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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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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812
  • 2015年第33卷第2期

    內蒙古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及其相關問題

    余佩瑾 內蒙古與生產元青花瓷器的江西省景德鎮相去甚遠,但是歷年來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數量不亞於南方省份,此一現象已引起學界關切。這批內蒙古出土的各式元青花中,以高足杯最常見到,明顯地反映出此一器式流行於元朝,並且流通於內蒙古一帶。
    本文以內蒙古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作為研究議題,首先舉證相關出土例證,彙整資料之後,發現內蒙古出土的高足杯多數作外侈口、弧形腹的造型,僅有高足出現竹節式、有裝飾和無紋樣的變化。其次,本文也反省了高足杯的式樣、使用脈絡,和傳播途徑所反映出來與西亞交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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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2期

    賭畫思人: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的紀念圖像

    衣若芬 關於朝鮮燕行使節團促成的繪畫製作,一般集中探討隨行畫員或文人畫家所創製的山水紀行圖,例如姜世晃(1713-1791)的〈槎路三奇帖〉與〈瀛臺奇觀帖〉;或是以燕京為代表的都城風俗圖,例如佚名畫家的〈太平城市圖〉。本文擬探討的是另外較未被廣泛探討的燕行使臣畫像。
    朝鮮燕行使的畫像包括朝服衣冠像大影、便裝行樂圖、白描人物小像、文人雅集圖等,繪製者有宮廷畫家、民間職業畫家和素人畫家。本文由朝鮮燕行使畫像的繪製情形和畫作內容,考察中韓美術交流的實況。
    研究指出:從十五世紀朝鮮初期的使者「功臣圖」,到十八世紀做為友誼紀念的白描人物小像,朝鮮燕行使的肖像畫顯示了由官家到私人的變化軌跡。隨著私人性質的燕行使與中國文人交往逐漸頻繁,促成了十九世紀中韓文人在北京的雅集活動,構織了彼此聯繫的文化與學術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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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2期

    晚明規諫版畫《帝鑑圖說》之研究

    林麗江

    《帝鑑圖說》原來是一本手繪手抄附插圖的皇家講讀教科書,由張居正(1525- 1582)在隆慶皇帝(1537-1572, 1567-1572 在位)過世後不久,領導群臣編纂而成。萬曆元年(1573),此書被刊刻上板,從現存藏在日本宮內廳圖書館的潘允端本版畫來判斷,無論是原初的繪稿,或是後來的刻工都具有相當的水準。因此,本文將會首先解析藏於宮內廳的潘允端刻本《帝鑑圖說》的相關出版狀況。同時,種種跡象顯示此本可能是最接近原手繪本者,故以此版本為主,討論《帝鑑圖說》的內容、編輯的目的、圖文相配的狀況,並透過其他文獻的輔助,進一步剖析此書對萬曆所帶來的影響。同時,不單只使用文字敘述,透過此書的插圖,張居正也巧妙地傳遞難以言說的訊息,並成功地導引萬曆皇帝模仿前代君主之賢良事蹟。因此,本文也企圖剖析出,文字與插圖所各自出傳遞的重要訊息。藉此,解析出張居正編纂此書的真正用心,並試著探求以往在藝術史研究中論及鑑戒畫類時,較難著墨的部分,亦即,鑑戒繪畫對於被鑑戒者所產生的效力,並重現此書在萬曆前十年的政壇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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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2期

    百年變遷:清初《盛京通志》的編纂及其內容探析

    鄭永昌 在以往東北區域史的研究中,《盛京通志》無疑是學者撰文的重要參考史料,然而就《盛京通志》一書本身,有關其版本與內容的相關研究,至今卻寥寥可數。目前存世《盛京通志》共計五部,編纂時間經歷清初康熙、雍正與乾隆三帝,時間上起十七世紀八○年代初,下迄十八世八○年代末,適近百年的歲月,充份體現清朝官方修纂盛京地區歷史的具體觀點,同時反映出百年間盛京地區的人文與政經變遷情況。
    上述五部官方纂修的《盛京通志》,計有康熙二十三年刊本、五十年修補本、乾隆元年增輯本、乾隆十三年重修本以及乾隆四十九年的增補本。本文即試圖透過此五部通志資料,深入探析其編纂的歷史背景、版本傳鈔增補過程、以及內容所反映大清王朝十七、八世紀百年間對陪都盛京歷史變遷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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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2 MB 下載次數:1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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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2期

    書畫合璧:乾隆皇帝與《御筆詩經圖》的裝幀與製作

    許媛婷 清乾隆年間的宮廷圖書,除了交由專門負責出版的武英殿修書處進行裝訂及刊行之外,部分裝幀華麗、用料講究的皇家圖書,則是乾隆皇帝特命內務府造辦處專門成作,旨在收藏或陳設之用。這些裝幀華麗、用料講究的宮廷用書,不僅代表皇室品味,還蘊含皇帝個人對圖書的藝術鑑賞、文化思維,甚至政治期待。因此,當皇帝命令造辦處成作某些特殊圖書時,從決策、用料及製作方式,皇帝的個人意志與藝術品味是否完全體現在書籍的裝幀製作上,其過程又是如何?本文透過清高宗交由造辦處成作的《御筆詩經全圖書畫合璧》(簡稱《御筆詩經圖》)三十冊,初步了解他在此一過程中所扮演的決策角色,並重新釐清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此部書畫合璧的真正成書時間,進而深入探索乾隆皇帝的內心世界及其藝術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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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挑戰與應變: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來的變化

    馮明珠 故宮博物院在民國十四年(1925)十月十日肇建於紫禁城,是一座接收了清宮文化遺存成立的國家博物館。二十二年(1933)抗日戰爭爆發,故宮為確保文物安全,選擇院藏文物精華裝箱,分五批開始遷離紫禁城,向西南大後方撤退,從此踏上徵途,三十八年(1949)播遷至臺灣,五十四年(1965)孫中山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日,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併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在臺北復院,發展迄今正好是九十周年。筆者分析故宮過去九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可分五階段:肇建期、播遷期、北溝期、茁壯期及蛻變期,本文申論重點在蛻變時期(七十二年迄今),首先分析故宮近三十二年來面對臺灣社會、政治與經濟快速變化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再討論故宮的因應,適度地調整了博物館的運作方式與發展方向,作出各項應變行動,因而加速故宮的蛻變,成就了今日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二○一三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提出的年度世界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記憶+創意)=社會變革」(Museums(Memory + Creativity)= Social Change),這句話正可以準確地描述故宮發展。故宮在社會持續變動所帶來的社會衝擊(Social Impact)下,與時俱進,蛻變發展;而國立故宮博物院近三十二年來的發展史,也正反映著臺灣及國際的社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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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中國古代的草原式兵器與一對一單兵作戰的意義 (Steppe Weap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Role of Hand-to-hand Combat)

    潔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 The early societies of central China in the Yellow and Wei River valleys, concentrating on cereal crops, were surrounded to the north and north-west by very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who herded animals. In the paper, following Tong Enzheng, this border area is named the arc. The cultures of peoples in the arc we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ose of the mobile pastoralists on the steppe in Mongolia and South Siberia. Through this link, metallurgy came into central China, as did many weapon types. However, the large populations supported by the fertile agri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were, by the Shang dynasty, organised into large infantry forces to combat the attacks by much smaller groups of invading pastoralists. Thus while the two forces used some similar weapons, their military tactics were very differen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dividual combat by the elite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practised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Zhou periods. Even in the Eastern Zhou, when swords and daggers were borrowed from the arc and the steppe, the central Chinese relied far more on massive armies than on individual personal military prowess typical of the steppe.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routes by which these weapons were acquired and surveys some relevant textual sources. The last section emphasises the role of weaponry and armour for the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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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功能與源流:二里頭文化鑲松石銅牌飾研究

    黃翠梅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是二里頭文化最令人注目的內涵之一,本研究首先根據二里頭遺址發掘的三件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與擺放方向,推測它們的使用方式,其次梳理考古與傳世所見十七件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的紋飾特徵與類型演變。
    研究結果顯示,二里頭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是佩戴在墓主手腕上的飾品,其源頭或可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鑲綠松石腕飾,至於十七件鑲綠松石青銅牌飾之所屬年代應大致涵蓋二里頭二至四期以迄商代前期,並可依其製作工藝和紋飾構圖之別,區分為前後相續的五組,其中又以第一組二里頭二期墓葬(81YLVM4)出土者年代最早,器面鑲嵌的匍匐獸紋表現也最為完整精緻,而後隨著時間的發展,伏獸紋愈趨鬆散簡化,並最終抽象化成幾何形鏤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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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伏几案而書:再論中國古代的書寫姿勢

    邢義田 近世學者多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桌椅以前,是採跪坐或站立,一手執筆,一手持簡帛或紙,懸肘懸腕書寫或繪畫而無須任何依托。本文試圖說明,書畫姿勢應多樣共存:或站立,或跪而危坐,或盤坐,或伏身,甚或箕踞、垂足,或置 T 形坐器於臀下,或懸肘,或懸腕,或枕腕,或雙手各持簡帛紙和筆,或置簡帛紙於几案上;有些合於禮,有些不那麼合於禮,有些甚至違禮卻方便舒適。
    本文想要強調包括刀筆吏在內的一般書寫者,大概自戰國以來就以「著臂就案,倚筆成字」的書寫姿勢為主,並非如某些學者所主張到宋代利用桌椅以後才出現,也非因唐代僧人大量抄經才帶來書寫姿勢上革命性的變化。常民百姓甚至不必像官吏那般拘於禮制,為求方便快速舒適,置簡帛或紙於几案上,臂肘憑依於几案而書,應是較常見的書寫姿勢。因為這樣的書姿太過平常,不合講究禮儀的古代圖像格套,或為書畫名家所不肖,因此很難在較早期的文獻和圖畫中留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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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北魏平城時期的裝飾文化: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一件銅壺談起

    林聖智 本文以一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銅壺為例,藉此來具體觀察北魏平城時期的裝飾文化中的三燕因素。經由比對器形、紋飾、風格,本文推測此器為北燕系工匠在平城地區的製作,時間約在馮素弗墓(415)與司馬金龍墓(484)之間,可能近於五世紀中葉,表現出由北燕過渡到北魏的特質。在馮太后專政期間,三燕裝飾文化重新確立其地位,被賦予新的政治意涵,並與皇權的視覺化展現緊密連結,為北魏平城時期裝飾文化發展的關鍵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件器物的研究史本身也具有另一層學術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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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兩件具國際爭議性玉杯的研究

    鄧淑蘋 中亞的東半部即今日新疆地區,在此區南緣橫亙著崑崙山,山中蘊藏優質閃玉(nephrite),歷史上多以崑崙山北麓的和闐(清代以前稱為「于闐」)為採集玉料的主要地區。事實上,該區可能自西元五世紀以後已發展本土玉作工藝,或因他們沒有一以貫之地發展屬於自身特色的玉作傳統,總是配合周圍其他強勢文化的需求,製作能銷售得出去的玉器。似乎迄今也未發現千餘年來中亞本地居民對其玉作的紀錄。
    何家村白玉多曲長杯、兀魯伯款螭把杯是兩件國際知名玉器。有關其製作地已有多位學者發表論述。筆者於二○一二年在巴黎、倫敦仔細檢視與此一課題有關的實物,綜合歷史文獻及玉器的風格分析,初步推測二者可能是七世紀與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初,和闐地區玉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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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3 MB 下載次數: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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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明季瀋遼之役新探

    周維強 萬曆四十七年,明軍往征努爾哈齊,卻在薩爾滸三路喪師。努爾哈齊隨後掌握主動,大舉進攻開原、鐵嶺和河東諸堡,明軍據點或被攻陷,或主動放棄,遼東防線已成潰敗之勢。薩爾滸決戰後五個月,熊廷弼於海州接替楊鎬為遼東經略,正遭逢北關陷落,牽動瀋陽潰師,軍民大舉遷往遼陽避禍,遼東局勢猶如山倒之時。熊廷弼力挽狂瀾,以遼陽為基地,犒勞軍士,懲戒將領,增援兵將武備,積極重修遼陽瀋陽等城,大造火器,布署戰車,並提出「四路戰守之策」來防守遼東,重拾明軍防禦遼東的信心。期間雖經歷遼陽火藥庫爆炸,以及金軍進攻瀋陽和奉集堡等挑戰,但他仍積極經營瀋遼,努力收復失地;歷時僅一年兩個月,挽救明軍頹勢,創造了遼東的軍事奇蹟。然而,在政爭之下,熊廷弼於泰昌元年十月黯然去職,由袁應泰繼任。天啟元年三月,努爾哈齊即發動瀋遼之役,攻下瀋陽和遼陽二城。其結果,遼河以東不復為明土,故此役實為薩爾滸之役後,金軍諸次在遼東攻勢之結果,不可以單純之城市攻防戰視之,它是明軍在遼河以東戰略經營的重要潰敗,也是努爾哈齊開國之戰。關於此役勝敗,先前學者多將瀋遼之失歸因於熊氏去職之政治因素。本文擬透過對於明清雙方史料的考察,以及如《滿洲實錄》等圖像史料的佐證,輔以繪製作戰形勢圖,重新檢視薩爾滸之役後,兩軍在遼東的攻防。並以軍事技術和戰術觀點,再次評析雙方的軍事行動,以了解兩軍在軍事上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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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清方士庶〈訪董源夏山烟靄圖〉的畫緣與人緣

    王耀庭 清方士庶〈仿董源夏山烟靄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此幅款:「余何幸得覩全卷。」所仿是今日藏上海博物館五代南唐董源〈夏山圖〉。圖卷跋紙方士庶的觀款:「乾隆二年,學畫人方士庶沐手敬觀。」又下一行:「桐城方貞觀、安東程嗣立、吳縣徐堅同觀。」〈夏山圖〉畫幅所見收藏印記,有「汪令聞氏秘藏」。汪廷 璋是揚州大鹽商,字令聞。方士庶曾坐館其家,當時也延聘黃尊古,以是士庶從學,山水大進。汪廷璋清乾隆三年為方氏刻成《方貞觀詩集》。方貞觀稱譽雍正朝後江南一帶,方士庶與汪南鳴、程嗣立為畫壇三鼎立之人。程嗣立即徐堅之師。汪約聘徐堅坐館其家七年。 近三十年來,藝術史的研究,「地區與網絡」觀念興起,徽商、鹽商與藝術家關係即是。方士庶記有自己的書畫見聞、見解、題畫詩、友朋往來,以及生活傳記,頗多相關。方士庶畫〈夏山圖〉並不依樣畫葫蘆,而是有所剪裁。說來這是飽飫名作,取之於典範的山巒樹石,重加剪裁,這種透過現成的圖式語彙,創作方式,遺形取意,正是牝黃牡驪,所以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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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3 MB 下載次數: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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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澄心堂紙與乾隆皇帝:兼論其對古代箋紙的賞鑑觀

    何炎泉 澄心堂紙為南唐所生產的紙,經過北宋文人的發掘、研究與推崇下,成為顯赫的天下第一名紙。身世如謎般的澄心堂紙雖在北宋人的努力下,逐漸地揭開神秘面紗,始終未能接近其本來面目,澄心堂紙的傳說也持續地困惑著後代,五花八門的看法更是因應而生。面對紛擾混亂的局面,有志於文化事業的乾隆皇帝不僅積極加入戰局,還展開自己的研究與想像,最終成功仿製出心中的澄心堂紙,試圖為此懸案劃上完美句點。除了醉心於澄心堂紙外,他本人也是東晉側理紙與金粟山藏經紙的愛用與研究推廣者,這三種紙對於乾隆皇帝可說是意義非凡。透過分析與研究這三種古代名紙,除了試圖還原可能的歷史真相外,還希望進一步呈現出乾隆皇帝對於古代箋紙的賞鑑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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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寂寞的皇叔:慎郡王允禧(1711-1758)

    陳國棟 允禧(胤禧,1711-1758),康熙皇帝的第二十一子,與乾隆皇帝同年生,兩人之間頗有互動。胤禧的生母出身江南陳家,康熙生前只封她為貴人,到雍正初年才晉封為嬪。這樣的一位皇子當然沒有機會登上大寶,但是他一點也不懈怠。允禧文武雙全,又能詩能畫。他在人世的時間不長,也沒有幹過任何轟轟烈烈的大事,不過倒留下了一些字畫與詩作,也留下了一點傳說。本文的重點在於就允禧這個人的生命史做一個描述,凸顯他雖然在不同的階段分別為皇子、皇弟與皇叔,不過隨著他在家族中地位的改變,越來越限縮自己與外界的互動,並且設法安於寂靜孤獨的歲月,所以說他是「寂寞的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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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2 MB 下載次數: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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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晚清文物市場與官員收藏活動管窺:以吳大澄及其友人為中心

    白謙慎 在收藏史的研究中,文物市場本應為不可或缺的一環。但由於資料的限制,以往的收藏史研究對市場鮮有涉及。由於晚清的資料相對豐富,本文即結合青銅器和書畫的市場價格變化來討論晚清官員的收藏活動,並進而觀察處於歷史巨變時期中國社會精英的文化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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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4期

    清代庫倫的規費、雜賦與商人

    賴惠敏 清朝規定商人到蒙古經商需向理藩院領取照票,商人在張家口繳稅後,至庫倫和恰克圖,必須繳交陋規銀。從嘉慶、咸豐朝的官員貪污案件,可見庫倫辦事大臣和恰克圖章京的陋規收入遠高於養廉銀。有學者研究陋規銀的來源大部分來自正額之外的加派,或者徵收過往的船、車輛、牲畜之稅。庫倫商人亦需繳小票銀、查地陋規銀等,可見清代官場之陋規無所不在。
    其次,清朝在庫倫實施漢蒙分治,漢商限制住在買賣城中。因此,漢商在庫倫提供地基銀、鋪戶銀,以及落地雜稅,這些都是衙門的收入來源。清末實施新政,庫倫增設兵備處、巡防營、木捐總分局、衛生總分局、車駞捐局、憲政籌備處、交涉局、墾務局、商務調查局、實業調查局、男女小學堂。新設立的衙門必須籌措經費來源,統捐算是較大宗的稅收。從稅收的觀點來看,新政也讓中央獲得更多稅收,譬如鋪房銀、統捐銀各二萬餘兩。此外,商賈認捐庫倫巡防步隊餉銀一萬兩,說明清末實施新政在財政方面獲得成效。
    民國初年的庫倫辦事大員陳籙認為清末新政的經費悉數責令蒙古一律供給,蒙民不堪其擾相率逃避,近城各旗為之一空。本文則釐清蒙古新政的經費亦攤派商人,並非完全由蒙人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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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4期

    道寧齋印考

    游國慶 本文從一方印文奇詭難辨的吉星福先生捐贈田黃石印發端。經由出土古文字與傳抄古文的字形資料參比,以及文字歷史演變的規律勘察,將此印文隸定為「道寧齋」三字,期望使印文研究擺脫猜謎射覆式的主觀臆想,走上較科學的軌道。
    在考知字形、了解印文後,進一步查證文獻史料,證知為北京北海瓊華島白塔下的一個齋館,於乾隆十八年修建完成,名為「道寧齋」。更搜尋清宮帝后用印之《寶 藪》,發現乾隆皇帝有一方同印篆的朱文印,形制略小,旁附「道寧齋」釋文。由康雍乾諸清帝常鐫同文印章之例看,此贈印亦應為乾隆帝的一方用印,田黃石料,印文兩側加雙龍紋,極其珍貴。
    明清書家、印人的古文字知識、或古文奇字形體使用的來源,是一個頗大的議題,許多書畫家鈐朱與收藏印記,往往見存這些難辨的奇字印文,因對其得形之由未明,故傳抄致訛甚多。本文對印文「道」、「寧」、「齋」三字的字形偏旁考索,或可作為此類印章印文研究的參考。
    清宮帝后璽印散佚民間,屢見於各拍賣會,或可驗諸《寶藪》、或為當時編譜所失收、或編輯前已佚失,此印可補《寶藪》之缺,為清宮帝后璽印研究增加一方寶貴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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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4期

    行篋隨行:由乾隆皇帝南巡時的書畫鑒藏談起

    邱士華 本文耙梳《清高宗御製詩文集》、《南巡盛典》、宮中收藏著錄、進單、地方志等材料,整理乾隆皇帝南巡時曾經品題的書畫藏品,具體討論「題詠」與「書寫」可能存在的時間落差,以解釋資料上若干矛盾的現象。此外,透過尋覓南巡行篋書畫藏品的來源,特別是以資料較豐富的第三次南巡為例,可得到瞭解乾隆朝中期宮中藏品徵集模式的一個切面。而對於六次南巡題詠作品的比較分析,可突顯乾隆皇帝南巡書畫鑒藏活動的特點,其「即景印證」、「重複題詠」特定藏品的鑒賞方式,實屬他獨創的華麗紀遊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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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4期

    重探青海瞿曇寺之瞿曇殿(二):藏傳佛教《金剛鬘》(Vajrāvali; rDo rje phreng ba)教法在明初安多地區傳播的新發現

    鍾子寅 瞿曇寺為明初宮廷在安多(A mdo)地區所贊助的最重要的藏傳寺院。本文為筆者瞿曇寺系列研究之第二篇,乃識讀出其第一個大殿―瞿曇殿―描繪了一套近乎完整的《金剛鬘》(梵:Vajrāvali;藏:rDo rje phreng ba,東北 No. 3140)法集的曼荼羅主尊。
    關於《金剛鬘》教法,在過去,學界所熟知的十四至十六世紀的美術遺品多與後藏地區的薩迦派有關,明初安多、山西與京畿等地區不僅缺少美術遺品,僅有的少數文獻記載也不為學界所熟知。十五世紀初瞿曇殿《金剛鬘》法集的識讀,是明初安多地區這個法門首度視覺證據的發現,揭示了過去藏傳佛教教法史所缺載的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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