會以「命門」、「三焦」和「相火」等近世中國醫學概念為重點,討論芳村恂益對近世中國醫學的理解與評議,並特別重視他如何在孫一奎(1522-1619)、張介賓(1563-1640)等明代溫補學派醫家的影響下,展開其醫論。再者,本文也探究芳村恂益如何依據《黃帝內經》、《難經》等古代醫學經典的考據,批判以朱丹溪(1281-1358)為代表的金元醫學乃至明代醫學,從而建構其獨特的醫學思想,並進一步探討芳村恂益與名古屋玄醫之間醫學思想的關聯。其次,江戶思想史的重要人物荻生徂徠(1666-1728)正是透過批判《二火辨妄》來展現其醫學觀點。因此,本文亦將討論荻生徂徠如何批評《二火辨妄》中之論點及其所呈現的醫學思想,並論及荻生徂徠對古典醫學經典的評論著作《素問評》等。本文旨在從東亞醫學思想史的視野中,討論近世中國醫學知識的相關書籍在江戶日本的流傳與影響,並梳理江戶前期日本醫學復古思想的發展脈絡,進而分析荻生徂徠前期思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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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第43卷第1期

    日治時期臺灣畫家的東亞繪畫學習—林玉山剪貼、臨仿與創作活動研究

    蔡家丘

    本研究檢視林玉山(1907-2004)在1920 年代至1940 年代使用的剪貼簿與素描冊,考察畫家剪貼與臨仿的學習脈絡。一般對林玉山早期的學畫經歷僅知梗概:因家中從事裝裱工作,開始學習傳統書畫,於日本留學時參觀展覽會、到博物館臨仿作品,並頻繁地寫生。後人對其創作與成就的評價往往僅強調其著力於寫生一事上,然而有別於單純的寫生稿,這些剪貼簿與素描冊,透露其學習的來源與途徑相當多樣而複雜。本研究考察林玉山實際剪貼、臨仿的圖版,以及觀摩的展覽會作品,可知他聚焦於流傳日本的花鳥畫如蓮池、水禽圖,與具東亞共通性的人物畫如關羽像等畫題,由此更仔細地驗證其學習東亞繪畫並轉化至創作的過程。

    不僅如此,這些材料正是提供一窺日治臺灣與近代東亞美術史連結譜系的關鍵。林玉山學習繪畫的歷程,是在臺灣繪畫傳統的延長線上,朝向東亞進行新的吸收轉化,視線聚焦於日本累積至近世並在明治時期透過國家收藏與展示形成的東洋繪畫史觀。本研究並不是要判定畫家臨仿內容、繪畫史觀的正確與否,而是從殖民地臺灣社會、美術環境探討在其眼界範圍中的選擇取向和理由,以及對創作的影響,進而思考臺灣與東亞美術史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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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第43卷第1期

    觀圖證詠:乾隆《御筆詩經圖》中的物象與言說

    何映天

    清乾隆(1711-1799)《御筆詩經全圖書畫合璧》三十冊(簡稱《御筆詩經圖》),是乾隆朝前期代表性的藝術作品。本文通過《御筆詩經圖》與南宋馬和之(約活動於十二世紀中期)《毛詩圖》的比較分析,展現出前者在後者基礎上對「詩經圖」表現手法的兩項重要發展:其一,以雲氣、山石等間架結構,反映物象間的連類關係;其二,以人物姿態的言語指涉,彰顯詩文的興動之能。而「引譬連類」與「感物興動」,正是《詩經》乃至古典詩文傳統中牽連物象、言語與姿態的關鍵脈絡。本文指出,《御筆詩經圖》在看似簡約抽象的圖像風格背後,以高度的文本覺與創造性的表現手法,巧妙呈現出「詩」自物象連類至於言詠興發、身姿律動的各個面向。三者的回環映照,使《御筆詩經圖》成為對《詩經》詩學與經學性質的直接回應,從而重新定義了這一合璧之作的的圖文關係。這對於理解《御筆詩經圖》的獨特風格、經典文本的圖繪傳統以及詩學理念的視覺表達,均具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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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第43卷第1期

    乾隆朝《活計檔》中的「回子」文物

    翁宇雯

    清代(1644-1911)塔里木盆地及其周邊區域(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天山以南地區,俗稱「南疆」)為信奉伊斯蘭教之少數民族的聚居地。清廷通稱此類族群為「回子」,並將其所居之地稱為「回部」或「回疆」。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征服回疆後,通往中亞的路徑大為暢通,往來交流也隨之增多。此地和其它伊斯蘭地區的貨物或貢品,包括玉器、銅器、錢幣、織物、飾件、紙類與刀劍武備等,由此轉運至北京,成為天子之藏。

    在乾隆時期(1736-1795)《活計檔》中,這些具伊斯蘭風格的文物常被冠以「回子」之名,甚至有時寫作「子」,流露出文化優越的視角。文獻中對回子物品的敘述,許多確實可與清宮舊藏文物相互對照。本研究指出,清宮中的回子收藏來源多元,除了來自回部的物品外,還包括今中亞、印度、伊朗以及土耳其等地的珍品,而清宮造辦處亦具備自行製作回子物品的能力。更有趣的是,產自江西景德鎮的明代正德(1506-1521)官窯回回文瓷器竟也被清廷視為回子器物。由此可見,「回子」一詞在清代語境中逐漸泛化為伊斯蘭與穆斯林的代名詞,其所對應之物質風格與視覺語彙,也成為清廷認識伊斯蘭文明的重要途徑。乾隆朝的回子文物,雖無法全面反映穆斯林社會的物質文化全貌,卻深刻體現了十八世紀清宮對伊斯蘭世界的認知框架與文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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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第43卷第1期

    五馬圖與文人畫的興起

    石守謙

    李公麟(1049-1106)〈五馬圖〉的再出現,是近年藝術史界的大事。本文探討此畫作的多重意涵,並兼及其與士人畫興起之關聯。〈五馬圖〉不僅僅是對於北宋元祐時五匹貢馬的寫真,除了強調駿馬的外在形貌外,更著重展現其內在神氣,反映出當時士人對伯樂相馬故事中「取譬人材」之文化傳統的關注。李公麟本人甚至引之來表達自己仕途困頓的委屈。當時宋朝文化界也感受到來自遼朝「蕃族」人馬圖的沉重壓力。李公麟此作亦有向此蕃族畫抗衡之意。為了這個競爭,〈五馬圖〉採取了向唐代韓幹(?-780)畫馬風格的「復古」策略,並提出一個以唐太宗(598-649;626-649 在位)昭陵六駿為指標的「意氣所到」之表現理念。這就構成了影響後世深遠的「士人畫」核心價值。〈五馬圖〉所帶動的士人畫發展受到靖康之變(1126-1127)的沉重打擊,在整個南宋一代未曾恢復。而其在元、明時期之得以復興,則亦落實在「復古」取徑之上。這是向來論文人畫史者未及充分注意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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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第42卷第4期

    東亞視域下的香妃形象—以兩幅日本近代畫作為例

    黃雯瑜

    本文透過二幅以〈清無款油畫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為創作來源的日本近代美術作品—畫家東鄉青兒(1897-1978)的〈香妃〉及橋本關雪(1883-1945)的〈香妃戎裝〉為對象,探討在日本近代「香妃」的藝術形象。考察的過程中發現,香妃與其軼聞在日本近代不僅廣為人知,在1940 年代更是作家、作曲家、美術家的重要創作泉源。1940 年代的兩張香妃像,是戰爭時期因應時局的戎裝女性圖像之引用,而連結上香妃所處的乾隆朝及歌頌滿洲舊都的乾隆詩作〈盛京賦〉,更闡釋了日本藝文界利用「香妃」此一人物的意圖,同時牽引出日本帝國經營滿洲國的野心及整合大東亞共榮圈的國策。在探索東鄉青兒〈香妃〉及橋本關雪〈香妃戎裝〉的同時,也窺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所典藏的作品在近代日本畫壇重新被轉化利
    用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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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第42卷第4期

    成為「家法」—民國時期北京畫壇的仿郎世寧畫風

    劉宇珍

    本文探討民國前期北京畫壇仿擬郎世寧畫風的成因與內涵,反思何謂郎世寧畫風之「寫實性」與「中國化」。本文以為民國「仿郎畫」的風潮,初時原為北京畫壇名家馬晉(1900-1970)的個人愛好,而在故宮博物院開放後,透過中國畫學研究會與湖社等繪畫組織的傳習制度向外擴散,於1930 年代初期達到頂峰,郎世寧畫風亦於此際取得切合當代時局的風格意涵。馬晉以親炙原作的方式學習郎畫風格,其所效仿的郎世寧畫風,則因康有為「合中西」之論的出版,而不離近代畫史「寫意/寫實」之辯。本文指出,北京畫壇對郎世寧的仿擬方式,在概念上承繼了民國以前對西洋畫的看法,在操作上則將郎世寧的畫風「筆墨化」,使之成為工筆畫中的「家法」。而其所謂的「寫實性」,看似合於現代精神,實為某種筆墨程式。據此亦可見「寫實主義」在民初畫壇語境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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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第42卷第4期

    謎樣的乾隆—清高宗的御筆真容、代筆與鑑賞

    何炎泉

    關於乾隆鑑賞的正面研究,成果已相當豐碩,然當中混入大量詞臣意見。本文從書法、鑑賞、刻帖等個案入手,試圖窺探乾隆皇帝(1711-1799)的真實品位。雖然自幼接受嚴格書法訓練,練習作品所反映的成就有限,突然登基後又改變學習模式,使得早期的書法進步緩慢,往往帶著簡略筆法、瑣碎動作、鬆散結構等缺點,呈現出稚嫩不成熟的書風。張照為乾隆代筆之事人盡皆知,卻罕見代筆作品被指出,故透過筆墨技巧的分析比對,找出張照(1691-1745)所代的御筆,以修正被高估的乾隆書法成就。早期所寫的題跋與作品,後來也都因為自己不滿意而更換重書,顯然乾隆也不認同當年的書法。至於書畫鑑賞,也經常出現誤判的狀況,反映出個人筆墨欣賞能力與偏好品味。摹刻精良的《三希堂法帖》,在乾隆喜愛的烏金拓法下被嚴重破壞細節,反映出與眾不同的審美特質。透過各個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真實的乾隆與「乾隆群體」之間的落差,有必要重新思考其文化史上的定位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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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第42卷第4期

    蕭照〈畫山腰樓觀〉研究—兼論蕭照山水畫風在南宋初年的意義

    許文美

    本文以南宋御前畫家蕭照(活動於1126- 約1162)代表作〈畫山腰樓觀〉和文獻記載蕭照於涼堂畫壁的事蹟為中心,探討蕭照山水畫在南宋初年的意義。文章首先將蕭照涼堂畫壁事蹟放入高宗朝(1127-1162)在臨安建置皇家建築群脈絡中探討,藉此勾勒出涼堂壁畫年代以及畫家和高宗朝的緊密關聯。其次解析宋元文集中題詠蕭照作品的題畫詩,呈現蕭照事實上擅長繪製四幅「山水漁父圖」組畫,由此角度切入探討〈畫山腰樓觀〉母題和畫風,一方面可得知此畫為「山水漁父圖」,另一方面將畫幅與忠實保留蕭照畫風的〈秋林飛瀑〉(舊傳范寬作)併觀,可以共同組成「四季山水」之夏景、秋景山水,具有「離合山水」特點。〈畫山腰樓觀〉和〈秋林飛瀑〉「合併復原圖」產生之視覺新材料,顯現出蕭照山水畫實際傳承北宋「大山堂堂」畫風,繼承且變化李唐(約1050-1130 後)〈萬壑松風圖〉畫風和圖樣。文章接續以「合併復原圖」重新檢視傳李唐〈江山小景〉卷和〈高桐院山水雙幅〉軸運用蕭照山水圖式情形,尤其重新探討〈高桐院山水雙幅〉的意義,不僅限於將作品訂年於十三世紀,透過分析葉紹翁(約1185-1190 之間-1241 後)《四朝聞見錄》記載蕭照涼堂畫壁事蹟的文本記述方式,進一步發掘出南宋人將蕭照視為可追擬吳道子(約685-758)般神技畫家,可以在一夜之間畫成涼堂四壁山水。蕭照涼堂壁畫中粗率筆墨和概括性形象更由〈高桐院山水雙幅〉流傳得到佐證和推想,從而推論蕭照實為兼擅「疏」、「密」二體之山水畫家;以此為基礎,適能深入詮釋畫史中李澄叟(活動於1150-1221)提出南宋初年「李蕭變體」的意義。文章最後從蕭照獨立繪製涼堂畫壁的關連年代—紹興十五年(1145),往前推測李唐南渡至臨安、並且與高宗朝建立關係的時間點,很可能如同鄧椿(活動於十二世紀)《畫繼》等記載為建炎年間(1127-1130),最晚也應當放置在紹興(1131-1162)初年較為合理,故李唐生卒年為約1050 至1130 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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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年第42卷第3期

    來自江南的來舶畫人:東亞繪畫史視野中的張莘花卉圖

    黃立芸

    張莘(1744- 約 1817),浙江仁和(杭州)人,初名昆(崑),字秋谷(穀),號 西 冷 釣 徒、 鋤 雲 館 等。 根 據 中 國 與 日 本 的 記 載, 他 在 日 本 天 明 年 間(1781-1788)曾赴琉球、長崎,留下包含墨竹、水墨山水等作品,在他歸國後作品仍持續輸往日本,設色花卉作品尤其受到歡迎。從中國畫史的角度觀之,張莘不過是清代中期眾多惲壽平(1633-1690)的追隨者之一,無足輕重,然而在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後期,張莘名列來舶四家之一,受到南畫家椿椿山(1801-1854)等的推崇並加以學習,可視為江戶時代後期在南蘋風之後,對中國明清花鳥畫受容的重要案例。本文立於東亞藝術史脈絡,聚焦張莘之生平、作品,並以椿椿山為例指出其對江戶時代後期花鳥畫新發展之影響。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有張莘〈碧桃月季〉扇面(1815),過去此作少為學界所知,望本文有助於未來院藏品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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