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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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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777
  • 2023年第41卷第2期

    試論西魏北周時期鎮墓俑的文化元素—作坊與式樣

    劉瑋琦

    本文利用分析西魏北周時期的鎮墓俑造型風格與元素,得知王朝統治集團是以 鮮卑神獸與佛教金剛力士的概念,詮釋墓葬中的鎮墓獸與鎮墓武士俑。由於以俑隨 葬為朝廷制定的葬制,為此朝廷設置提供隨葬明器的作坊並產生官辦作坊式樣,而 官辦作坊式樣的變化,往往與國家發生重大事件有關,以此代表新文化政策的開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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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1卷第2期

    美學揀擇與後世重繹:〈四梅圖〉的流傳及其在元明時期的影響

    唐寧

    〈四梅圖〉是墨梅史上的名跡,也是南宋畫家揚無咎(1097-1171)屈指可數的 傳世作品之一,本文旨在梳理這件作品的遞藏史,並研究其在元明時期產生的影 響。〈四梅圖〉在元代曾進入吳鎮家族和柯九思的收藏,到明代又經沈周和文徵明 家族之手,再進入項元汴的收藏,之後這件作品一直在江南地區的文人士大夫之間 傳藏,晚清時又再次回到蘇州,一路流傳有緒。

    在元明時期,〈四梅圖〉和另一件已經佚失的揚無咎四梅作品被經手過眼的文 人一再唱和。他們不但作詩寫詞,來呼應揚無咎附在〈四梅圖〉畫後的〈柳梢青〉 四首,而且沈周和文徵明還臨仿揚無咎的梅花。更有甚者,陸治還將臨仿對象納入 更多的宋元作品群,又或是文嘉將四梅替換以自己的梅花作品,這些都讓〈四梅 圖〉在明代蘇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規模足以形成墨梅傳統中的一個「四梅」專 門題材。

    在更廣闊的層面,〈四梅圖〉也以一種微妙的方式參與了元明時期文人墨梅風 格的形塑。〈四梅圖〉描繪在自然環境下生長的梅樹全株,其實是揚無咎梅花畫中 並不受南宋社會上層所喜歡的類型。到元代,儘管揚無咎的畫作由於其本人進入了 文人墨梅的系譜而備受珍視,但相對於元代文人對〈雪梅圖〉和〈宋元梅花合卷〉 的熱烈反應,〈四梅圖〉依然不是受重視的墨梅類型。直到沈周和文徵明將〈四 梅圖〉往局部化和小型化的方向調整,〈四梅圖〉才完成了參與明代蘇州文人「清 雅」墨梅風格形塑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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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1卷第2期

    游藝.繁華.名—明後期的文酒之會與成名藝苑

    王鴻泰

    本文旨在藉由文學,尤其是詩,所觸發的社會活動,考察明代文藝社會的形成 與發展,追究文學可能在社會層面上,以何種形式進行相關活動,激發相應的社會 關係的發展,凝結出不同屬性的文藝社群。

    明中期以來,商品經濟日趨發達,相隨於此,城市生活日益繁華。這個充滿聲 色之娛的城市生活場域,也就成了文藝活動的新舞台,各方文人集散聚合於其中, 不斷進行的各種文酒之會,富而好文好名之商人也熱衷參與贊助,士商交雜,推波 助瀾下,形成極具流動性的文藝社會。王世貞所主盟之文壇,正立足且插手其間, 對之加以序列排名,更使文酒之會與成名之道相應相成,諸多文人縱身繁華,游藝 酒會,借交成名。如此,王世貞及其後之文藝社會發展、文藝盛況乃與城市繁華相 呼應,文酒宴讌則與文人成名互作用,而文藝生活與文學內容充滿聲色娛樂,晚明 之文藝特色也因此饒富感官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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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1卷第2期

    從臺灣美術的脈絡重估溥心畬

    魏可欣

    本文嘗試跳脫臺灣美術史以清領、日治、戰後時期作為斷代的線性史觀,重新 以溥心畬渡臺後創作的部份作品為例,探討這些繪畫作品與臺灣美術史演變之關 係。全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釐清臺灣傳承自近代日本與中國的繪畫知識與觀 念,藉以檢視溥心畬來臺後對國畫的看法或主張。第二部分主要探討溥心畬如何以 山水、牛、花卉等臺灣傳統及在地題材,與清領和日治時期的美術互動,既探問臺 灣美術脈絡對溥心畬創作之影響,亦關懷其挹注這塊土地的畫風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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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1卷第1期

    從書寫習慣的新視角重新審視〈辨脈法〉的作者考據

    林智堯、楊仕哲

    《傷寒雜病論》被尊為中醫方書之祖,對後世影響甚遠,然而其〈辨脈法〉一篇在宋本《傷寒論》中雖列於諸篇之首,相關研究以及註解卻甚少,主因是從明代方有執以降,多將〈辨脈法〉視為王叔和托張仲景之意所著,因此常被摒棄不談。隨著敦煌膠卷的出土,其內容與諸傳本的〈辨脈法〉相似度極高,此一篇又逐漸被視為張仲景原著。在考證作者時,雖有學者提到問答體與張仲景習慣寫法不同,但始終未有更深入研究。通過整理《脈經》一書後,發現王叔和在書寫時有首字同字條文並列,條文之間對偶工整,以及喜好沿著順序書寫等三種書寫習慣,然而用此三種書寫模式檢視〈辨脈法〉時,則無法得到相符的結果,因此傾向〈辨脈法〉由張仲景所寫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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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1卷第1期

    權力與符號的流轉:明代中期藩王府五爪龍紋瓷器

    尹翠琪

    在明代(1368-1644),五爪龍紋是皇帝的象徵,禁止官民使用。然而,對於既非皇帝亦非官民的明代藩王,五爪龍紋又象徵什麼?十五世紀中期出現一類繪有五爪龍紋及十字菱格紋的青花瓷器,它們在中國多地的藩王及親屬墓、王府及民窯遺址皆有發現,性質屬官方或民間製品一直未有定論。本文旨在探討這類瓷器的屬性及產生原因。通過比較明初至中期的官窯瓷器、帝王畫像、明都城及藩王墓等遺址發現的不同龍紋形態,本文提出這類藩王府龍紋瓷器的生產,很可能是在皇帝默許下,由藩王府或經由地方官員向特定的景德鎮民窯訂燒或購買。瓷器採用官樣龍紋,但迴避象徵當朝皇帝的升龍樣式,並搭配民間流行的十字菱格紋邊飾,藉以表達藩王低於皇帝、同時超然於臣民的獨特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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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1卷第1期

    日治前期臺灣「美術」概念的移植與形成—以博覽會與官方展覽會為探討中心

    邱函妮

    本文透過日治前期在臺灣舉辦的共進會、物產展覽會、教育展覽會等官方展覽會,以及在日本舉辦的博覽會等相關史料的收集與分析,來考察「美術」概念如何透過展示的觀看制度移植到臺灣,並探討在這些展示脈絡中所呈現的「美術」樣貌為何等問題。日治時期官方舉辦展覽會之目的大致可分為二類──殖產興業與文明教化,「美術」也出現在此二類的展示脈絡當中。本文將討論時間範圍設定在 1895年至 1926 年之間,這是由於在 1927 年臺灣美術展覽會開設之後,以臺展為頂點,各州舉辦學校美術展覽會,在此可以見到「美術」逐漸制度化的現象。「美術」的概念也隨之收束於「繪畫」、「雕塑」等西方概念下的「美術(fine art)」當中。不過,若考察日治前期所舉辦的各種官方展覽會,可以發現所謂「美術」的概念並不僅侷限於繪畫與雕塑等類別,實際上包含了更為廣泛的類型。然而在「美術」制度化與結構化的過程中,雖有利於將「美術」概念根植於臺灣社會當中,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美術」發展的限制。日治前期經常在各種官方展覽會中展出的工藝、書法、水墨畫等,皆被排除於美術展覽會的制度之外,這也造成了我們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美術」認識上的盲點。本文嘗試跳脫既有的認識框架,從展示的角度來理解日治前期臺灣一地「美術」移植與發展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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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0卷第4期

    薩摩藩島津氏與清人之交流——以喜鶴亭十六景序、詩為例

    沈玉慧

    1609 年遭薩摩藩出兵征服,1630 年代起江戶幕府施行禁教、「鎖國」政策,琉 球因而成為日本取得中國信息、商品的主要途徑之一。此後隨著 1634 年起琉球出 使江戶、與清朝宗藩關係確立,琉球亦成清、日交流的途徑。其中值得留意的是, 十七世紀初壟斷琉球途徑的薩摩藩,自十八世紀起也利用長崎途徑與清人交流。其 原因除了十七世紀後期以來江戶幕府統治政策轉為文治、十八世紀以來日本對清朝 認識逐漸轉變,以及享保改革下江戶幕府放寬異國知識、技術輸入限制等,薩摩藩 的內部因素亦不可忽視。為此,本文透過考察十八世紀薩摩藩利用長崎途徑的交流 事例,結合前述的時代背景,及薩摩藩的內部因素等,探討薩摩藩島津氏利用長崎 途徑對清交流的背景、原因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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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0卷第4期

    鄭盡心事件:康熙四十九年的海賊緝拿與清朝君臣的折衝

    黃宥惟

    本文探討清朝海賊鄭盡心被捕始末,並分析此案如何從沿海地方的劫掠案件上 升至全國性事件。鄭盡心於康熙四十九年在山東沿海一帶劫掠,半年後在福建被抓 獲。過往研究將此案視為一般海賊案件,主要討論鄭盡心帶來的治安威脅以及政府 的對應策略,而未深入研究案件本身的發展過程。本文透過奏摺與《清實錄》等宮 廷檔案還原事件經過,指出皇帝、內閣、省級官員與民間商人都試圖從鄭盡心身上 抓住各自期望的政治機會,這些意見彼此折衝並影響案情發展。由此注意到,鄭盡 心事件中的劫掠者與被劫掠者同屬於清初以來日漸興盛的沿海貿易網絡,但分屬不 同的商業群體。當利益發生衝突時,其中一方選擇告官以借助政府力量,未想卻成 為官僚介入的突破口。官員們試圖透過鄭盡心事件擊敗他們的政治對手;而康熙皇 帝則藉此整頓地方官員並限制其權力濫用。鄭盡心事件促使我們涉足政治史與海洋 史研究的交會地帶,亦有助於進一步思考清朝政府與海洋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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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0卷第4期

    「天祿琳琅」藏書史事補證

    曾紀剛

    清宮「天祿琳琅」藏書,是中國古代藏書史上首創專就古籍善本為對象,以版 本賞鑑為核心的皇家文物特藏。本文藉助知見所及的檔案文獻,與書籍實物相互 查考驗證,分別就「天祿琳琅」之鑑藏源起、規模數量、清查盤點、藏書餘緒等 相關史事脈絡,試為補白辨訂。首先推溯善本特藏的時間、空間原點,自乾隆元 年(1736)正月起,御花園內的絳雪軒便被布置為一處庋藏古籍善本的專屬空間, 而將古書視同藝術品般鑑藏賞玩,正是乾隆皇帝大規模整理宮廷傳藏文物,開展各 類古物典藏陳設版圖的起點。其次考辨乾隆朝所編定《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實際著 錄藏書總數乃 430 部,這與學界公認為 429 部的一部之差,係因點校整理時尚難採 用清內府鈔本為底本,也未能參據繕錄年代相近的《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或《欽定 四庫全書》本,將部、函、冊等數量歧異處一一檢校核實。再則首度揭示光緒二十 年(1894)三、四月間,南書房翰林奉旨全面清查宮中各處「天祿琳琅」遺書、 闕書、目外書的完整過程,而存世的盤點紀錄內容,猶能和嘉慶朝重輯之《欽定天 祿琳琅書目後編》乃至所著錄之原書相覈互證,頗有助於探究古籍傳藏脈絡中的佚 存時序暨實物樣態。最後,光緒年間的清查盤點,實則導致皇家善本特藏重心,從 乾、嘉二朝的昭仁殿轉移至景陽宮御書房,而百餘年來始終停滯在傳聞階段的「天 祿琳琅」「四編」書,也因此得以發現新的史料線索,進一步對應現存書籍實物, 作為重新想像光緒朝建構新善本特藏的依據。透過本文的初步考察,期望能為學界 接續研究「天祿琳琅」藏書,開啟另一座文物資源,建立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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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0卷第3期

    商前期青銅盤研究

    蘇榮譽

    青銅盤是長期被學術界忽視的類別,早於安陽的商前期青銅盤更缺乏關注,本 文即是對出土和傳世的 27 件商前期青銅盤的研究。首先根據可靠的出土樣本,確 定早商階段,即青銅盤的開始階段的風格面貌:盤腹外壁或光素、或飾弦紋、或飾 帶狀紋飾,圈足或素面、或飾弦紋。然後明確殷墟早期的青銅盤的風格面貌:盤腹 外壁和圈足飾紋帶、內壁滿紋飾、但皆平鋪類型,可由之框定商代青銅盤的風格趨 勢是紋飾的繁複化。據此,有 20 件盤可推斷屬於中商階段,並發現裝飾盤內壁是 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徵,從圓渦紋到圓渦紋配魚紋、龜紋配魚紋,且魚紋有 3 條、6 條乃至其間再配鳥紋的演變過程。

    由風格分析所建立的序列,首先說明因洹北商城的發掘而劃分出中商時期不僅 合理,而且必要;其次對既往憑個人感覺或基於器物部分特徵而判斷青銅器年代的 做法提出質疑;第三,對盤的技術分析可知,雖然器形和裝飾都較為簡單,但工藝 總是大同小異,即使是同時代、同類型的盤亦如此,說明鑄工既有因時制宜、不想 諸器同一的意願,也說明諸種地方鑄器的說法過於簡單化甚至屬於臆測。第四,紋 飾的分析也揭示在一定時段,某些器形對應於特定的裝飾紋樣,圓渦紋和龜紋具有 某種互換性,而圓渦紋應與水有關,不應稱為火紋。此外,在對具體器物的討論 中,青銅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也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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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0卷第3期

    雲南晉寧石寨山文化所見的希臘化與內亞因素

    陳健文

    在雲南晉寧石寨山漢代古墓群所發現的文物中,出土了許多具有內亞草原文化 特徵的文物,特別是所謂斯基泰-西伯利亞式的動物紋樣,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 注。本文透過對石寨山文化的出土文物圖像進行分析,並進一步與中亞同一時期器 物上之圖像材料來作比對,希望能釐清漢代雲南與內亞之間在族群與文化上的關連 性,探尋內亞游牧民族與早期中國西南彼此之間在族群遷徙與文化接觸的互動關 係。本文發現在某些服裝與武器上,滇文化與斯基泰-塞種、希臘化軍事文化有著 高度的一致性;另一個可能的內亞文化特徵,是廣泛在滇文化出現的 S 形雙渦漩紋 飾,這種紋飾初見於內陸歐亞西部,然後流行至西徐亞地區、歐亞草原東部、新疆 與西藏等地,最後可能沿著青藏高原周緣而進入雲南地區。透過歷史文獻的比對分 析,本文討論了內亞文化因素進入中國雲南地區的可能路徑,最後對可能影響石寨 山文物的內亞因素來源提出歷史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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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0卷第3期

    「懿」字源流考

    林宏佳

    「懿」字見於先秦古籍,過去對其字義用法並無疑義,但其字形如何分析,則 前人早已對《說文》「从壹,恣省聲」的說解提出質疑。現代學者考釋出金文 即 「懿」字,推動對懿的認識,但認為「懿」从「壺」,比對甲骨文、金文材料都難使 人信服,對於字形右側人形的喉部為何要特意標示為兩個圓圈,也難有妥善解釋。 近年,隨著甲骨綴合,「懿」字有了比金文更早的材料,學者或以為其造字理據與 「噎」有關,本文則主張當為與「噫」有關,較可解釋「懿」在文獻中為何都用為 美善之意。此外,新出的竹書如《清華簡》中,也出現若干「壹」字的新材料,對 於「懿」的字形演變以及字義探究,也可以提供更豐富的材料,文中亦一併討論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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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第40卷第3期

    商代晚期亞醜者姤器組研究——附論亞醜方簋的新認識

    張莅

    商周時期的族氏銘文銅器中,帶有「亞醜」銘的器物有幾個特點,包括方形器 的比例高、目前所知的出土地點單一,以及未見與其他族氏名複合的情形。在亞醜 器中,有一群鑄銘為「〔亞醜〕。者姤以大子尊彝」的同組器物,包括甗、尊、爵、 觥、罍等類型,除了傳世未見的甗,現在可以見到的這組器物,全部都是方形器, 標誌著器主的貴族身分。據「者姤」的稱名結構,可知作器者是一位女性。由於亞 醜器大部分皆僅署族氏名,因此銘文訊息較為豐富的這組者姤器顯得重要,是理解 整體亞醜族氏的核心器物。

    本文透過對現有亞醜器物的整理研究,檢視亞醜者姤器組的器物,特別是形制 殊異的〈亞醜方簋〉,由器物比對研究,配合科技檢測,重新認識這件方簋的原來 面貌,以及這組器物實際上可能的組合內容。其次,由「醜」字銘文型態的差異進 行分類,在字形偏旁筆劃以及部件配置的基礎之上,對銘文行款佈局、施銘位置、 陽文、反書等特徵觀察,配合器物形制、紋飾的研究,比對商代晚期殷墟鑄銅工藝 的發展,重新思考亞醜器的分類與構成。最後回到銘文內涵的字義和語法考證,試 探亞醜者姤器群的來源和文化性質,並由這組器物反映的人群關係,增進對於商代 晚期女性作器情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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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年第40卷第2期

    明治初期的正倉院寶物展示與西方人士之報導:古代珍藏轉為現代觀者視野下文物之早期例證

    巫佩蓉

    位於奈良東大寺域內的正倉院寶物庫及其內藏品,不僅日本人珍視,更是國際人士共同關注的文化遺產。正倉院獨特之處,在於相當數量的物件履歷可溯至8 世紀,並可作為亞洲各區域間,尤其是西亞與東亞間交流的實證。然而,這批物件何時始為國際人士知曉?明治初期的公開狀況如何?當時外國觀者以何種角度觀看與書寫?

    本文研究1870 至1880 年代初的材料,首先整理明治初期奈良博覽會中正倉院寶物的展示狀況。第二部份則以一篇1875 年《日本週報》(The Japan Weekly Mail)的英文報導為主,探討當時國際人士對正倉院及其藏品的認知。第三部分,由英國設計師卓瑟(Christopher Dresser, 1834-1904)1882 年出版的書籍,探索他1877 年於奈良親見正倉院藏品時的見聞。

    正倉院之管理制度與藏品的系統化整理,直到1890 年代才漸趨明確。然而,1870至1880 年代初期,多樣物件已透過奈良博覽會的展出,公諸於世,且出現英文書寫的報導。即使嚴肅的學術研究尚未開展,展覽會目錄排序也未見具有明確意義,但展品整體的多元,以及物件本身的樣式、材質、製作特色等,可能反映出的古代國際文化交流,已經吸引了西方觀者的目光。這些報導或書寫雖非學術研究,但它們出現之早,非常值得注意。特別當我們考慮西方人士於亞洲的探險活動及相關出版,二十世紀之後才廣受注意,「奈良寶庫」文物呈現出的古代國際交流實證,更顯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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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年第40卷第2期

    喜啦茶:清代浙江黃茶的朝貢與商貿

    賴惠敏

    黃茶的蒙文為喜啦茶(sira cai),蒙古人自元朝以來即有喝奶茶的習俗,清朝沿襲蒙古習俗,以黃茶來烹製奶茶。黃茶產於浙江紹興一帶,集散地為平水,又沿著新安江上溯至安徽歙縣一帶,腹地廣大。清初,黃茶為主要貢茶,經由大運河運往北京。康熙年間,浙江進貢黃茶9,000 餘斤,後來增至12,000 斤,是全國貢茶數量最多的茶葉。其次,浙江販售的茶引多達14 萬道,嘉慶時期增到21 萬道,為全國茶引數量最高地區。浙江茶引行銷方面,最初由茶商領茶引,乾隆時,因茶商金臺短報茶引,浙江巡撫熊學鵬改為官解茶引,其盈餘貯藩庫充公。

    黃茶在每年立夏後採摘,味道苦澀不是上等的芽茶,但加上牛奶、奶油和鹽後,變成蒙古人喜愛的飲料。清朝每年筵宴蒙古王公,賜奶茶為重要儀式之一,其後獎賞蒙古王公黃茶、茶桶等。蒙古、西藏信奉藏傳佛教,其儀軌中黃茶更是不可或缺的。黃茶成為蒙古上層社會喜愛的茶品,與下層社會喝的磚茶習慣有所區別。因而,促進黃茶在內蒙古、喀爾喀蒙古地區的銷售量。本文探討了清朝擅長以多元文化統治各民族,黃茶代表從朝貢體制帶動了商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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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年第40卷第2期

    宋代后像的「九龍花釵冠」

    許文美

    宋代后像的留存與典藏,提供今日認識宋代后妃形象具體珍貴的圖像資料。藉由文獻中「九龍花釵冠」名稱檢視宋代后冠圖像,不僅得知作為后妃最高等級禮服的后冠,實以前代花釵冠改制,更突顯「九龍花釵冠」在宋代政治和道教密切關係下,代表著母儀天下與西王母形象交疊的特殊意義。

    檢視現存九幅年代縱貫北宋、南宋時代的全身像立軸后冠圖像,並與文獻資料結合探討,顯現像主年代最早的〈宋真宗后坐像〉冠飾應當更接近原創意義。由此來看,輔政十年、且受上清法籙的劉太后,為最適當像主。而「九龍花釵冠」后冠的形成,也很可能與當時「皇太后冠」的制定關係更為密切。〈宋真宗后坐像〉、〈宋仁宗后坐像〉后冠圖像的主龍,前者為女仙乘龍、後者為龍銜珠,顯露出真宗、仁宗時期對於后冠製作仍容許些許變化。從〈宋英宗后坐像〉之後后冠圖像居中主龍皆為「大龍銜穗珠」,且冠飾層次分明,冠體除九龍以外亦包括鳳及其他多種禽鳥,冠飾成組仙人被安置於冠緣之上,乘龍或乘禽鳥女仙群則散佈於冠體。〈宋英宗后坐像〉、〈宋神宗后坐像〉的九龍配置為中線三條龍,兩側各三條龍。而在〈宋徽宗后坐像〉之後包括〈宋欽宗后坐像〉、〈宋高宗后坐像〉、〈宋光宗后坐像〉、〈宋寧宗后坐像〉五幅的后冠圖像,皆可見主龍居中及兩側各配置四條龍,足見后冠構成已成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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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年第40卷第2期

    東漢金鄉祠堂圖像研究:來自原石的線索

    湯燕茹

    受限於龐大的石刻載體,漢代祠堂圖像的研究多以相對輕便的拓片進行分析。然而金鄉祠堂的原石壁面上,存在一批因錮於墨拓形式,而未被充分討論的極細淺刻線。這些淺刻線所組成的圖像不僅可填補過去被認知為空白的壁面,也透露設計者在祠堂的建造過程中,更改畫面內容,將描繪人物一齊舉杯致敬的場合,修改成較生動的宴飲場景。

    本文以目前可掌握的數位化拓片與原石考察作為基礎,嘗試揭示這批淺線條的面貌。並透過釐清淺線條的施作痕跡與圖像內容,討論原有復原圖的線條與這批淺線條的關係:包括工序先後、畫面改動及構圖判讀等一系列問題。再以祠堂室內空間配置,納入本文揭示的淺線條因素,對金鄉祠堂長期未有定論的墓主圖像與宴飲圖像之涵義等問題提出解釋:本文主張金鄉祠堂的壁面不存在墓主圖像,墓主的象徵在進行祭祀時,以實物置放於祠內空間。宴飲圖像的涵義則判讀為描繪一場特定時空的筵席:是墓主受賜歸家上冢,舉行於墓園祭祖儀式後,有地方名望、耆老故友與宗族出席的盛大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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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年第40卷第1期

    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姚靈

    《福州帖》是一部品質較優但關注較少的蔡襄(1012-1067)書法專刻帖,由清 中期(1736-1850)的碑帖鐫刻專家錢泳(1759-1844)撰集摹刻於嘉慶年間(1796- 1820)。本文通過對現有文獻資料及圖像資料的分析研究,較為清晰地揭示出這部刻 帖的摹刻緣起、底本來源和營銷方式,並展現出錢泳與時任福建巡撫王紹蘭(1760- 1835)之間圍繞著碑帖鐫刻而產生的互相委託關係,同時對《福州帖》為何品質較 優卻流傳較少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這項個案研究既有助於認識清中期刻帖行業的大 量細節,也有助於考察清中期金石文化興盛的背景之下,圍繞著碑帖製作所產生的 人際交往和文化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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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年第40卷第1期

    元文宗御書御賜研究——以〈永懷〉與〈奎章閣記〉為例

    劉嫿嫿

    元文宗(圖帖睦爾,1304-1332;1328-1329、1329-1332 兩次在位)是元代一 位頗具漢文化修養的皇帝。通過前輩學者的研究,文宗擅長書法一事已為學界所瞭 解,但以往學者多關注蒙古帝王的漢文化能力,而很少從藝術的角度來考察御書。本文以文宗至順二年(1331)正月三日所書〈永懷二字墨拓本〉卷及〈奎章閣記〉 為研究對象,對兩件書法作品的內容、風格以及賞賜對象進行考察,並進一步分析 文宗書寫的目的、書法風格的象徵意義以及御書賞賜的政治脈絡,以期解釋作品所 傳遞的豐富意涵。

    研究顯示,在內容上,〈永懷二字墨拓本〉卷乃《詩經》所言「永言孝思」之 義,流露出文宗的孝治思想,而〈奎章閣記〉是一篇論述帝王之道的文字,規勸文 宗尊祖訓、戒守成、怡心神。從書法風格來看,這兩件作品都受到唐太宗(李世民,598-649;626-649 在位)〈晉祠銘〉的書風影響,文宗通過臨仿唐太宗書法, 將自己與古代賢君聯繫在一起,從而提高了自己作為統治者的威望。藉由御書賞 賜,文宗在散佈恩澤的同時,也獲取了大臣們的忠誠與感激,此舉不僅有利於文宗 塑造忠孝價值觀,還有助於其構建賢明統治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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