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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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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797
  • 2006年第23卷第4期

    清乾隆時代的雍和宮──一個經濟文化層面的觀察

    賴惠敏、張淑雅 過去學者探討乾隆皇帝贊助宗教活動,都注意到清朝皇帝利用宗教拉攏蒙古的關係。本文從內務府的檔案發現,乾隆皇帝跟著章嘉國師學習靜坐,早晚都需做功課。皇帝如同藏傳佛教的教徒,捨地四百頃做為雍和宮經費來源,又溢注數萬兩的銀子興修寺廟、造像,培植雍和宮的喇嘛學習誦經課程。
    本文討論雍和宮與北京城市文化的關係,試圖說明藏傳佛教在北京的普及情況。雍和宮成為北京旗人的信仰中心,許多達官貴人爭相信奉藏傳佛教。有趣的是,漢人卻對藏傳佛教抱持負面的看法,與旗人虔心的態度截然不同。下層民眾則因藏傳佛教,將祭祀所用的香通稱為「藏香」,所有的蠟燭稱為「藏蠟」。其次,北京市民家家供奉家堂佛,請佛像後,舉行「裝臟」儀式,用麵捏成各種鮮果形狀稱為「麵供」,成為北京市民禮佛和祭祖的供品,此皆說明北京市民生活習俗逐漸受藏傳佛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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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3期

    乾隆時期的如意館

    嵇若昕 一般多認為清代內務府造辦處中的如意館作坊幾乎等同於清代的畫院,並兼及玉雕、牙雕、鑲嵌等工藝品之成做。但是嘉慶朝《大清會典》列舉清代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的十四個「治器」作坊時,如意館僅為首席作坊,其匠役「有玉匠、牙匠、畫匠」,玉匠與牙匠尚且列名於畫匠之前。
    如意館原為圓明園內的房舍之一,位於福園門內東側。當皇帝駐蹕於紫禁城時,在如意館中工作的人員移至紫禁城內啟祥宮服務,皇帝於初春遷往圓明園時,所有在啟祥宮的人員又移至如意館中當差。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火焚圓明園時,如意館化為灰燼;同治年間(1862-1874)將紫禁城內的啟祥宮改名為太極殿,並於紫禁城內北五所重建「如意館」。
    依據《活計檔》的載錄方式與內容,嘉慶朝(1796-1820)以後的如意館與金玉作、匣裱作、油木作等作坊的地位相近。然而乾隆一朝,如意館從一個房舍名稱,變成造辦處作坊之一,其地位從設置之初即相當特殊,後來甚至獨占鼇頭,至清仁宗親政而漸趨平淡,其演變頗具戲劇性。本文主要依據《活計檔》的載記,冀能釐清乾隆朝如意館之角色演化。
    本文所稱《活計檔》,其內容乃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將其所收藏內務府造辦處有關活計成做的檔案製成之微卷,起自清雍正元年(1723)迄於宣統三年(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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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3期

    陝西旬邑百子村壁畫墓的墓主、時代與「天門」問題

    邢義田 本文主要的結論有如下三點:
    第一,從畫像佈局看,旬邑百子村墓的墓主不一定是報告中所說的邠王,邠王也不一定是自立為王的王,壁畫中的郭姓將軍也有可能是墓主;
    第二,旬邑百子村墓的時代從墓葬形制看,可早到東漢中期,也可晚到曹魏。從男女分列兩壁的畫像佈局,男女冠式、衣裝、髮式和長篇題記的習慣等幾方面看,較少見於東漢,而有魏晉時期的特色。因此,此墓時代歸於三國曹魏時期似較恰當。
    第三,舉證說明旬邑百子村墓後室後壁中央那件前所未見的壁畫,應比較可能是描繪天門而非虛空的「位」或牌位。由此進一步討論巫鴻提出早期道教以「位」象徵老子,老子偶像化是受佛教影響的說法。本文指出由於早期道教尊奉老子,運用壁畫傳教,而老子畫像在漢代藝術中早已存在,道教儀式和裝飾中有某種老子或太上老君像存在應是合理的推測。唯是否是偶像,是否有一定形體,又是否曾以不具形之象徵出現,缺乏實證,仍然是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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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3期

    清代檔案與環東亞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兼論海難民遣返網絡的形成

    劉序楓 十六世紀中葉後,隨著各國海上活動的頻繁,東亞地區的海難記錄也大量增加。與航海見聞記所不同者,海難記錄因牽涉範圍廣泛,如違禁出海、走私貿易或外交交涉等,官方往往會留有詳細的調查記錄,對船隻大小、船員姓名、人數、船貨、航路、遭難經過、地點、救助與撫卹過程及漂流地的見聞等多會有詳細記載,如為外國船,則又牽涉到遣返方法等問題。目前有關東亞海難救助之研究多以中國、琉球、日本、朝鮮地區間的相互救助或單一事件為主,對環東亞海域整體及跨越多國間的救助研究尚不多見。而對諸國現存海難資料的蒐集與整理,除日本外尚未見有系統地進行,特別是數量龐大的漢文檔案史料亦少見利用。
    本文主要以現存的清朝官方檔案,並配合諸國史料,考察中國救助及遣返外國難民的實態,由相關官員的奏摺,來看清政府對外國難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的形成,藉此證明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後,東亞各地域間存在著固定的送還路線和中繼的港市。而此一路線又與當時東亞傳統國際秩序下的朝貢與貿易網絡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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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23卷第3期

    試論唐代降魔成道式裝飾佛

    李玉珉 唐代的佛教藝術中,發現一種圖像特殊的降魔成道式裝飾佛,許多學者稱之為密教的大日如來(又稱毗盧遮那佛),筆者以為其當代表菩提瑞像。據說,摩揭陀國摩訶菩提寺的菩提瑞像,是彌勒菩薩依釋迦真容所作,為天竺著名的聖像。初唐時,西行的使臣與求法高僧曾將此像的稿本帶回中國,這個圖像很快地便在各地流傳開來,如今在中原、四川和敦煌都有菩提瑞像的發現。由於敦煌的菩提瑞像與中原和四川的圖像表現不盡相同,顯示唐代流傳菩提瑞像的稿本不只一種。另外,原來印度單尊式的菩提瑞像,到了中國,不但出現了多尊的組合,同時四川藝匠又創造出菩提瑞像與彌勒佛合龕的形式。同時,隨著華嚴信仰的發展,原代表化身佛釋迦牟尼的菩提瑞像,後來也被視作法身佛毗盧遮那。只不過,此時的毗盧遮那佛指的應是華嚴教主,並非密教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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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2期

    良渚文化年代之討論

    宋建 自1990年代初開始,學術界對良渚文化年代的推訂出現分歧,目前尚未達成共識。本文著重對欒豐實論證良渚文化年代的方法、材料進行討論,不贊成「良渚文化的絕對年代約在西元前3500-前2500年之間」的結論。對良渚文化(除崧澤-良渚過渡段)的開始年代保留原有推訂,即距今5200年前後。新發現的廣富林遺存晚于良渚文化,其年代是探討良渚文化結束年代的關鍵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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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2期

    「商代多元青銅藝術系統」研究的新線索—藝術、技術、用銅概念與用器行為

    陳芳妹 從二里頭到二里岡時期以來,黃河、長江兩流域從塊範法的青銅世界中的一元到殷墟早期前後的三元分立之局,它們在用銅概念方面,除了以青銅鑄兵器、工具等共通性外,是以人像、神像、樹、動物或祭壇(?)為青銅的主要鑄形、同時並可能用青銅鑄成裝飾品的三星堆器物坑;以容器為主,但主要偏向人去就「物」的用器行為的江西新淦墓;以及以容器為主,但也強調人以舉物傾倒物的用器行為的婦好墓。我們從其共同的鑄造技術─塊範法的基礎上,發現三地從主體與附件接合的分鑄法中各自發展出相當不同的青銅鑄品的風格,而其根源在於三地各有相當不同的用銅概念及對鑄器者的用器行為有相當不同的須求。
    本文試圖把四川廣漢三星堆、江西新淦及河南安陽婦好墓三地有關技術的材料放在的青銅藝術史的發展脉絡中,以探索藝術、技術、使用資源概念與用器行為之間的可能關係,期望對於商代青銅文明從一元到多元,再演變到不平衡的發展現象與過程等,提供新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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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2期

    《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

    夏長樸 漢宋之爭是清代中期學術的重要問題。目前,絕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乾隆時配合《四庫全書》的修撰而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在漢宋之學的爭執中,其基本態度是支持漢學,並且對宋學採取貶抑的傾向。
    但是,較少為人注意的是,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七年下詔編輯《四庫全書》時,其實關心的並非漢學而是宋學。詔書中要求蒐集的書籍,以闡明心性之學、有關治道人心的宋學著作為重點;其次纔是發揮傳注、考覈典章的漢學專著以及諸子百家之言。這些宋學以外的著作,必須合乎實用原則,纔考慮收入。就此而言,乾隆帝原本要求的是宋學,注重的是實用價值。然而《四庫全書》館開館後,館臣「稟承上意」所編寫出來的《四庫全書總目》,卻成為批判宋學、標榜漢學考證的著作。這與乾隆皇帝的本意明顯的不同。箇中原因究竟何在?乾隆皇帝何以又能接受這種轉變?這的確耐人尋味。本文之作,用意有二,一方面嘗試就現存可靠的文獻資料中,尋找合理的解釋,以解決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則探討《四庫全書總目》在漢宋之學消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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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2期

    英雄的沒落──十八世紀以來的鍾馗相

    徐澄琪 本文以十八世紀圖像藝術中的鍾馗為切入點,闡述這位打鬼英雄的沒落過程,並檢視它在十九、廿世紀的發展。研究顯示十八世紀畫家融合當代豐富的傳說,神話,乃至戲曲,小說,版刻和圖繪藝術的資源,將民俗中的趕鬼英雄鍾馗文人化,並創出醉鍾馗的新樣。在十九、廿世紀畫家手中,醉鍾馗持續演繹成醉後失職的門神,沒落的英雄。廿世紀中或有將鍾馗與歷史上文化英雄形象重疊,或有以鍾馗自喻者,因此鍾馗亦成一古為今用的案例。但是於廿世紀末鍾馗仍不免以末路英雄的形象出現在政治漫畫之中,成為抨擊時事世道的工具。藉著鍾馗形象的沈浮,觀者得以略窺中國自盛清到廿世紀末政治與社會的變遷,以及變動之中人心的向背。藉沒落鍾馗歷代藝術家亦展示各式不同的諷刺手法,在嘻笑怒罵間,為中國繪畫創作出新的諷刺藝術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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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2期

    清史館與清史稿──清史館未刊紀志表傳的纂修及其史料價值

    莊吉發 修史,主要在保存史料。長久以來,多將《清史稿》的疏漏舛訛等缺點歸咎於《清史稿》的倉卒成書,未遑審訂。其實,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北洋政府在原國史館的基礎上,正式設立清史館,仿照《明史》,繼承傳統正史體例,大規模啟動修史工程。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完稿問世。前後歷時十四年,動員百餘人;將《清史稿》的缺失,歸咎於倉卒成書,似是而非,缺乏說服力。
    清史稿,有已刊的《清史稿》,還有清史館檔中未刊的清史稿,因此已刊《清史稿》並不等於清史稿。清史館檔的主要內容,除了現刊《清史稿》排印本的原稿外,還含有大批未刊紀、志、表、傳內容不同的其他稿本,以及清朝國史館纂修的紀、志、表、傳初輯本、覆輯本、黃綾定本等等。清史館纂修的大批稿本因未經選刊,而被世人忽略。討論《清史稿》不能一概而論,清史館中的稿本,因出自多人之手,其中有不乏可信度較高的稿本,可以整理出版,作為《清史稿》的補編,稱為《清史稿補編》,可與《清史稿校註》相輔而行。本文撰寫的旨趣,即在探討清史館未刊紀、志、表、傳各種稿本的纂修情形,及其史料價值。掌握豐富的原始稿本,有助於大型清史的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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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1期

    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兼論其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

    石守謙 成立於一九二五年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表面上所接收的是清朝皇室的收藏,但在實質的認識上,則是歷代不同姓氏王朝之皇室收藏傳遞過程的延續。在這個延續中,它也繼承了皇室收藏的高度政治文化象徵意涵。但是,與此同時,在由帝制至共和的政体攺變脈絡之中,它的象徵意涵也有所轉化,由皇帝制至共和的政体攺變脈絡之中它的象徵意涵也有所轉化,由皇帝的天命所託變成共和政府存續與否之所繫,以及國族文化之精華。後來隨著戰爭的威脅日益激烈,它作為國族文化象徵的性格也進一步地被強化。這個趨勢深刻地影響到故宮博物院的具體發展,也對中國美術史研究二十世紀初創時的發展,尤其是銅器史地位的提昇,以及其特為傑出的表現,有著具體的帶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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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1期

    線切割vs. 砣切割─凌家灘水晶耳璫凹槽的製作實驗

    鄧聰 目前學術界對史前玉器技術的爭議,砣具的有無,仍然是琢玉的核心問題所在。本文嘗試就聚訟最多的砣與線切割如何鑒別的難題入手討論。文中以凌家灘 87M15:34一件水晶耳璫的凹槽作為個案探討,從實驗考古學角度,分析製作凹槽技術的特徵。從越槽切割面和斜壁面的特徵,都顯示了M15:34水晶耳璫的凹槽,不是由砣具或其他片切割技術製作,而只有可能是由砂繩切割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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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828 KB 下載次數: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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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1期

    院藏良渚文化玉禮器研究

    鄧淑蘋 良渚文化是距今約五千二百至四千二百年間,分佈於太湖地區的的考古學文化。近年發掘出豐富的玉器。學界已對各類玉器形制、紋飾的發展,功能、角色的演變等課題,作了深入的研究。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了約一百一十件良渚文化玉器。本文選擇三十二件禮器,研究分析它們的質地、形制、紋飾,以及器表加刻的符號,配合考古資料,推估它們應屬良渚文化何期?何區?的遺物。
    宏觀的審思可知,周漢以降數千年施行的「祭玉」「瑞玉」禮制,萌芽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良渚文化。良渚玉器的裝飾手法,成為歷史時期銅、瓷等禮器上裝飾花紋的先驅。良渚玉器形制、紋飾與符號,隱含先民的宇宙觀,更由之發展出重要的哲理。研究良渚玉器,可洞悉中國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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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1期

    Forerunners of the Houma Bronze Styles: The Shangguo Sequence (侯馬銅器風格的前身——上郭系列)

    Dr. 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羅泰) 本文以山西聞喜縣上郭村所發掘的春秋時期晉國墓地為焦點,追溯西元前八至六世紀中國北方中部銅器的風格發展。儘管材料十分殘缺,但已足以闡述日後進一步在春秋晚期發展為精巧的侯馬鑄銅遺址銅器所見的審美傾向,以及此一發展之所以產生的藝術氛圍。同時,銅器裝飾的精緻程度與銅器擁有者的資產與地位息息相關,尤其是在上郭出現較多的一類特別華麗、雖然大部分微型化的青銅容器,它們的斷代恰是上郭當了晉國的政治中心的短暫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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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1期

    傳世〈洛神賦〉故事畫的表現類型與風格系譜

    陳葆真 本文旨在探討存世所見歷代〈洛神賦〉故事畫(包括《洛神賦圖》和《洛神圖》)的表現類型和風格系譜。作者指出這群作品的構圖設計涵蓋了1. 連續式構圖法(continuous composition)、2. 單景式/單景系列式構圖法(monoscenic / serial monoscenic composition)、和3. 單幅標幟式構圖法(emblematic composition)等三種。至於在人物和山水背景的表現上則又可分為1. 六朝類型、2. 宋代類型、和3. 元代類型等三種。這三種類型各具有它本身在構圖上、圖像上、和圖文關係上的表現特色。經由結構分析,作者並將這諸多存世作品建構出相關的風格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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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1期

    傳董源〈洞天山堂〉、〈龍宿郊民〉初探

    王耀庭 故宮博物院(台北士林)藏有籤題〈五代南唐董源洞天山堂〉、〈五代南唐董源龍宿驕民圖〉兩件大幅名作。一九四七年故宮、中央兩博物院於南京聯合展覽時,〈洞天山堂〉高掛畫廊中央,一派泰山鼎鎮的氣勢傲視群倫,可見此畫以百代宗師的氣勢出現,而〈龍宿驕民〉一向也是研究者所熟悉的。關於兩件名作的研究,〈洞天山堂〉並未見專題討論;〈龍宿驕民〉則則著重於「畫題」的意義解釋。「龍宿驕民」四字是南宋,尤其是元朝人的用語,而轉換成今日的通俗話,就是「天子腳下的首都,百姓的社會福利是最好的。」此命題四字與畫中景物之關連,卻極少提及。畫中兩船相連,船上人連臂踏歌,研究者祇約略指出這是「社日」的活動,然而,從音樂舞蹈名辭來說應該是更加貼切的。清代柳山居士所著的雜劇《太平樂事》內容以首都正月元宵為時令背景,其中第六齣名為〈龍袖驕民〉,此齣劇有雜扮秧歌,明清時期,踏歌結合插秧即為秧歌。〈龍宿驕民圖〉上有三燈高掛,時序為元宵節,船上人連臂踏歌,題名如此是更貼切的。〈洞天山堂〉的題意自應從道教的「洞天福地」來解釋,畫中右緣上方有印為「清虛府」、右緣下方有印或可釋為「□山之裔」。「清虛」是道教本質,由此更可信此畫與道教相關。然此洞天為何處?崇禎版《名山圖》就是茅山。畫中點景主人是送代劉混康。
    畫作之風格討論,元代趙孟頫於北京所見董源畫作,或即為張大千捐贈故宮之〈董源江隄晚景圖〉,由此幅特徵演繹,元朝人之董源的青綠與披麻皴風格,當為〈龍宿驕民〉提供創作時代參照;參照波士頓美術館藏〈吳全節十四像贊〉,也為〈洞天山堂〉之創作時代有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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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1期

    從燕文貴作品中的透視遠近法看中國山水畫透視遠近法之成立

    小川裕充 本論文以活躍於北宋初期至中期的燕文貴的〈溪山樓觀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與〈江山樓觀圖卷〉(大阪市立美術館)為主角,通過與傳荊浩〈匡廬圖〉、〈山奕候約圖〉、郭熙〈早春圖〉、范寬〈溪山行旅圖〉、李成〈喬松平遠圖〉等等中如何利用山體、樹高、樓觀、流水、大氣表現等來安排視點高度,誘導觀者視線,營造出具備高遠,平遠與深遠三遠的空間表現手法作比較,說明這兩件作品在唐末五代以來山水畫透視遠近法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位置與歷史意義。作者指出雖然作為立軸的〈溪山樓觀圖〉著重於畫面縱深與高遠的設計,身為橫卷的〈江山樓觀圖卷〉則在縱深表現外強調了左右開展幅度的平遠,但兩者和〈早春圖〉都是採用了將基本視點定位於一處的類似於單點透視的手法,可視為早於採用同樣手法的〈早春圖〉之前的重要作例,而這種手法的共同祖本應該就是〈匡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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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1期

    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

    陳芳妹 古銅器,歷經商到戰國,在漢帝國後,基本上已歸於沉寂。宋代,唯古銅器不只無意間出現,且被有意的尋訪、珍藏、研究、紀錄成書;或被用以銅質仿造其形制、紋飾、或銘文;或更進而以當代時尚的質材如陶瓷、金、銀、玉等仿造,使「三代銅器意象」間雜在時潮中再生。宋人把三代銅器從三代貴族所坐擁的家國重器及主要用在祖先崇拜中,放到儒釋道及民間信仰的新情境中再生,隨之質變,而與三代漸行漸遠。並進一步走入宋代庶民的現世生活中,從廟堂到陳列在明窗淨几之中,成為宋人坐擁三代的符號,也成為不同階層中其不同的「考古」及「玩古」的新價值觀的具體意象。
    本文試圖以新近考古材料,特別是未經解讀或已被解讀但卻被忽視的面向,包括出土情境、器群關係、銘文及墓主身份等,以結合文獻紀錄,簡選代表器群,試圖重建人與物的可能關係,包括如人與其社會、政治身份地位、與物的使用脈絡間的互動等,以探索「三代銅器意象」在宋代的再生及其背後動力。包括古銅器從被「散棄」到「考古」到「玩古」的觀念改變、觀念所來自的贊助階層的社會、經濟、政治與宗教基礎的擴大與變遷,促使再生現象一步步的深入儒佛道、甚至民間信仰世界,並進入庶民的休閒生活中,基本上奠定了元明清持續一千多年的主要發展基礎,以說明此現象對器物藝術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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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1期

    〈梵像卷〉作者與年代考

    李玉珉 〈梵像卷〉無作者款識,過去,依據卷後盛德五年(1180)妙光的題跋,認為本作乃出自大理國畫家張勝溫之手。然而此圖的繪畫風格並不統一,應是一件多人合作的圖卷,而主要的成員則為利貞皇帝段智興與張勝溫二人,前者完成了「利貞皇帝禮佛圖」,後者則是「法界源流圖」的主導人物。張勝溫(1205仍存)是一位大理國土生土長的畫家,被譽為「南中一代宗師」,活躍於大理國畫壇長達三十餘年。
    由於該作的許多頁面,人物設色明麗,可是背光、頭光、或台座的紋樣只用墨線鉤勒,尚未敷染顏色,顯示此畫的繪製工作很可能因為利貞、盛德時期,高氏的逾城派和觀音派爭奪相位而中斷,因此推斷,〈梵像卷〉製作年代的上限為利貞元年(1172),而下限則為盛德元年(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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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第23卷第1期

    The Art of T'ao Ch'eng (陶成的藝術)

    Stephen Little 本文以一位鮮為人知的明代畫家陶成(活躍於1466-1496)為研究主題。陶成生於江蘇寶應縣,但主要是在北京活動。他是著名的詩人、書法家、與奇人,在1471年獲得舉人,如今他主要是以所繪之山水、人物、以及花鳥畫而為人所知。他的畫作原跡很少能留存到今日,關於他生平的少數資料則來自於明到清初的文獻。本文將畫家的生平傳記資料加以編整,並搜尋同時代文人與贊助者的文集中可得的相關訊息。當我們將這些資料與他的畫作放在一起來看,便可以得到關於陶成本人、以及他在明初文人職業畫家之間的地位更完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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