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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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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808
  • 2006年第24卷第2期

    乾隆時期土爾扈特部歸屬問題交涉

    陳維新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原居住在俄國伏爾加河(Volga R.)流域的土爾扈特部(Turgut),該部首領渥巴錫(Ubasi)率領部眾離開俄國,歷盡千辛萬苦抵達中國,並向清朝政府稱臣內附。乾隆皇帝對該部東歸一事,甚為欣慰,並在避暑山莊召見渥巴錫等人,加以冊封賞賜,安頓照顧顛沛流離的土爾扈特部眾。至此,土爾扈特部成為大清帝國藩屬。
    由於中、俄雙方均稱對土爾扈特部擁有宗主權,於是雙方相互行文,對土爾扈特部歸屬問題展開激烈的辯論。有關土爾扈特部歷史及與中、俄之間關係,前人論述甚多,但對乾隆皇帝依據「封貢體制」及「興滅繼絕觀」之精神,對該部歸屬問與俄國據理力爭的論述文章,則不多見。本文擬以「故宮俄文史料」等相關檔案史料,對土爾扈特部歸屬問題作詳盡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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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4卷第2期

    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

    林士鉉 過去學界談論乾隆時代傳教士的「貢馬圖」畫作,較偏重於中西藝術文化交流的角度,重視東西方繪畫技法的融合與創新,而多忽略貢馬的歷史背景,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滿洲政治文化表現。乾隆朝廷接受外藩諸部與各國屬邦的貢馬,除了體現北亞民族尚馬傳統,並成為畫作與詩賦的主題之外,尚有清朝獨特的滿洲政治文化內涵,本文透過為馬命名的藝術,馬匹的相關辭彙在滿洲語文工具書──「清文鑑」的變化,以及宮廷薩滿信仰祭祀馬神等相關活動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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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4卷第2期

    在洋之盜.十犯九廣──清咸同年間廣艇海盜布興有事蹟考

    陳鈺祥 中英鴉片戰爭過後(1842),在秘密會黨與走私鴉片情形的盛行下,「廣艇海盜」再度猖獗於海面之上。海盜的再起引發了一種護航制度的組織,它主要是由英國和葡萄牙兩國私人出資成立的武裝船隊,對於需要保護的船隻收取護航費,甚至是以武力威脅強取護航費,由於獲利優厚,他們便聚集在寧波口岸互相競爭;咸豐元年(1851),當時廣艇海盜勢力最強的布興有率領了二十幾艘盜艇停泊在寧波港外,一方面與清朝水師周旋,另一方面則使得競爭激烈的護航業更加複雜化。歷史上,布興有只是一個微小的人物,不過卻在咸豐年間,起了不小的作用,雖然在與清政府談判投誠時詭譎多變,但在入營投效後,於浙江打擊盜匪和對抗太平軍,皆有所表現,因此在清政府的眼中,成為一個海盜改過自新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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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4卷第1期

    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以清宮琺瑯彩瓷的繪製與燒造為例

    余佩瑾

    本文嘗試從人與物互為關係的角度,來探討雍乾之際清宮琺瑯彩瓷的繪製與燒造。
    清官窯瓷器的生產,自雍正四年督陶官年希堯上任之後,逐漸建立起由內廷主導,御窯廠相應配合的生產機制。而雍正時期深受皇室關注的琺瑯彩瓷的繪製與燒造,透過《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及相關資料的比對,顯示其多數完成於清宮之內,而非景德鎮。同時以皇室為主導的生產背景中,宮中主其事者亦有從怡親王允祥至雍正皇帝的變化。在此之下,督陶官年希堯及其助手唐英,其實未有機會監造琺瑯彩瓷的繪製。
    此情況至乾隆時期,方始出現轉變。特別是透過對琺瑯彩瓷裝飾紋樣之一的錦上添花的觀察,除能從中了解此類紋飾的發展、演變與流行外。也因此而能掌握景德鎮官窯於乾隆時期生產琺瑯彩瓷類型作品的可能性。儘管清宮繪製者和景德鎮生產者,在品名上曾存在琺瑯彩和洋彩的不同,但從乾隆皇帝整理收藏時,以均一的態度同等對待,而得知錦上添花或是乾隆時期新興的裝飾風格。與此一新風格同時出現的,不僅將雍正九年以來蔚為流行的題句詩畫組合,導向以裝飾為主的調性。更重要的是唐英監造錦上添花,也讓我們據此得以重新思索〈陶成紀事碑〉和「圓琢洋彩」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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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4卷第1期

    從活計檔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製器用的兩個機制

    張麗端 清高宗重視生活雅趣。他對於宮廷器用的風格,自有一套雜揉了帝王誇耀宏業與文人雅實古典的品味。然而問題是,乾隆皇帝如何掌控其品質,讓為數眾多、品類繁雜的宮廷作坊活計合於他的標準呢?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又稱「旨意題頭清檔」。因為內容絕大部分是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房人員登錄皇帝交辦活計所下的旨意,此外還有些各處奉旨製辦活計的來帖等等,所以這份檔案對於瞭解皇帝控管宮廷器用品質的方式及相關問題,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本文爬梳乾隆六十年間的《活計檔》,依序羅列出宮廷活計製造的流程,從內廷傳達旨意開始,直至最終完工呈進後的鑑等,乾隆皇帝積極於掌控每一個環節。尤其值得注意的,在他交辦活計的初期,清高宗就靈活地運用各類「樣」、「稿」等具象的媒介,和工匠們進行有效的溝通,俾使匠人充分瞭解他的構思,或是先行掌握匠人的意念及預備施做的方法。因此,本文擬將樣稿的種類、運用的範疇及其效果做一個整理。此外,乾隆皇帝時有指名特定的畫樣者或成造者的情形。這樣的舉措,意味著高宗十分清楚的掌握這些匠人特質,並且相信委交這些匠人設計、製作,將比較容易得到合於其要求與品味的活計,是非常有效的管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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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4卷第1期

    同治元年的雨花臺攻防戰

    李泰翰 同治元年(1862)湘軍在曾國荃的率領下,直逼金陵城南雨花臺駐紮,此舉令天王洪秀全感到不安,屢命忠王回京救援。李秀成召集各路人馬,圍攻雨花臺,雙方展開激烈攻防戰。湘軍以寡敵眾,相持四十六日之久,始解圍,此役奠定日後克復金陵之基礎,在大清帝國與太平天國戰役中扮演關鍵性地位。
    本文擬從戰爭史的脈絡探討此役,除利用檔案文獻資料外,也運用本院圖書文獻處所藏《平定太平天國戰圖》,以期達到以圖輔史。論述尤重於探討清軍在此役中的軍事調動、佈署、攻防戰鬥情勢及與其他清軍互動情形,以釐清此役中的若干重要課題。經本文論述可知,雨花臺的曾國荃在太平軍大軍圍困之際,所缺的並非僅是援軍而已,而是「適當」的援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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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4卷第1期

    閻敬銘在山東-同治元年十月~六年二月

    魏秀梅 閻敬銘(1817-1892),陝西人,道光廿五年進士。初仕戶部主事,以幹練著稱。咸豐九年,鄂撫胡林翼奏調委用,總辦糧臺兼理營務。十一年,任按察使,旋署布政使。同治元年至六年間為山東巡撫,六年以病辭。光緒八年,復出任戶部尚書,十年在軍機處及總理衙門行走。十一年授大學士,十四年因病開缺,十八年卒,諡文介。
    敬銘操行清正,能耐繁劇,尤善理財。本文所述,僅限閻氏於山東之政績。東省北蔽京師,南通江南財賦,地位重要。咸豐四年後,崇恩、文煜相繼為巡撫,吏治敗壞,財政困竭,清廷乃命敬銘收拾殘局。敬銘勵精圖治,整飭一新。本文據故宮檔案,將其吏治、財政及軍事三方面政績分端揭出。使一代能臣之心力,表曝於世,而世人得窺晚清地方政治光明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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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4期

    明代江南五府地區藏書家的書畫收藏風尚

    陳冠至 明代江南的常州、松江、湖州、嘉興與杭州等五府地區的藏書家,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風尚,就是除了收藏典籍以外,也喜歡收藏書畫,這個特性使得今人在研究明代私人藏書時產生了一些困擾,也就是說,明代江南五府地區的藏書家,本身也很可能是書畫收藏家,兩者在定義上非常容易混淆。姑且不論明人對於「書籍」的定義與認知為何,若僅以此間藏書家喜歡收藏書畫的風尚來看,要將藏書家與書畫收藏家兩者界分清楚,是一件極不可能的事。
    本文針對明代江南五府地區的藏書家喜好收藏書畫的風氣,將這個問題呈顯出來。藉由探究藏書家喜好收藏書畫的原因,乃至書畫收藏在藏書家之間的風靡情況,希望有助將來對於藏書家的定義,能夠提供一個新的方向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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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4期

    清代《玉牒》中的滿族史資料價值

    杜家驥 本文主要介紹清朝皇家族譜《玉牒》及其別類《星源集慶》在滿族史研究方面的史料價值。
    男女直格《玉牒》及《星源集慶》,由于對滿族皇族男女成員的婚嫁都有記載,而且記述其生母之身世即由哪一家族嫁給皇族,因而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滿族皇家與旗人之通婚、以及與蒙古各部聯姻的狀况。經收集可知,與蒙古貴族之結姻達三百年(包括入關前)、595次,其他爲與八旗人之結姻,從中又可瞭解到滿族皇家與漢人的婚姻,進而得知混血狀况。婚姻資料還反映某些婚俗,以及皇家與滿族貴族、官宦世家之間錯綜複雜的姻親關係,而這種姻親關係,又爲研究君臣關係、官場關係、派別鬥爭、行政與吏治以及認識清朝政權的特色,提供有價值的內容。
    直格《玉牒》由于對皇室男女之生平簡歷作紀錄,因而可補文獻傳記史料之不足:1.提供無傳記之皇子、王公、公主等的某些資料。2.滿族宗室王公不少人參與朝政,他們的任職,在《玉牒》中有系統的記錄,比傳記資料詳細,尤其是《星源集慶》更爲系統。3.提供重要人物生卒年。另外,還可糾正傳記或其他文獻史料中的某些錯誤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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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4期

    天聰八年遠征察哈爾部與滿洲國(Manju Gurun)的結構

    楠木賢道 本文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滿文國史院檔中的〈天聰八年檔〉,分析天聰八年(1634)察哈爾部及附帶的華北遠征時皇太極對八旗軍、扎薩克軍所採取的用兵策略,並從其用兵策略來解明皇太極為汗時期的滿洲國結構。為了準備天聰十年舉行的大清皇帝即位一事,皇太極曾經在一定程度上整備過集權體制。但,對皇太極來說的權力擴張,不是對全體八旗進行直接的集權影響,而是以八旗分權體制為前提,在八旗內部增加自己所擁有的領旗數量,在八旗外緣部建立類似八旗的組織,將其置於自己強烈的影響之下,這樣兩種渠道向前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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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4期

    各抒所見: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的分析

    葉高樹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崩殂,乾隆皇帝御極之後,為周知庶務,洞悉利弊,旋於同年九月十九日頒降諭旨,命在京滿、漢文武官員輪班條奏,以為朝廷施政參考。這批主要收藏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的「條陳奏摺」(hacilame wesimbure jedz),自該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三個月間,由各部院衙門的一九九位官員,進呈三○六件奏摺,其中包括滿文一一九件,漢文一八五件,滿漢合璧二件。就具奏人的身分而言,以八旗武職人員居多,約佔三分之一強,條奏的主旨自以旗務問題為主;其他官員奏陳的內容,舉凡行政、司法、財賦、文教、吏治諸事,涉及的範圍則頗為廣泛。由於雍正十三年「條陳奏摺」的形成,係起於新君即位欲瞭解政情,臣工建白不乏對雍正朝晚期諸多改革措施的檢討;又為除弊興利,所言亦對乾隆朝初年的政策走向產生影響,故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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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4期

    清乾隆時代的雍和宮──一個經濟文化層面的觀察

    賴惠敏、張淑雅 過去學者探討乾隆皇帝贊助宗教活動,都注意到清朝皇帝利用宗教拉攏蒙古的關係。本文從內務府的檔案發現,乾隆皇帝跟著章嘉國師學習靜坐,早晚都需做功課。皇帝如同藏傳佛教的教徒,捨地四百頃做為雍和宮經費來源,又溢注數萬兩的銀子興修寺廟、造像,培植雍和宮的喇嘛學習誦經課程。
    本文討論雍和宮與北京城市文化的關係,試圖說明藏傳佛教在北京的普及情況。雍和宮成為北京旗人的信仰中心,許多達官貴人爭相信奉藏傳佛教。有趣的是,漢人卻對藏傳佛教抱持負面的看法,與旗人虔心的態度截然不同。下層民眾則因藏傳佛教,將祭祀所用的香通稱為「藏香」,所有的蠟燭稱為「藏蠟」。其次,北京市民家家供奉家堂佛,請佛像後,舉行「裝臟」儀式,用麵捏成各種鮮果形狀稱為「麵供」,成為北京市民禮佛和祭祖的供品,此皆說明北京市民生活習俗逐漸受藏傳佛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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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3期

    乾隆時期的如意館

    嵇若昕 一般多認為清代內務府造辦處中的如意館作坊幾乎等同於清代的畫院,並兼及玉雕、牙雕、鑲嵌等工藝品之成做。但是嘉慶朝《大清會典》列舉清代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的十四個「治器」作坊時,如意館僅為首席作坊,其匠役「有玉匠、牙匠、畫匠」,玉匠與牙匠尚且列名於畫匠之前。
    如意館原為圓明園內的房舍之一,位於福園門內東側。當皇帝駐蹕於紫禁城時,在如意館中工作的人員移至紫禁城內啟祥宮服務,皇帝於初春遷往圓明園時,所有在啟祥宮的人員又移至如意館中當差。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火焚圓明園時,如意館化為灰燼;同治年間(1862-1874)將紫禁城內的啟祥宮改名為太極殿,並於紫禁城內北五所重建「如意館」。
    依據《活計檔》的載錄方式與內容,嘉慶朝(1796-1820)以後的如意館與金玉作、匣裱作、油木作等作坊的地位相近。然而乾隆一朝,如意館從一個房舍名稱,變成造辦處作坊之一,其地位從設置之初即相當特殊,後來甚至獨占鼇頭,至清仁宗親政而漸趨平淡,其演變頗具戲劇性。本文主要依據《活計檔》的載記,冀能釐清乾隆朝如意館之角色演化。
    本文所稱《活計檔》,其內容乃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將其所收藏內務府造辦處有關活計成做的檔案製成之微卷,起自清雍正元年(1723)迄於宣統三年(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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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3期

    陝西旬邑百子村壁畫墓的墓主、時代與「天門」問題

    邢義田 本文主要的結論有如下三點:
    第一,從畫像佈局看,旬邑百子村墓的墓主不一定是報告中所說的邠王,邠王也不一定是自立為王的王,壁畫中的郭姓將軍也有可能是墓主;
    第二,旬邑百子村墓的時代從墓葬形制看,可早到東漢中期,也可晚到曹魏。從男女分列兩壁的畫像佈局,男女冠式、衣裝、髮式和長篇題記的習慣等幾方面看,較少見於東漢,而有魏晉時期的特色。因此,此墓時代歸於三國曹魏時期似較恰當。
    第三,舉證說明旬邑百子村墓後室後壁中央那件前所未見的壁畫,應比較可能是描繪天門而非虛空的「位」或牌位。由此進一步討論巫鴻提出早期道教以「位」象徵老子,老子偶像化是受佛教影響的說法。本文指出由於早期道教尊奉老子,運用壁畫傳教,而老子畫像在漢代藝術中早已存在,道教儀式和裝飾中有某種老子或太上老君像存在應是合理的推測。唯是否是偶像,是否有一定形體,又是否曾以不具形之象徵出現,缺乏實證,仍然是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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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3期

    清代檔案與環東亞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兼論海難民遣返網絡的形成

    劉序楓 十六世紀中葉後,隨著各國海上活動的頻繁,東亞地區的海難記錄也大量增加。與航海見聞記所不同者,海難記錄因牽涉範圍廣泛,如違禁出海、走私貿易或外交交涉等,官方往往會留有詳細的調查記錄,對船隻大小、船員姓名、人數、船貨、航路、遭難經過、地點、救助與撫卹過程及漂流地的見聞等多會有詳細記載,如為外國船,則又牽涉到遣返方法等問題。目前有關東亞海難救助之研究多以中國、琉球、日本、朝鮮地區間的相互救助或單一事件為主,對環東亞海域整體及跨越多國間的救助研究尚不多見。而對諸國現存海難資料的蒐集與整理,除日本外尚未見有系統地進行,特別是數量龐大的漢文檔案史料亦少見利用。
    本文主要以現存的清朝官方檔案,並配合諸國史料,考察中國救助及遣返外國難民的實態,由相關官員的奏摺,來看清政府對外國難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的形成,藉此證明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後,東亞各地域間存在著固定的送還路線和中繼的港市。而此一路線又與當時東亞傳統國際秩序下的朝貢與貿易網絡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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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3期

    試論唐代降魔成道式裝飾佛

    李玉珉 唐代的佛教藝術中,發現一種圖像特殊的降魔成道式裝飾佛,許多學者稱之為密教的大日如來(又稱毗盧遮那佛),筆者以為其當代表菩提瑞像。據說,摩揭陀國摩訶菩提寺的菩提瑞像,是彌勒菩薩依釋迦真容所作,為天竺著名的聖像。初唐時,西行的使臣與求法高僧曾將此像的稿本帶回中國,這個圖像很快地便在各地流傳開來,如今在中原、四川和敦煌都有菩提瑞像的發現。由於敦煌的菩提瑞像與中原和四川的圖像表現不盡相同,顯示唐代流傳菩提瑞像的稿本不只一種。另外,原來印度單尊式的菩提瑞像,到了中國,不但出現了多尊的組合,同時四川藝匠又創造出菩提瑞像與彌勒佛合龕的形式。同時,隨著華嚴信仰的發展,原代表化身佛釋迦牟尼的菩提瑞像,後來也被視作法身佛毗盧遮那。只不過,此時的毗盧遮那佛指的應是華嚴教主,並非密教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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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2期

    良渚文化年代之討論

    宋建 自1990年代初開始,學術界對良渚文化年代的推訂出現分歧,目前尚未達成共識。本文著重對欒豐實論證良渚文化年代的方法、材料進行討論,不贊成「良渚文化的絕對年代約在西元前3500-前2500年之間」的結論。對良渚文化(除崧澤-良渚過渡段)的開始年代保留原有推訂,即距今5200年前後。新發現的廣富林遺存晚于良渚文化,其年代是探討良渚文化結束年代的關鍵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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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2期

    「商代多元青銅藝術系統」研究的新線索—藝術、技術、用銅概念與用器行為

    陳芳妹 從二里頭到二里岡時期以來,黃河、長江兩流域從塊範法的青銅世界中的一元到殷墟早期前後的三元分立之局,它們在用銅概念方面,除了以青銅鑄兵器、工具等共通性外,是以人像、神像、樹、動物或祭壇(?)為青銅的主要鑄形、同時並可能用青銅鑄成裝飾品的三星堆器物坑;以容器為主,但主要偏向人去就「物」的用器行為的江西新淦墓;以及以容器為主,但也強調人以舉物傾倒物的用器行為的婦好墓。我們從其共同的鑄造技術─塊範法的基礎上,發現三地從主體與附件接合的分鑄法中各自發展出相當不同的青銅鑄品的風格,而其根源在於三地各有相當不同的用銅概念及對鑄器者的用器行為有相當不同的須求。
    本文試圖把四川廣漢三星堆、江西新淦及河南安陽婦好墓三地有關技術的材料放在的青銅藝術史的發展脉絡中,以探索藝術、技術、使用資源概念與用器行為之間的可能關係,期望對於商代青銅文明從一元到多元,再演變到不平衡的發展現象與過程等,提供新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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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2期

    《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

    夏長樸 漢宋之爭是清代中期學術的重要問題。目前,絕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乾隆時配合《四庫全書》的修撰而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在漢宋之學的爭執中,其基本態度是支持漢學,並且對宋學採取貶抑的傾向。
    但是,較少為人注意的是,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七年下詔編輯《四庫全書》時,其實關心的並非漢學而是宋學。詔書中要求蒐集的書籍,以闡明心性之學、有關治道人心的宋學著作為重點;其次纔是發揮傳注、考覈典章的漢學專著以及諸子百家之言。這些宋學以外的著作,必須合乎實用原則,纔考慮收入。就此而言,乾隆帝原本要求的是宋學,注重的是實用價值。然而《四庫全書》館開館後,館臣「稟承上意」所編寫出來的《四庫全書總目》,卻成為批判宋學、標榜漢學考證的著作。這與乾隆皇帝的本意明顯的不同。箇中原因究竟何在?乾隆皇帝何以又能接受這種轉變?這的確耐人尋味。本文之作,用意有二,一方面嘗試就現存可靠的文獻資料中,尋找合理的解釋,以解決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則探討《四庫全書總目》在漢宋之學消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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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2期

    英雄的沒落──十八世紀以來的鍾馗相

    徐澄琪 本文以十八世紀圖像藝術中的鍾馗為切入點,闡述這位打鬼英雄的沒落過程,並檢視它在十九、廿世紀的發展。研究顯示十八世紀畫家融合當代豐富的傳說,神話,乃至戲曲,小說,版刻和圖繪藝術的資源,將民俗中的趕鬼英雄鍾馗文人化,並創出醉鍾馗的新樣。在十九、廿世紀畫家手中,醉鍾馗持續演繹成醉後失職的門神,沒落的英雄。廿世紀中或有將鍾馗與歷史上文化英雄形象重疊,或有以鍾馗自喻者,因此鍾馗亦成一古為今用的案例。但是於廿世紀末鍾馗仍不免以末路英雄的形象出現在政治漫畫之中,成為抨擊時事世道的工具。藉著鍾馗形象的沈浮,觀者得以略窺中國自盛清到廿世紀末政治與社會的變遷,以及變動之中人心的向背。藉沒落鍾馗歷代藝術家亦展示各式不同的諷刺手法,在嘻笑怒罵間,為中國繪畫創作出新的諷刺藝術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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