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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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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777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寂寞的皇叔:慎郡王允禧(1711-1758)

    陳國棟 允禧(胤禧,1711-1758),康熙皇帝的第二十一子,與乾隆皇帝同年生,兩人之間頗有互動。胤禧的生母出身江南陳家,康熙生前只封她為貴人,到雍正初年才晉封為嬪。這樣的一位皇子當然沒有機會登上大寶,但是他一點也不懈怠。允禧文武雙全,又能詩能畫。他在人世的時間不長,也沒有幹過任何轟轟烈烈的大事,不過倒留下了一些字畫與詩作,也留下了一點傳說。本文的重點在於就允禧這個人的生命史做一個描述,凸顯他雖然在不同的階段分別為皇子、皇弟與皇叔,不過隨著他在家族中地位的改變,越來越限縮自己與外界的互動,並且設法安於寂靜孤獨的歲月,所以說他是「寂寞的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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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晚清文物市場與官員收藏活動管窺:以吳大澄及其友人為中心

    白謙慎 在收藏史的研究中,文物市場本應為不可或缺的一環。但由於資料的限制,以往的收藏史研究對市場鮮有涉及。由於晚清的資料相對豐富,本文即結合青銅器和書畫的市場價格變化來討論晚清官員的收藏活動,並進而觀察處於歷史巨變時期中國社會精英的文化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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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4期

    清代庫倫的規費、雜賦與商人

    賴惠敏 清朝規定商人到蒙古經商需向理藩院領取照票,商人在張家口繳稅後,至庫倫和恰克圖,必須繳交陋規銀。從嘉慶、咸豐朝的官員貪污案件,可見庫倫辦事大臣和恰克圖章京的陋規收入遠高於養廉銀。有學者研究陋規銀的來源大部分來自正額之外的加派,或者徵收過往的船、車輛、牲畜之稅。庫倫商人亦需繳小票銀、查地陋規銀等,可見清代官場之陋規無所不在。
    其次,清朝在庫倫實施漢蒙分治,漢商限制住在買賣城中。因此,漢商在庫倫提供地基銀、鋪戶銀,以及落地雜稅,這些都是衙門的收入來源。清末實施新政,庫倫增設兵備處、巡防營、木捐總分局、衛生總分局、車駞捐局、憲政籌備處、交涉局、墾務局、商務調查局、實業調查局、男女小學堂。新設立的衙門必須籌措經費來源,統捐算是較大宗的稅收。從稅收的觀點來看,新政也讓中央獲得更多稅收,譬如鋪房銀、統捐銀各二萬餘兩。此外,商賈認捐庫倫巡防步隊餉銀一萬兩,說明清末實施新政在財政方面獲得成效。
    民國初年的庫倫辦事大員陳籙認為清末新政的經費悉數責令蒙古一律供給,蒙民不堪其擾相率逃避,近城各旗為之一空。本文則釐清蒙古新政的經費亦攤派商人,並非完全由蒙人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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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4期

    道寧齋印考

    游國慶 本文從一方印文奇詭難辨的吉星福先生捐贈田黃石印發端。經由出土古文字與傳抄古文的字形資料參比,以及文字歷史演變的規律勘察,將此印文隸定為「道寧齋」三字,期望使印文研究擺脫猜謎射覆式的主觀臆想,走上較科學的軌道。
    在考知字形、了解印文後,進一步查證文獻史料,證知為北京北海瓊華島白塔下的一個齋館,於乾隆十八年修建完成,名為「道寧齋」。更搜尋清宮帝后用印之《寶 藪》,發現乾隆皇帝有一方同印篆的朱文印,形制略小,旁附「道寧齋」釋文。由康雍乾諸清帝常鐫同文印章之例看,此贈印亦應為乾隆帝的一方用印,田黃石料,印文兩側加雙龍紋,極其珍貴。
    明清書家、印人的古文字知識、或古文奇字形體使用的來源,是一個頗大的議題,許多書畫家鈐朱與收藏印記,往往見存這些難辨的奇字印文,因對其得形之由未明,故傳抄致訛甚多。本文對印文「道」、「寧」、「齋」三字的字形偏旁考索,或可作為此類印章印文研究的參考。
    清宮帝后璽印散佚民間,屢見於各拍賣會,或可驗諸《寶藪》、或為當時編譜所失收、或編輯前已佚失,此印可補《寶藪》之缺,為清宮帝后璽印研究增加一方寶貴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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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4期

    行篋隨行:由乾隆皇帝南巡時的書畫鑒藏談起

    邱士華 本文耙梳《清高宗御製詩文集》、《南巡盛典》、宮中收藏著錄、進單、地方志等材料,整理乾隆皇帝南巡時曾經品題的書畫藏品,具體討論「題詠」與「書寫」可能存在的時間落差,以解釋資料上若干矛盾的現象。此外,透過尋覓南巡行篋書畫藏品的來源,特別是以資料較豐富的第三次南巡為例,可得到瞭解乾隆朝中期宮中藏品徵集模式的一個切面。而對於六次南巡題詠作品的比較分析,可突顯乾隆皇帝南巡書畫鑒藏活動的特點,其「即景印證」、「重複題詠」特定藏品的鑒賞方式,實屬他獨創的華麗紀遊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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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4期

    重探青海瞿曇寺之瞿曇殿(二):藏傳佛教《金剛鬘》(Vajrāvali; rDo rje phreng ba)教法在明初安多地區傳播的新發現

    鍾子寅 瞿曇寺為明初宮廷在安多(A mdo)地區所贊助的最重要的藏傳寺院。本文為筆者瞿曇寺系列研究之第二篇,乃識讀出其第一個大殿―瞿曇殿―描繪了一套近乎完整的《金剛鬘》(梵:Vajrāvali;藏:rDo rje phreng ba,東北 No. 3140)法集的曼荼羅主尊。
    關於《金剛鬘》教法,在過去,學界所熟知的十四至十六世紀的美術遺品多與後藏地區的薩迦派有關,明初安多、山西與京畿等地區不僅缺少美術遺品,僅有的少數文獻記載也不為學界所熟知。十五世紀初瞿曇殿《金剛鬘》法集的識讀,是明初安多地區這個法門首度視覺證據的發現,揭示了過去藏傳佛教教法史所缺載的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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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3期

    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對江南名勝和園林的繪製與仿建

    陳葆真 本文結合文獻和圖像來探討以下的三個議題:1. 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巡狩活動和南巡的相關問題;2. 乾隆皇帝君臣對江南美景的繪製;3. 康熙到乾隆時期皇家苑囿中所仿建的江南名勝和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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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3期

    清中後期(1821-1911)內務府造辦處南匠及其相關問題

    嵇若昕 依據目前所公佈清代內務府造辦處的檔案歸納、統計,清前期曾在內廷服務的南匠約有一百四十人之多,但是清中後期近百年間,曾進入造辦處服務的南匠雖有三十人以上,然其中大多是畫家,手工藝方面的匠役僅載錄了兩名玉匠與四名牙匠。
    清前期南匠收入除了在京發給的錢糧銀,某些人尚有衣服銀,來自廣東地區者還有安家銀。清中後期之南匠收入僅載錄錢糧銀一項,其最低數額雖與清前期相仿,但未達最高數額。光緒七年(1881)年底,如意館中八位畫家同時獲得加薪,但其他匠役未蒙恩澤;就算每月增加了錢糧銀,也未曾達到乾隆朝的最高收入水準。
    民國肇建,造辦處崩解,匠役流入民間。經研究,內廷匠役對於二十世紀初期北京畫壇與工藝界的直接影響甚微,遑論南匠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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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3期

    清代雍、乾年間江南河庫道與南河治河經費

    鄭永昌 在清代財政史研究中,河工財政向來是一個被受忽略的領域,而有關河工史研究當中,以往論著也多集中對治河、防河、河工器具等方面,河工財政也是較少被討論;至於討論地方行政中道員雖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惟在道員中負責掌管河工財政的道員─河庫道,卻僅是文章中作簡略介紹。
    南河地區位處江蘇省淮揚等處,既是黃淮兩大河道交匯之區,也是京杭運河漕運糧船必經之道,更是鹽場稅收重心所在,其在國家財政地位上不言而喻。如何使運道暢通,河道穩定,遂成為清代政府治河的重點所在。因應大量物資經費的投入,南河地區專責河庫錢糧財政的河庫道遂應運而生,在清代南河河工財政上,從此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本文將以江蘇南河地區為對象,討論河庫道一職的性質,並討論南河財政收支管理等問題。全文除前言與結論外,內文逐次討論:一、南河河庫道職權內容與性質;二、南河積弊整理與道庫管理制度的重建;三、河道庫經費收支內容與變化。文中最後指出,由於乾隆二十年代政府對南河財政的整頓,帶來了乾隆三、四十年代河工短暫的財政穩定局面。然而到乾隆四十五年後,隨著河南水患頻仍肆虐,造成黃河下游南河地區原已逐漸建立良好的財政基礎,又再度轉為入不敷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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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3期

    陳淮的書畫收藏與嘉慶皇帝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

    何炎泉 清宮書畫收藏向來以乾隆朝為關注焦點,嘉慶內府長期受到忽視。成書於嘉慶廿一年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除了補遺外,也增加嘉慶內府的新藏品,計收入二千餘件,對於嘉慶皇帝的收藏事業有比較全面的介紹。嘉慶皇帝即位後,首先革除陳淮江西巡撫之職,接著在四年正月查辦和珅,同一年又對已過世的畢沅清算,三人家產都被抄家沒收,其中又以畢沅的抄家最有斬獲。三編中所見書畫精品除畢沅、畢瀧兄弟,陳淮與和珅的收藏也很重要。畢家收藏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和珅受限於資料不足,陳淮雖有材料,卻乏人問津,成為清代收藏史的一個缺憾。本文將重心放置於陳淮的書畫收藏上,重新建構陳氏家族的收藏輪廓,發現陳淮與畢氏兄弟在當時堪稱收藏界翹楚,皆為乾隆後期的民間收藏主力。透過此研究,除了釐清嘉慶內府收藏的來源外,也可重新檢視陳氏家族的書畫收藏貢獻與地位,藉以填補此段收藏史上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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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第32卷第2期

    郎世寧與瓷器

    余佩瑾 郎世寧(1688-1766)是知名的西洋傳教士畫家,一生遊走清宮五十一年,歷經康雍乾三朝,以同時融會中西合璧畫體見長。身處十八世紀全球網絡密切交流的時代,配合帝王旨意也必須涉足工藝產造。他和官窯產燒的關係已受到歷來研究者所注意,本文仍以瓷器角度切入,自當置於重新省思問題的脈絡下來理解。除了反省問題癥結點之外,也擬透過實物與文獻的重新梳理和比對,追溯郎世寧奉旨參與的可能樣式,以及從中反映出來的清宮與世界交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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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第32卷第2期

    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

    馬雅貞 中國歷代皇苑的樣貌多依賴文獻與考古追想,但清代皇家行宮與園林一則由於遺址保留程度高,另則受益於清宮製作並出版的皇苑圖繪,今人的想像仿彿就有了圖像依據而相對清晰。然而,如此可憑藉當時的宮廷畫作來還原皇家園林狀貌,在中國圖繪史傳統極為少見。清宮皇苑圖繪動輒以數十冊頁分繪皇苑景點,並一再刻板印刷,既將之獨立出版成書,亦收入方志等的作法,顯然是有別於過去皇家園林圖像傳統的刻意選擇。為什麼清宮皇苑圖繪如此特殊?康熙創建避暑山莊的圖繪,無疑是考察此問題的必要發端。本文先檢視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接著綜論明清園林圖繪的文化意涵,進而討論其收編並轉換中國園林圖繪傳統,建構出理想皇苑與聖主形象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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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第32卷第2期

    從汗國到帝國:金至清初賓禮制度的更定

    尤淑君 本文以金國的賓禮制度為切入點,探討金國如何把部落習慣和明朝典制融合為新的禮儀制度,進而討論金國時期的政治變化、賓禮禮儀的制訂及其政治文化意義。金國建立之初,努爾哈齊忙於征伐,金國禮儀制度很大程度延續女真舊俗,呈現不同於儒家文化的面貌。天聰年間,皇太極注重禮儀制度的作用,並藉文書稱呼、行禮動作、座次安排的安排,區分尊卑,確立金國汗與諸貝勒之間的君臣關係,同時也彰顯金國的政權正當性,進而確定金國與明朝、蒙古、朝鮮之間的名分秩序。為了實現「汗國」到「帝國」的體制轉型,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清,並引入明朝典制,再融入過去的部落習慣,創造出新的賓禮禮儀及其禮秩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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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第32卷第2期

    帕米爾界圖及光緒時期中俄帕米爾界務交涉問題探討: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外交輿圖為例

    陳維新 帕米爾高原古代稱為蔥嶺,漢、唐、元時期,均設官管轄。明代,居住在帕米爾的部落向明朝朝貢並奉正朔。清代,乾隆皇帝平定大小和卓動亂後,亦在帕米爾的伊西洱庫里(爾)地方設立御製紀功碑。
    十九世紀初,俄國趁清朝國勢衰退之際,藉中俄《北京條約》規定,開啟侵占中國西北疆域的行動,光緒八年(1882)、十年(1884),清廷與俄國陸續簽訂喀什噶爾東北及西北段界約後,清廷喪失天山南路部分土地,但由於邊界劃定僅止於烏仔別里,讓俄國有可乘之機,意圖再染指烏仔別里以南帕米爾大片土地,即派兵進入該地區,要求與清廷商議帕米爾地區劃界。本文擬以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外交輿圖等相關檔案,對有關帕米爾地區的外交界圖及清廷與俄國交涉帕米爾界務等相關問題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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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第32卷第1期

    石濤自寫種松圖小照研究:兼述他的自我形象

    王耀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石濤〈自寫種松圖小照〉,成於康熙十三年(1674),時當石濤與法兄接掌廣教寺。此畫的研究,原收藏者羅家倫,寫了他得此卷的緣由,錄寫了畫中的款題,及有法兄喝濤。張大千以此件為真;另有些學者對此卷持疑,以臉部的描繪出於職業畫家之手。石濤能否畫像,應無疑義。石濤〈五百羅漢四屏〉寫道「阿長自像」。上海博物館藏石濤〈致哲翁書翰〉,寫道:「尊六兄小像,已草草而就。」石濤是能畫人像的。「臣僧元濟」的用印,此「臣」是秦漢的古用語,自我謙稱。
    石濤以第一人稱的題識詩文,每每暗示畫中的點景人物,就是自我形象。佛道及皂帽蒙頭、明代服裝等等交相運用,畫出了一生隨情隨境,其生平經歷,可以「以圖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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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第32卷第1期

    康里巎巎(1295-1345)行草書分期與風格溯源:再思元代非漢族書家的「漢化」問題

    盧慧紋 康里巎巎(1295-1345)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康里氏,是元代中期著名儒臣與書家。他在書史上享有極高名聲,元時與趙孟頫(1254-1322)並稱,後世亦讚頌不絕。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巎巎同時也是蒙元時期非漢族人士「漢化」(或稱「華化」)的重要代表。巎巎的書法十分多樣,目前得見之作品中不僅有尺牘與書詩文,還包括為數不少的碑銘;書體涵蓋大小楷、行書、狂草與章草;書風則涵融南北傳統。這種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原本專屬於漢文化的書法藝術在蒙元社會中的重要性不僅沒有消減,還積極扮演多種角色;另一方面則顯示當時書壇上各種傳統勃興,並存發展,並非全然一同。然而一般學者對巎巎書法作品的探討仍嫌表面,甚至有不少錯誤;「漢化」的論述模式亦有明顯的侷限性,不僅只重視單向的文化傳播與接受,且無法呈現蒙元時期士人文化及書法傳統本身的多元性與區域差別。本文以巎巎最為後人熟悉、評價最高的行草書作品為焦點,全面整理目前得見之行草書二十五件,進行考證、訂年、風格分期與溯源,並探討其多元風格表現在元代書法史及文化史上的意義,藉此一方面補前人未盡之處,另一方面期能有助於思考蒙元多族士人圈的複雜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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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第32卷第1期

    乾隆皇帝與《滿文大藏經‧救護日食經》

    林士鉉 《滿文大藏經》是乾隆皇帝最重視的文化事業之一,經文全是滿文,當時僅印刷十二套,流存至今者甚少。《滿文大藏經》原則上以漢文經典為繙譯底本,但也有不少經典尚不能確知是否存在對應的漢文本;經典數目與目錄所載不相同,實際收錄數目亦無定論,有些連頁數也不能確定。因此,此藏之譯刻過程及經文內容,今人所知仍十分有限。二○○二年,《滿文大藏經》於北京重印出版,外界始有機會較為全面、整體性地認識此部大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原印本三十二函,又購藏二套重印本,提供學界便利的研究環境。
    本文討論其中一部《救護日食經》即沒有對應的漢文經典,且筆者發現接續此經的,尚有另一部不見於目錄的《救護月食經》,茲就此現象考察《救護日食經》的譯編情形。考察結果確定此經譯於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四日(1775年12月16 日),而是年曾出現兩次日食。乾隆皇帝不僅敕譯滿文《救護日食經》,又重新安排它在全藏中的位置,此事例具體反映他高度參與此藏的譯編過程;復參照當時的救護儀式及諭旨,亦可證實日食現象對乾隆皇帝有著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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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第32卷第1期

    從《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論〈奉橘帖〉的源流

    吳誦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是藝術史界無人不曉的名蹟,以往學界研究的焦點,多集中在探討該件作品的摹搨時間,或就作品本身觀察雙鉤複製的不合理處。但現今所見〈平安帖〉與〈何如帖〉摹搨墨蹟本,均比褚遂良《右軍書目》所載貞觀年間唐內府藏真跡短少兩行,且此卷雖稱「三帖」,帖前的鑑書人押署卻僅有兩處,〈奉橘帖〉名稱在文獻中出現的時間也較其他二帖為晚。本文試圖整理刻帖與文獻資料,找出歷代所摹與文獻記載中的相關帖目,說明此三帖原本應為兩帖,而〈奉橘帖〉的出現,可能是唐代著名詩篇導致宋明以後分帖觀念改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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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第31卷第4期

    唐宋摩利支菩薩信仰與圖像考

    李玉珉 摩利支天原是雜密的一位神祇,隨著密教的發展,逐漸從天部變成菩薩,甚至於躋身佛母之列。祂的信仰源遠而流長,本文旨在梳理藏傳佛教傳入中土以前、唐宋時期摩利支天信仰和圖像的發展脈絡。
    六世紀初菩提流支即將梵本《摩利支天經》譯成漢文,可惜當時並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直到八世紀中葉,在不空的推動和皇室的支持下,摩利支天信仰終於在中國開花結果,摩利支天像也應運而生。宋代是中國摩利支菩薩信仰發展的關鍵時期,宋初天息災譯《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豐富了此菩薩信仰和圖像的內容。南宋時,摩利支菩薩靈驗故事的流傳和高僧的弘揚,也促使摩利支菩薩信仰蓬勃發展。從圖像來看,宋代摩利支菩薩像較唐代更加多彩多姿,雖然依舊可見唐式持扇的天女造型,但以多首多臂為主流;南宋末,又吸收一些道教元素,出現了手擎日、月的摩利支菩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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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第31卷第4期

    宋畫款識型態探考

    王耀庭 一件書畫名品,總以水準高,款識佳,流傳有緒為完美。任何一件書畫,書畫上的自我署款,有其啟發關鍵性的證明作用。宋代「款識」書寫格式,應是遵循唐宋習見的「書儀」,署姓連名時,姓大名小,且姓、名間空隔大半字,以姓為尊是對自身家族姓氏的恭敬,以名為卑,字小以示謙讓。宮廷的體制下運作,尤其有共同的遵循的則例。承皇命,進御時自表身份,必然遵循「公文書」格式的定制。畫家進御,通常以「臣」自稱。宋畫署款格式,「臣字款」的大小空格書寫形式,大都一體遵守。相對地,非「臣字款」,大小空格之遵守,北宋相同之例,大於相異。南宋則是兩種形態皆有,且越晚期,越失「姓大名小」之例,惟遵守格式者,人數還是較多。本文所討論「宋畫款識型態」,「識款」,以今日存世所見宋畫,所舉諸例,「有款」而認定此畫之歸屬,畢竟是最為基本。畫之風格題材,五花八門,有其個體風格之差異,無總體之依歸,「款識」反而相對地單純。本文所舉之宋人署款格式,雖非為絕對性,然當其有違慣例,隨信隨疑,旁徵再引,當不失為探討宋畫之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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