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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34卷第3期

清代藏傳佛教高僧大德入貢法器考──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例 Buddhist Implements from the Qing Dynasty Presented as Tribute by Eminent Tibetan Figures: Exampl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賴依縵

滿清帝國以「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方針，攏絡藏傳佛教高僧，羈縻蒙古部族，有清一代，優禮西藏等地區以達賴、班禪喇嘛為首的黃教格魯派僧侶，歷年輪班進貢，在清宮留下不少方物，是藏傳佛教助清廷將蒙古、青海、西藏等地納入帝國的見證。此批貢物，不少仍保留清宮紀錄，進獻者相對明確，其中，又以法器類文物承載較多歷史訊息，本文即為三十三組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出處明確法器的全面性考察。
這些法器，除了一件廓爾喀繳回文物，皆為黃教高僧大德年班朝覲、賀壽、圓寂等場合致意之禮，並涉及乾隆十三年（1748）青海塔爾寺賜御匾、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禪入京、乾隆五十八年（1793）廓爾喀戰爭以及咸豐二年（1852）道光皇帝葬於穆陵入廟等事。除了一套舍利藏於熱河，其餘皆珍藏於紫禁城。
根據清宮四體字籤、工藝技術與藝術風格等資訊，製作年代最早可上溯至明朝初年，最晚為晚清。而其製作地點，衛藏、康區、四川西部等地進獻法器，除了明廷賞賜舊物，皆應來自該文化區；反觀青海出身之駐京喇嘛進獻法器，則應多為京城等漢地製作。不同地域大喇嘛貢物之工藝風格與美學傳統，互有差異。其中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或工藝精湛法器，乾隆朝宮廷造辦處則傾力仿作，並融合傳統與最新技術，重新演繹，展現大清帝國國富民強，工藝精益求精，為泱泱上國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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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34卷第3期

殷弘緒書簡所見陶瓷樣式及相關問題

余佩瑾殷弘緒（D'Entrecolles, François-Xavier, 1664-1741）是法國耶穌會士，十七世紀末奉派前往遠東傳教，依照規定必須不定期回報各項考察事項；因曾在景德鎮停留過，故回傳的書簡中有兩封涉及到陶瓷生產流程及作品樣式與成型技法，自十八世紀以來即是中外學者關注的材料之一。本文透過目前可以掌握的幾個版本書簡，嘗試以作品樣式作為基礎，首先釐清可以回應的具體例證，其次透過與之相關的產造脈絡檢視書簡論述面向的真確性。另外也從大時代中西交流的角度，反思十八世紀宮廷與地方之間的迴盪往來，以及共同面臨西潮衝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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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34卷第3期

楊守敬赴日蒐書的流動軌跡──以國家圖書館所藏為對象

許媛婷以往針對臺灣所藏晚清藏書家楊守敬圖書研究，除了全面論述其藏書貢獻之外，大多集中探討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楊氏藏書，罕見論及其他圖書館原楊氏舊藏情況。早年雖有學者研究國家圖書館所藏楊氏藏書約 20 部，然經筆者重新爬梳後，發現其藏書至少有 47 部，若扣除楊氏個人著述、觀款書籍以及原書現未入藏者之外，其中 36 部曾入楊氏篋中，而約 86% 的比例，即 31 部俱自東瀛訪得。由於楊守敬生前即將這批圖書先行售予其他藏書家，其後又歷經不同藏書家遞藏，最終入藏國家圖書館。本文透過全面性爬梳國家圖書館原楊氏舊藏情況，繼而追索這批圖書在入藏國家圖書館之前的流傳脈絡，甚至發現楊氏有「一書多抄」的情況，均是以往較少關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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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4卷第2期

朱髹增華：明初(1368-1435)　官用剔紅器及其相關意涵

詹鎮鵬本文嘗試以物質文化的視角切入，省思學界考察永宣款雕漆的器物鑑定模式。首先，透過重組主要墓例之出土遺物及傳世品，梳理宋元時期的雕漆工藝。江（蘇）浙（江）一帶自北宋已是重要的漆器生產及消費區域；宋室南遷臨安（今杭州）後，政治與文化重心之南移令浙江的漆作傳統地位凸顯，影響延及元至明初。其次，透過重新檢視永樂朝致日國書器群，並藉助多重標準及證據，整合明初 (1368-1435) 官方式樣，為最後結合明初禮制沿革的情境，分析剔紅漆器在內廷器用意涵建立一個平台。
國書清單及傳世品幾清一色為剔紅，反映出相對於剔犀為主軸的幾何抽象紋飾，朱明皇室似更青睞運用厚漆深雕手法的寫實性紋樣。花鳥和人物故事裝飾主題，均體現了匠人在官方定樣中沿襲前代的風格和工藝表現。明初剔紅器高度整飭的朱髹用色和官方式樣，不僅是明廷帝王品位以及器用禮制的表徵，更以政治國禮被多批遣送日本，成為室町足利幕府唐物收藏的重要展示道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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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4卷第2期

追蹤王英明《曆體略》：日本兩本順治三年重刻本考

徐光台開州舉人王英明（?-1614）約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隨知府李之藻學習西學，四十三年病逝。其為子準備科舉考試而留下的《曆體略》手稿，是當時士人併合中西曆體知識的一本罕見作品，崇禎十二年（1639）由其次子王懩在襄垣令內於山西初刊。明清鼎革，王懩於弘光朝覆亡後降清，當其於順治三年（1646）夏以御史身分到虞山巡視蘇松漕運時，毛晉為其重刻了《曆體略》。
筆者先前追蹤海峽兩岸現存的六個順治三年刊本，本文進一步追蹤日本的兩個順治三年重刻本，並追溯它們進入日本的歷史與彼此間的關聯。靜嘉堂文庫於一九○七年收購陸心源所藏漢籍古書時購入《重刻曆體略》，它與臺北國家圖書館是現存唯二具有汲古閣梓內封題的刻本。東北大學藏本則是晚年對和算史深感興趣的藤原松三郎（Fujiwara Matsusaburo, 1881-1946）於一九四○年購入。藤原松三郎曾多次赴靜嘉堂文庫比較日本的二藏本，並在其藏本上留下四項覆寫或手寫的批註資料，呈現出兩本間的差異與關聯，並令此成為一個跨越出版史、收藏史與閱讀史的罕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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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4卷第2期

朝鮮王朝海外知識的形成與累積 —以《輿地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為例—

沈玉慧朝鮮王朝因施行海禁政策，並為了避免捲入中日兩國外交體制之衝突，透過朝貢、通信使節等積極地收集文字、輿圖等各類海外情報。十五世紀根據朝鮮、琉球、日本海商相互往來的基礎下繪製而成的《海東諸國紀 ‧ 琉球國圖》是一具代表性的琉球輿圖。之後朝鮮、琉球兩國因倭寇、偽使等問題，透過遣使中國的機會維持國交關係。改經由第三地的交流活動，使得朝鮮不易取得琉球之地理情報，因而出現至十九世紀末，朝鮮仍根據〈琉球國圖〉繪製琉球圖，出現簡化、誤謬之情形。然如詳細比較朝鮮王朝後期的琉球圖，則可發現其中可見地理資訊之增加。在跨境交流不易的前近代，輿圖資訊的增減顯示當時東亞海域情報的積累與流通。本文主要利用《輿地圖・朝鮮日本琉球國圖》，考察朝鮮王朝後期琉球地理資訊的來源，以此了解朝鮮的琉球地理情報之形成與累積過程，並藉此探討前近代東亞海域地理情報之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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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4卷第2期

丁觀鵬的摹古繪畫　與乾隆院畫新風格

林煥盛丁觀鵬曾經直接學習到郎世寧所帶來的西方畫法，另一方面則從冷枚的稿本中學習到融合古畫圖式和西方畫法。他的摹古繪畫根據乾隆皇帝的意見，具體反映了乾隆皇帝所提的「以郎之似合李格」創作原則。
清院畫在乾隆皇帝的主導下，特別突顯了「摹古」在繪畫創作上的功能。這個現象可觀察自院畫家採用組合的方式將幾種不同的古畫圖式表現在同一畫面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畫法也融合其中。從這個角度來看，丁觀鵬的摹古繪畫便與以往宮廷畫家所作的大不相同。以往畫院中所製作的摹古繪畫大多是為了保留古畫的「神彩筆蹤」而「摹搨」。但是丁觀鵬卻將摹古當成創作之前的基本訓練功夫。這種作法繼承了明末清初以來「正統派」畫家所提倡的「集大成」概念，同時也反映了王翬與王原祁等人在清畫院中的具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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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4卷第1期

山巔上的雄鹿、猛虎與野山羊：馬家塬馬車草原裝飾的來源與傳播途徑

吳曉筠雄鹿、猛虎與野山羊是阿爾泰地區鐵器時代文化活力的來源，與當地自然生態、人口生計及文化表現密切相關，至今依然未變。這三種主題做為戰國晚期甘肅天水張家川馬家塬遺址馬車的主要動物裝飾，不僅是西戎與草原文化廣泛交流的結果，且應有更加深刻的背景。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過去幾種馬家塬遺址所見草原因素來源的說法進行再驗證。除論證馬家塬遺址與阿爾泰巴澤雷克文化的承襲關係外，本文更通過蒙古鹿石以及鄂爾多斯地區出土文物的對比，提出巴澤雷克文化因素是順著阿爾泰山南麓經過蒙古、鄂爾多斯再向南進入馬家塬。通過這些地區出土文物的綜合對比，本文試圖呈現巴澤雷克文化因素傳遞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形式，以及這些文化因素如何為馬家塬貴族所採用並重新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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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4卷第1期

柏林收藏的紫光閣功臣像　及其相關作品新論

王靜靈本文旨在研究分別收藏在隸屬於柏林國家博物館（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的亞洲藝術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與民族學博物館（Ethnologiches Museum）的紫光閣功臣像及其相關作品，包括：（一）〈瑪瑺斫陣圖〉、（二）功臣油畫肖像、（三）手卷小稿、以及（四）功臣肖像立軸。首先針對現有研究進行回顧與檢討；其次爬梳柏林國家博物館所藏所有紫光閣功臣像之作品進入博物館的收藏史並發表過去未曾出版之研究材料；最後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除了從清宮畫院機制的角度對紫光閣功臣像系列以及〈瑪瑺斫陣圖〉的製作過程進行重構，並對若干作品的作者問題與成畫時間進行重新確認。
考察這批美術品除了有助於理解文物脈絡的時空流轉過程，對於整體掌握清宮當時宮廷作坊的製作流程、特色亦有重要意義。筆者希望本文能對於瞭解清宮對於軍功、民族、外交事務的重視程度，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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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4卷第1期

印度棉布與中國—以十六、七世紀為中心

陳國棟在明代，中國社會所擁有的印度織品得自海島與大陸東南亞的貢品，以及琉球、中國商人的貿易商品。明末則亦輾轉獲自歐洲人與中國貿易家之手。因為供需過程係屬間接，所以來源及品名都很難辨識。加上目前所知流傳實物絕少，因此研究者不多，是個很困難的課題。
不過，文字的史料倒相對比較容易找到。我們或許可以先從文字上整理此一段史實，設法辨識若干品類，並且建議一些進一步探討的方法。藉此機會，也可以帶進當時人對南亞與東南亞的認知，並且獲得若干歐亞互動的印象。
本文利用各種史料，爬梳出印度棉布在中國進口與流通的概況，同時對比定中外文獻對同種印度棉布的稱法，作出建議。此種比定若能廣泛達成，當可方便利用中國境外的收藏與資訊，具體化對十六、七世紀出現在中國之印度棉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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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4卷第1期

「自是鬼工手，能傳仙客情」：乾隆朝宮廷的象牙「仙工」

施靜菲本文旨在探究乾隆時期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中出現許多稱為「仙工」作品之相關現象（在過去雍正朝的相關檔案中卻極少見有「仙工」的紀錄）。不同於以往傾向將象牙「仙工」放在竹木牙角雕刻研究取徑中，以工藝技術、風格分析及相關製作背景為重點的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回應近年清宮藝術研究成果，提出新的討論架構以導出有意義之觀察。以重新檢視清宮象牙「仙工」作品出發，利用文獻、圖像、收藏與陳設情況等材料，探討它們在清宮內務府整體物品製作之定位，以及收藏與陳設，將清宮中的象牙「仙工」放入適當的脈絡中，企圖對此批作品有更深入、完整的理解。最後並藉由梳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巧工、奇器的概念，來觀察乾隆皇帝對所謂「仙工」之態度及理解，探求「仙工」概念在清宮的出現及可能的契機。
乾隆朝宮廷所稱之「仙工」所指涉的材質雖不以象牙為限，但以象牙製品數量最多、脈絡最為清晰，因此本文便以象牙製品為主要討論對象。這個研究對象在清宮內務府物品製作品類中並非主流，在過去有關清宮藝術的研究中，討論亦不多見。相對於清宮中主流的視覺圖像、工藝製作及大型成做項目，這些奇工小物看似微不足道。我們或許無法精確地回答乾隆皇帝為何對這類物品感到興趣，但卻可以相對持平地評估，「仙工」作品在當時被青睞、重視，入列於代表當朝藝術的收藏中，成為形塑當朝文化藝術成就的一環，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乾隆皇帝御製詩中「自是鬼工手，能傳仙客情」般的論述，似乎意味「仙工」代稱之出現，不但解決了「人欲 - 天理」、「人巧 - 天成」之間的緊張感，並且拉抬了它們的藝術地位。更甚者，或許乾隆皇帝正在估算，用渾然天成的「仙工」來合理包裝對奇技的喜愛，不也正是文化品味正統性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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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3卷第4期

清末新疆塔爾巴哈台段界圖及界務交涉(1864-1893)

陳維新十九世紀初期，清朝國勢漸衰，俄國趁機將侵略的觸角伸入中亞地區，進佔巴爾喀什湖（Lake Balkash）以東以南地區並向特穆爾圖淖爾（Temurtu-nor 即現在的伊塞克湖 Lake Issyk-Kul）、齋桑淖爾（Zaysan nor）、阿勒坦淖爾（Altan-nor）一帶推進。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後，俄國即提出勘分西北界的要求，清廷被迫簽訂《塔城界約》。本文擬就外交部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有關劃分塔爾巴哈台段的邊界輿圖、條約及相關文獻史料，對此段邊界的交涉過程作探討。

2016年第33卷第4期

醉僧之意不在酒 ─ 宋代醉僧圖的意涵

鄭文倩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了一幅傳為劉松年畫的〈醉僧圖〉，一九六○年代經李霖燦先生根據畫上的一首無款題詩及乾隆題跋，並以《石渠寶笈》著錄的一幅李公麟〈醉僧圖〉（現藏美國佛利爾美術館）作為輔證，指出這一幅〈醉僧圖〉畫的是唐代草書家懷素。但這兩幅畫都沒有明確的標示認定圖中所繪的僧人是懷素。只是從宋代以來人們便相信懷素寫過一首詩（即劉松年〈醉僧圖〉上的題詩），而傳劉松年及李公麟的〈醉僧圖〉很明顯的是按此詩意所繪。但今存傳數幅主題類似的宋畫，卻各有不同於〈醉僧圖〉的標題。而這些畫中呈現的懷素不是唐人詩中所塑造的狂醉後當眾揮毫的懷素模樣，更常見的是一個獨坐松下，似有所悟的僧人書家；一個「醒時意」的醉僧。本文認為宋代流行的醉僧畫題，除了草聖懷素〈醉僧圖〉外，尚有一類與懷素無涉的「禪家醉僧畫」，應是北宋居士文人禪悅、文字禪文化下之產物。而宋人對草書創作的新認識及對懷素看法的轉變，也促使了有禪宗色彩的醉僧畫與懷素〈醉僧圖〉相結合，現存的〈醉僧圖〉反映的正是融合懷素、草書三昧、僧人醉酒悟道的多重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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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3卷第4期

乾隆朝玉冊成做機制研究

吳誦芬筆者觀察清宮刻帖活動之際，發現清高宗（一七一一 - 一七九九，r.1735-1796，以下或稱乾隆皇帝）多方複製其御筆書蹟，因而產生如：書籍雕板、緙絲、刺繡、刻帖、玉冊等各種御筆書法衍生品。乾隆一朝宮廷命製的玉器數量，可謂空前絕後，尤其在現存文物和活計檔中，均留有大量當時所造玉冊的成品實物和文獻檔案。乾隆時期成做的玉冊不唯類目眾多，裝飾精美，常有重複製作情況，並且形制規模與應用範圍，也迥異於以往歷朝歷代。此類玉冊的形制奠定並非一夕可就，乃是有跡可循的逐步形成。本文希望耙梳目前已知的乾隆朝玉冊作品與官書、活計檔資料，整理介紹乾隆一朝玉冊的取法對象、製作演進、配裝套件，與成做單位等線索，做為乾隆皇帝以紙絹之外材質複製御筆書蹟的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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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3卷第4期

乾隆時期的北京官修、官管漢傳寺廟及其意義 ─ 以西城北路、西北城為主

曾堯民本文以北京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域的漢傳佛教寺廟為主，探討這些寺廟的的沿革、寺廟分布的意義及其功能。依乾隆年間針對北京寺廟進行調查，彙集而成的〈八城廟宇僧尼總冊〉，以及乾隆三十五年關於北京官管寺廟之調查，確認官修、官管寺廟的名稱與位置。同時，透過〈內務府奏銷檔〉、乾隆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折檔〉等檔案，了解官修、官管寺廟的經濟來源與乾隆透過內務府出資修繕寺廟和供養僧侶的情況。乾隆朝多次舉辦萬壽盛典，盛典經過的路線即為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域，帶動該區域道路、舖房與寺廟的修建，花費頗鉅。同時，使得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域成為官修、官管寺廟的重點區域。官修、官管寺廟除了在皇帝萬壽節時進行平安道場法會之外，亦為祈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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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3卷第3期

探索歷史上的中亞玉作

鄧淑蘋中國有著歷史悠久的玉雕傳統。從新石器時代中期至東晉結束（西元前六二○○至西元四二○年）長達六千餘年，先民用玉器作為祭祀神祇祖先以求得神喻與庇佑的禮器。此期間即或製作生活用玉器，器表還常雕琢具特殊意涵的紋飾。可說中國本土發展的玉器文化充滿了神秘色彩。從南北朝開始，玉器文化有了嶄新的面貌，大部分的玉器都是現世生活用品。此一巨變顯然是受到異域文化的影響。過去已有學者關注此一課題，但乏人作通史性研究。
本文從文獻、考古出土品，以及各大博物館典藏經考證過的實物作綜合分析。將西元前三○○○至西元一八二○年長達四千多年的中亞玉作歷史分為四個階段。確定在中亞地區曾發展過兩個玉器工藝的高峰期，第一個高峰期是第六至十世紀，由于闐國主導的玉器文化交流。第二個高峰期是十四、五世紀，由帖木兒帝國引領風尚。
除了在這兩期裡發展過獨具特色的玉器文化外，在其他時期，中亞玉工多用玉料製作簡單光素的生活用品。但在西元一七五九年後，由於清廷征服新疆，接續又吸引大批雕有花葉紋的伊斯蘭玉器東傳後，中亞東部也曾發展過仿贗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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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3卷第3期

舉手起瘡痍—中國傳統醫書所見破傷風療法的變化

吳靜芳現今社會破傷風雖然列為官方指定傳染病，但是在政府呼籲幼兒接種疫苗，以及宣導預防方法與傷後治療方法，加上民眾對公共環境與個人衛生習慣的重視，降低外傷傷口感染破傷風致死的機率。不過，「破傷風」並非在近現代由於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社會後才出現的詞彙與概念，大致來說，宋代醫書已可見「破傷風」一詞，而到明清時期該詞的使用似更為普遍，如小說情節或刑科題本記錄中可見破傷風致死的描述，同時在醫書也常見破傷風治療的討論。究竟「破傷風」此病名如何出現？其牽涉的病因與治療內容為何？對此，本文嘗試分析歷代醫書、方書等文獻，探討中國傳統醫書所載破傷風的概念、成因與療法等內容，隨著時代轉移而出現的演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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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3卷第3期

工具、材料與王鐸的書作

薛龍春王鐸傳世的書法作品常常飽墨淋漓，恣肆張揚，給我們留下「不擇紙筆」的印象。然按諸文獻，他對書寫工具與材料相當講究，湖州筆、徽墨、端硯、松江綾絹、宣德紙，都是他所樂見的，文房不稱不僅影響他揮翰的興致，也損害作品的表現力。一方面，我們可以根據王鐸在跋文中對工具與材料的討論，來分析作品的形式特徵；另一方面，我們也能從存世作品的形式特徵，反推他可能使用了怎樣的工具與材料。總體上看，那些使用了好的筆墨綾素的作品，大多精緻順暢、溫潤飽滿，而使用惡楮惡墨，則往往點畫破碎，粗細缺乏過渡，時露圭角，漲墨與枯筆的對比反差也更為強烈。值得思考的是，今天的研究者往往將後者視為王鐸的代表作。藝術家的自我評價與後世讀解之間的分歧，成為我們研究古代書寫活動時必須面對的一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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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33卷第3期

清代乾隆年間江蘇清口地區河道工程與地貌變化—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河工輿圖為中心

鄭永昌黃河因其易徙、易決、易遷的特性，是以治理黃河向來為中國歷朝政府的重大政務之一。明清時期依賴運河輸送江浙漕米到北方，但運河位於江蘇淮安清口一地，適因與黃河交會，當地漕糧運輸深受黃河影響，河水泛濫倒灌的結果，將造成運道受阻，是以黃河處處制約著運河物資運輸的順暢。康熙初年河道總督楊方興曾指出：「治河即所以治漕。」由此可知，政府治河，一方面是抗災防洪，維護地方經濟；其重要目的更是為了保障國家財賦供應的穩定，這正是清代河工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堵口，修防的關鍵所在。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代軍機處檔案中，收藏著河道官員在治河過程上所製作的工程圖繪，其中尤以十八世紀乾隆年間數量也最為豐富，提供今人研究當時中央與地方的治河決策、以及分析河道地貌的歷史變化。本文即以其中十幅有關江蘇清口黃淮交會治河工程為線索，藉由工程圖的繪製時間、官員奏摺與皇帝諭旨內容的解讀，分別討論江蘇淮安清口一帶運河、淮河與黃河的修建經緯、決策形成原因以及河道地貌變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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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33卷第2期

曶鼎銘文新釋

周鳳五本文重新釋讀曶鼎銘文中的第二段文字。此段文字涉及一起訴訟案件，案件的起因為曶勾結氏的下屬限賤賣氏另一下屬效父的五夫。此事被氏發覺後，雙方重新訂立契約。然氏出爾反爾並未交付五夫，曶因此上告於正巡行地方，也恰好是其庇護者的井叔，並在井叔的偏袒與包庇下獲得五夫。此段銘文具體而微的展現西周中期以來新興的貴族的崛起，以及其攀附權貴、巧取豪奪的行徑。
全文除考釋「鬻」、「訴」、「誂」、「覬」等疑難字外，尚析論「小子」、「參門」、「木方」、「王人」等辭彙及其意涵，兼述及上古貴族生活實況與社會組織結構，並就全篇文意與事件始末進行詳細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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