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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卷期總覽

第42卷第1期

  • 唐咸亨年(670-674)的陶瓷景觀

    謝明良

    本文依據唐咸亨年(670-674)幾座紀年墓所出陶瓷,嘗試梳理在此短短五年間,所透露出的和今日所謂陶瓷史相關的訊息。此包括:一、不同地區所見同類製品的時代和樣式差;二、唐三彩的跨區域消費、釉彩裝飾以及屬性問題;三、陶俑的時代和區域樣式以及明器文化圈問題;四、雙獸柄壺的尺寸及其在墓葬中的組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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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皇家讀本:明代內府批讀典籍考論

    介志尹

    本文標立「明內府批讀本」此一版本類型,指明代內府文臣施加句讀、圈發及批語的前代典籍。這批明內府批讀本是提供給皇子皇孫閱讀的「皇家讀本」。清內閣大庫舊藏的宋元版書籍中,常見以朱色圓圈戳印句讀、天頭墨筆批語的本子,過往未有學者正確指出其來源。本文以《歐陽文忠公集》為典型案例,以書中批讀記號及史料、收藏源流的佐證,論證該書現存 14 部宋刊本及 1 部明內府抄本,均屬於明內府批讀本。

    文中歸納四項鑑定要素:摘要式批語、朱圈印句讀、有一定格式與規模以及出於清宮舊藏,並以源出清內閣大庫更有證據力。初步考定現存 16 種 27 部明內府批讀的典籍,其中多數為宋元版,兼及前代典籍的明內府抄本。文末檢討鑑定方法的可行性與限制,並闡釋「皇家讀本」的書籍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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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中葉以降蒙漢商業交易、司法問題與族群互動—以庫倫商民事務衙門審理搶劫及偷盜旅蒙商人案件為例

    王士銘

    本文以清中葉以降庫倫商民事務衙門審理搶劫及偷盜旅蒙商人案件為例,討論清朝制定出入蒙古的法令及保護商民措施、庫倫商民事務衙門審理程序,並按商業交易、司法問題與族群互動方面分析內地商民與蒙古人之間的社會及經濟關係。

    首先,商民因清準戰爭前往清朝軍隊在喀爾喀各處的駐紮地運補軍需。這些商民請領理藩院部票,係屬官商,清朝負有保護責任。戰爭結束之後,清朝只留少數兵力在科布多及烏里雅蘇台監視準噶爾;並且調整貿易政策,允許商民前往喀爾喀各旗貿易。因此隨著前往喀爾喀各旗的商民逐年增加,清朝保護商民的力量不如以往,商民不只要有自衛能力應付突發情況,更須尋求在地蒙古權貴庇護。

    其次,商民遇事報案應主動出示票照表明身分,取得地方衙門司法協助。承審官員針對案情先依循《蒙古律例》再參酌《大清律例》給予公正的判決。個別案件指出,商民在市圈或部落可否順利取得司法資源,或有人為因素影響,致使官員未能在法定期限內審結,並出現商民屢年催呈情況。除此之外,不可忽視商民集體呈訟的力量。若地方賊風四起,嚴重影響治安,商民會集體抗議,力求官員盡快處理之。

    再者,游牧經濟特性之故,商民與蒙古人採賒欠貿易,若蒙古人無法按期償債,勢必逼迫貧苦者參與犯罪。賊匪在不同季節犯罪,取得贓物是不同的,商民須留意防範之。除各類貨物外,商民最常被搶盜的牲畜是馬。因為馬對蒙古人來說是衡量財富的尺度,亦是經濟價值高的戰略物資。至於銷贓管道,賊匪為求快速變現最常找上熟識的商民買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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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幅畫的社會生命史:〈四梅圖〉的流傳及其在清末民初的影響

    唐寧

    〈四梅圖〉是墨梅史上的名跡,也是南宋畫家揚無咎(1097-1171)屈指可數的傳世作品之一,在歷史上也都是由赫赫有名的文人收藏家傳承經手。本文旨在梳理這件作品由晚清至民國初期的遞藏史,並探討在此期間,〈四梅圖〉經由與不同藏家之間的互動而產生的影響力。

    〈四梅圖〉於嘉慶時期回到蘇州,並在晚清先後經陸恭(1741-1818)、程楨義(1816-1853)、潘遵祁(1808-1892)、李鴻裔(1830-1885)和顧文彬(1811-1889)之手遞藏。作為一件少數未被收入宮中的宋代名跡,歷任藏家都對〈四梅圖〉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操作。除了在畫上遍蓋印章、廣邀文人唱和題詠以及對原作進行臨仿等傳統方式,蘇州藏家們還專門為〈四梅圖〉修閣築樓並製作拓本,這些行為都有效地提升了這件作品在江南地區的知名度。不但如此,這件作品還以一種錯誤解釋的方式被收入晚清時期的書畫著錄中。與此同時,〈四梅圖〉對藏家也發揮了多層次的影響力,它不但讓藏家得以進入頂級文人士大夫的交遊圈子、有效提升藏家的社會地位,同時也衍生出新的藝術作品,並參與建構藏家的家族記憶。

    此外,在元明時期,〈四梅圖〉曾有過一波追摹的浪潮,當時吳派畫家製作了大量的臨仿作品,讓〈四梅圖〉形成了一個作品系譜。在清末民初,這些「四梅」作品群分佈在江南各處如蘇州、湖州、昆山、南京等地,且藏家相互之間有著或深或淺的關聯,顯示出江南地區存在一個由不同社會身份的藏家組成的藝術品交易網絡。該網絡受到太平天國戰亂的沉重打擊,導致藝術品在清末民初不斷向上海匯集。與此同時,傳統帝制的解體和上海華洋雜處的城市環境讓文人無法像在晚清蘇州一樣,於收藏上擁有絕對的話語權,而且他們也愈發需要通過自己的書畫才藝來謀生。由此,文人在藝術生態中的角色逐漸從收藏端向生產端移動。在「四梅」系譜中,吳湖帆(1894-1968)對陸治(1496-1576)〈梅竹圖〉的臨仿為這種變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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