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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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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808
  • 2015年第33卷第2期

    書畫合璧:乾隆皇帝與《御筆詩經圖》的裝幀與製作

    許媛婷 清乾隆年間的宮廷圖書,除了交由專門負責出版的武英殿修書處進行裝訂及刊行之外,部分裝幀華麗、用料講究的皇家圖書,則是乾隆皇帝特命內務府造辦處專門成作,旨在收藏或陳設之用。這些裝幀華麗、用料講究的宮廷用書,不僅代表皇室品味,還蘊含皇帝個人對圖書的藝術鑑賞、文化思維,甚至政治期待。因此,當皇帝命令造辦處成作某些特殊圖書時,從決策、用料及製作方式,皇帝的個人意志與藝術品味是否完全體現在書籍的裝幀製作上,其過程又是如何?本文透過清高宗交由造辦處成作的《御筆詩經全圖書畫合璧》(簡稱《御筆詩經圖》)三十冊,初步了解他在此一過程中所扮演的決策角色,並重新釐清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此部書畫合璧的真正成書時間,進而深入探索乾隆皇帝的內心世界及其藝術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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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挑戰與應變: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來的變化

    馮明珠 故宮博物院在民國十四年(1925)十月十日肇建於紫禁城,是一座接收了清宮文化遺存成立的國家博物館。二十二年(1933)抗日戰爭爆發,故宮為確保文物安全,選擇院藏文物精華裝箱,分五批開始遷離紫禁城,向西南大後方撤退,從此踏上徵途,三十八年(1949)播遷至臺灣,五十四年(1965)孫中山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日,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併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在臺北復院,發展迄今正好是九十周年。筆者分析故宮過去九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可分五階段:肇建期、播遷期、北溝期、茁壯期及蛻變期,本文申論重點在蛻變時期(七十二年迄今),首先分析故宮近三十二年來面對臺灣社會、政治與經濟快速變化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再討論故宮的因應,適度地調整了博物館的運作方式與發展方向,作出各項應變行動,因而加速故宮的蛻變,成就了今日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二○一三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提出的年度世界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記憶+創意)=社會變革」(Museums(Memory + Creativity)= Social Change),這句話正可以準確地描述故宮發展。故宮在社會持續變動所帶來的社會衝擊(Social Impact)下,與時俱進,蛻變發展;而國立故宮博物院近三十二年來的發展史,也正反映著臺灣及國際的社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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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中國古代的草原式兵器與一對一單兵作戰的意義 (Steppe Weap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Role of Hand-to-hand Combat)

    潔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 The early societies of central China in the Yellow and Wei River valleys, concentrating on cereal crops, were surrounded to the north and north-west by very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who herded animals. In the paper, following Tong Enzheng, this border area is named the arc. The cultures of peoples in the arc we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ose of the mobile pastoralists on the steppe in Mongolia and South Siberia. Through this link, metallurgy came into central China, as did many weapon types. However, the large populations supported by the fertile agri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were, by the Shang dynasty, organised into large infantry forces to combat the attacks by much smaller groups of invading pastoralists. Thus while the two forces used some similar weapons, their military tactics were very differen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dividual combat by the elite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practised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Zhou periods. Even in the Eastern Zhou, when swords and daggers were borrowed from the arc and the steppe, the central Chinese relied far more on massive armies than on individual personal military prowess typical of the steppe.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routes by which these weapons were acquired and surveys some relevant textual sources. The last section emphasises the role of weaponry and armour for the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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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功能與源流:二里頭文化鑲松石銅牌飾研究

    黃翠梅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是二里頭文化最令人注目的內涵之一,本研究首先根據二里頭遺址發掘的三件鑲綠松石動物紋青銅牌飾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與擺放方向,推測它們的使用方式,其次梳理考古與傳世所見十七件鑲綠松石青銅牌飾的紋飾特徵與類型演變。
    研究結果顯示,二里頭的鑲綠松石青銅牌飾是佩戴在墓主手腕上的飾品,其源頭或可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鑲綠松石腕飾,至於十七件鑲綠松石青銅牌飾之所屬年代應大致涵蓋二里頭二至四期以迄商代前期,並可依其製作工藝和紋飾構圖之別,區分為前後相續的五組,其中又以第一組二里頭二期墓葬(81YLVM4)出土者年代最早,器面鑲嵌的匍匐獸紋表現也最為完整精緻,而後隨著時間的發展,伏獸紋愈趨鬆散簡化,並最終抽象化成幾何形鏤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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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伏几案而書:再論中國古代的書寫姿勢

    邢義田 近世學者多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桌椅以前,是採跪坐或站立,一手執筆,一手持簡帛或紙,懸肘懸腕書寫或繪畫而無須任何依托。本文試圖說明,書畫姿勢應多樣共存:或站立,或跪而危坐,或盤坐,或伏身,甚或箕踞、垂足,或置 T 形坐器於臀下,或懸肘,或懸腕,或枕腕,或雙手各持簡帛紙和筆,或置簡帛紙於几案上;有些合於禮,有些不那麼合於禮,有些甚至違禮卻方便舒適。
    本文想要強調包括刀筆吏在內的一般書寫者,大概自戰國以來就以「著臂就案,倚筆成字」的書寫姿勢為主,並非如某些學者所主張到宋代利用桌椅以後才出現,也非因唐代僧人大量抄經才帶來書寫姿勢上革命性的變化。常民百姓甚至不必像官吏那般拘於禮制,為求方便快速舒適,置簡帛或紙於几案上,臂肘憑依於几案而書,應是較常見的書寫姿勢。因為這樣的書姿太過平常,不合講究禮儀的古代圖像格套,或為書畫名家所不肖,因此很難在較早期的文獻和圖畫中留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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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北魏平城時期的裝飾文化: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一件銅壺談起

    林聖智 本文以一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銅壺為例,藉此來具體觀察北魏平城時期的裝飾文化中的三燕因素。經由比對器形、紋飾、風格,本文推測此器為北燕系工匠在平城地區的製作,時間約在馮素弗墓(415)與司馬金龍墓(484)之間,可能近於五世紀中葉,表現出由北燕過渡到北魏的特質。在馮太后專政期間,三燕裝飾文化重新確立其地位,被賦予新的政治意涵,並與皇權的視覺化展現緊密連結,為北魏平城時期裝飾文化發展的關鍵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件器物的研究史本身也具有另一層學術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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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兩件具國際爭議性玉杯的研究

    鄧淑蘋 中亞的東半部即今日新疆地區,在此區南緣橫亙著崑崙山,山中蘊藏優質閃玉(nephrite),歷史上多以崑崙山北麓的和闐(清代以前稱為「于闐」)為採集玉料的主要地區。事實上,該區可能自西元五世紀以後已發展本土玉作工藝,或因他們沒有一以貫之地發展屬於自身特色的玉作傳統,總是配合周圍其他強勢文化的需求,製作能銷售得出去的玉器。似乎迄今也未發現千餘年來中亞本地居民對其玉作的紀錄。
    何家村白玉多曲長杯、兀魯伯款螭把杯是兩件國際知名玉器。有關其製作地已有多位學者發表論述。筆者於二○一二年在巴黎、倫敦仔細檢視與此一課題有關的實物,綜合歷史文獻及玉器的風格分析,初步推測二者可能是七世紀與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初,和闐地區玉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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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明季瀋遼之役新探

    周維強 萬曆四十七年,明軍往征努爾哈齊,卻在薩爾滸三路喪師。努爾哈齊隨後掌握主動,大舉進攻開原、鐵嶺和河東諸堡,明軍據點或被攻陷,或主動放棄,遼東防線已成潰敗之勢。薩爾滸決戰後五個月,熊廷弼於海州接替楊鎬為遼東經略,正遭逢北關陷落,牽動瀋陽潰師,軍民大舉遷往遼陽避禍,遼東局勢猶如山倒之時。熊廷弼力挽狂瀾,以遼陽為基地,犒勞軍士,懲戒將領,增援兵將武備,積極重修遼陽瀋陽等城,大造火器,布署戰車,並提出「四路戰守之策」來防守遼東,重拾明軍防禦遼東的信心。期間雖經歷遼陽火藥庫爆炸,以及金軍進攻瀋陽和奉集堡等挑戰,但他仍積極經營瀋遼,努力收復失地;歷時僅一年兩個月,挽救明軍頹勢,創造了遼東的軍事奇蹟。然而,在政爭之下,熊廷弼於泰昌元年十月黯然去職,由袁應泰繼任。天啟元年三月,努爾哈齊即發動瀋遼之役,攻下瀋陽和遼陽二城。其結果,遼河以東不復為明土,故此役實為薩爾滸之役後,金軍諸次在遼東攻勢之結果,不可以單純之城市攻防戰視之,它是明軍在遼河以東戰略經營的重要潰敗,也是努爾哈齊開國之戰。關於此役勝敗,先前學者多將瀋遼之失歸因於熊氏去職之政治因素。本文擬透過對於明清雙方史料的考察,以及如《滿洲實錄》等圖像史料的佐證,輔以繪製作戰形勢圖,重新檢視薩爾滸之役後,兩軍在遼東的攻防。並以軍事技術和戰術觀點,再次評析雙方的軍事行動,以了解兩軍在軍事上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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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清方士庶〈訪董源夏山烟靄圖〉的畫緣與人緣

    王耀庭 清方士庶〈仿董源夏山烟靄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此幅款:「余何幸得覩全卷。」所仿是今日藏上海博物館五代南唐董源〈夏山圖〉。圖卷跋紙方士庶的觀款:「乾隆二年,學畫人方士庶沐手敬觀。」又下一行:「桐城方貞觀、安東程嗣立、吳縣徐堅同觀。」〈夏山圖〉畫幅所見收藏印記,有「汪令聞氏秘藏」。汪廷 璋是揚州大鹽商,字令聞。方士庶曾坐館其家,當時也延聘黃尊古,以是士庶從學,山水大進。汪廷璋清乾隆三年為方氏刻成《方貞觀詩集》。方貞觀稱譽雍正朝後江南一帶,方士庶與汪南鳴、程嗣立為畫壇三鼎立之人。程嗣立即徐堅之師。汪約聘徐堅坐館其家七年。 近三十年來,藝術史的研究,「地區與網絡」觀念興起,徽商、鹽商與藝術家關係即是。方士庶記有自己的書畫見聞、見解、題畫詩、友朋往來,以及生活傳記,頗多相關。方士庶畫〈夏山圖〉並不依樣畫葫蘆,而是有所剪裁。說來這是飽飫名作,取之於典範的山巒樹石,重加剪裁,這種透過現成的圖式語彙,創作方式,遺形取意,正是牝黃牡驪,所以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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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澄心堂紙與乾隆皇帝:兼論其對古代箋紙的賞鑑觀

    何炎泉 澄心堂紙為南唐所生產的紙,經過北宋文人的發掘、研究與推崇下,成為顯赫的天下第一名紙。身世如謎般的澄心堂紙雖在北宋人的努力下,逐漸地揭開神秘面紗,始終未能接近其本來面目,澄心堂紙的傳說也持續地困惑著後代,五花八門的看法更是因應而生。面對紛擾混亂的局面,有志於文化事業的乾隆皇帝不僅積極加入戰局,還展開自己的研究與想像,最終成功仿製出心中的澄心堂紙,試圖為此懸案劃上完美句點。除了醉心於澄心堂紙外,他本人也是東晉側理紙與金粟山藏經紙的愛用與研究推廣者,這三種紙對於乾隆皇帝可說是意義非凡。透過分析與研究這三種古代名紙,除了試圖還原可能的歷史真相外,還希望進一步呈現出乾隆皇帝對於古代箋紙的賞鑑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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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寂寞的皇叔:慎郡王允禧(1711-1758)

    陳國棟 允禧(胤禧,1711-1758),康熙皇帝的第二十一子,與乾隆皇帝同年生,兩人之間頗有互動。胤禧的生母出身江南陳家,康熙生前只封她為貴人,到雍正初年才晉封為嬪。這樣的一位皇子當然沒有機會登上大寶,但是他一點也不懈怠。允禧文武雙全,又能詩能畫。他在人世的時間不長,也沒有幹過任何轟轟烈烈的大事,不過倒留下了一些字畫與詩作,也留下了一點傳說。本文的重點在於就允禧這個人的生命史做一個描述,凸顯他雖然在不同的階段分別為皇子、皇弟與皇叔,不過隨著他在家族中地位的改變,越來越限縮自己與外界的互動,並且設法安於寂靜孤獨的歲月,所以說他是「寂寞的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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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3卷第1期

    晚清文物市場與官員收藏活動管窺:以吳大澄及其友人為中心

    白謙慎 在收藏史的研究中,文物市場本應為不可或缺的一環。但由於資料的限制,以往的收藏史研究對市場鮮有涉及。由於晚清的資料相對豐富,本文即結合青銅器和書畫的市場價格變化來討論晚清官員的收藏活動,並進而觀察處於歷史巨變時期中國社會精英的文化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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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4期

    清代庫倫的規費、雜賦與商人

    賴惠敏 清朝規定商人到蒙古經商需向理藩院領取照票,商人在張家口繳稅後,至庫倫和恰克圖,必須繳交陋規銀。從嘉慶、咸豐朝的官員貪污案件,可見庫倫辦事大臣和恰克圖章京的陋規收入遠高於養廉銀。有學者研究陋規銀的來源大部分來自正額之外的加派,或者徵收過往的船、車輛、牲畜之稅。庫倫商人亦需繳小票銀、查地陋規銀等,可見清代官場之陋規無所不在。
    其次,清朝在庫倫實施漢蒙分治,漢商限制住在買賣城中。因此,漢商在庫倫提供地基銀、鋪戶銀,以及落地雜稅,這些都是衙門的收入來源。清末實施新政,庫倫增設兵備處、巡防營、木捐總分局、衛生總分局、車駞捐局、憲政籌備處、交涉局、墾務局、商務調查局、實業調查局、男女小學堂。新設立的衙門必須籌措經費來源,統捐算是較大宗的稅收。從稅收的觀點來看,新政也讓中央獲得更多稅收,譬如鋪房銀、統捐銀各二萬餘兩。此外,商賈認捐庫倫巡防步隊餉銀一萬兩,說明清末實施新政在財政方面獲得成效。
    民國初年的庫倫辦事大員陳籙認為清末新政的經費悉數責令蒙古一律供給,蒙民不堪其擾相率逃避,近城各旗為之一空。本文則釐清蒙古新政的經費亦攤派商人,並非完全由蒙人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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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4期

    道寧齋印考

    游國慶 本文從一方印文奇詭難辨的吉星福先生捐贈田黃石印發端。經由出土古文字與傳抄古文的字形資料參比,以及文字歷史演變的規律勘察,將此印文隸定為「道寧齋」三字,期望使印文研究擺脫猜謎射覆式的主觀臆想,走上較科學的軌道。
    在考知字形、了解印文後,進一步查證文獻史料,證知為北京北海瓊華島白塔下的一個齋館,於乾隆十八年修建完成,名為「道寧齋」。更搜尋清宮帝后用印之《寶 藪》,發現乾隆皇帝有一方同印篆的朱文印,形制略小,旁附「道寧齋」釋文。由康雍乾諸清帝常鐫同文印章之例看,此贈印亦應為乾隆帝的一方用印,田黃石料,印文兩側加雙龍紋,極其珍貴。
    明清書家、印人的古文字知識、或古文奇字形體使用的來源,是一個頗大的議題,許多書畫家鈐朱與收藏印記,往往見存這些難辨的奇字印文,因對其得形之由未明,故傳抄致訛甚多。本文對印文「道」、「寧」、「齋」三字的字形偏旁考索,或可作為此類印章印文研究的參考。
    清宮帝后璽印散佚民間,屢見於各拍賣會,或可驗諸《寶藪》、或為當時編譜所失收、或編輯前已佚失,此印可補《寶藪》之缺,為清宮帝后璽印研究增加一方寶貴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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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4期

    行篋隨行:由乾隆皇帝南巡時的書畫鑒藏談起

    邱士華 本文耙梳《清高宗御製詩文集》、《南巡盛典》、宮中收藏著錄、進單、地方志等材料,整理乾隆皇帝南巡時曾經品題的書畫藏品,具體討論「題詠」與「書寫」可能存在的時間落差,以解釋資料上若干矛盾的現象。此外,透過尋覓南巡行篋書畫藏品的來源,特別是以資料較豐富的第三次南巡為例,可得到瞭解乾隆朝中期宮中藏品徵集模式的一個切面。而對於六次南巡題詠作品的比較分析,可突顯乾隆皇帝南巡書畫鑒藏活動的特點,其「即景印證」、「重複題詠」特定藏品的鑒賞方式,實屬他獨創的華麗紀遊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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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4期

    重探青海瞿曇寺之瞿曇殿(二):藏傳佛教《金剛鬘》(Vajrāvali; rDo rje phreng ba)教法在明初安多地區傳播的新發現

    鍾子寅 瞿曇寺為明初宮廷在安多(A mdo)地區所贊助的最重要的藏傳寺院。本文為筆者瞿曇寺系列研究之第二篇,乃識讀出其第一個大殿―瞿曇殿―描繪了一套近乎完整的《金剛鬘》(梵:Vajrāvali;藏:rDo rje phreng ba,東北 No. 3140)法集的曼荼羅主尊。
    關於《金剛鬘》教法,在過去,學界所熟知的十四至十六世紀的美術遺品多與後藏地區的薩迦派有關,明初安多、山西與京畿等地區不僅缺少美術遺品,僅有的少數文獻記載也不為學界所熟知。十五世紀初瞿曇殿《金剛鬘》法集的識讀,是明初安多地區這個法門首度視覺證據的發現,揭示了過去藏傳佛教教法史所缺載的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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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3期

    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對江南名勝和園林的繪製與仿建

    陳葆真 本文結合文獻和圖像來探討以下的三個議題:1. 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巡狩活動和南巡的相關問題;2. 乾隆皇帝君臣對江南美景的繪製;3. 康熙到乾隆時期皇家苑囿中所仿建的江南名勝和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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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3期

    清中後期(1821-1911)內務府造辦處南匠及其相關問題

    嵇若昕 依據目前所公佈清代內務府造辦處的檔案歸納、統計,清前期曾在內廷服務的南匠約有一百四十人之多,但是清中後期近百年間,曾進入造辦處服務的南匠雖有三十人以上,然其中大多是畫家,手工藝方面的匠役僅載錄了兩名玉匠與四名牙匠。
    清前期南匠收入除了在京發給的錢糧銀,某些人尚有衣服銀,來自廣東地區者還有安家銀。清中後期之南匠收入僅載錄錢糧銀一項,其最低數額雖與清前期相仿,但未達最高數額。光緒七年(1881)年底,如意館中八位畫家同時獲得加薪,但其他匠役未蒙恩澤;就算每月增加了錢糧銀,也未曾達到乾隆朝的最高收入水準。
    民國肇建,造辦處崩解,匠役流入民間。經研究,內廷匠役對於二十世紀初期北京畫壇與工藝界的直接影響甚微,遑論南匠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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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3期

    清代雍、乾年間江南河庫道與南河治河經費

    鄭永昌 在清代財政史研究中,河工財政向來是一個被受忽略的領域,而有關河工史研究當中,以往論著也多集中對治河、防河、河工器具等方面,河工財政也是較少被討論;至於討論地方行政中道員雖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惟在道員中負責掌管河工財政的道員─河庫道,卻僅是文章中作簡略介紹。
    南河地區位處江蘇省淮揚等處,既是黃淮兩大河道交匯之區,也是京杭運河漕運糧船必經之道,更是鹽場稅收重心所在,其在國家財政地位上不言而喻。如何使運道暢通,河道穩定,遂成為清代政府治河的重點所在。因應大量物資經費的投入,南河地區專責河庫錢糧財政的河庫道遂應運而生,在清代南河河工財政上,從此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本文將以江蘇南河地區為對象,討論河庫道一職的性質,並討論南河財政收支管理等問題。全文除前言與結論外,內文逐次討論:一、南河河庫道職權內容與性質;二、南河積弊整理與道庫管理制度的重建;三、河道庫經費收支內容與變化。文中最後指出,由於乾隆二十年代政府對南河財政的整頓,帶來了乾隆三、四十年代河工短暫的財政穩定局面。然而到乾隆四十五年後,隨著河南水患頻仍肆虐,造成黃河下游南河地區原已逐漸建立良好的財政基礎,又再度轉為入不敷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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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第32卷第3期

    陳淮的書畫收藏與嘉慶皇帝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

    何炎泉 清宮書畫收藏向來以乾隆朝為關注焦點,嘉慶內府長期受到忽視。成書於嘉慶廿一年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除了補遺外,也增加嘉慶內府的新藏品,計收入二千餘件,對於嘉慶皇帝的收藏事業有比較全面的介紹。嘉慶皇帝即位後,首先革除陳淮江西巡撫之職,接著在四年正月查辦和珅,同一年又對已過世的畢沅清算,三人家產都被抄家沒收,其中又以畢沅的抄家最有斬獲。三編中所見書畫精品除畢沅、畢瀧兄弟,陳淮與和珅的收藏也很重要。畢家收藏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和珅受限於資料不足,陳淮雖有材料,卻乏人問津,成為清代收藏史的一個缺憾。本文將重心放置於陳淮的書畫收藏上,重新建構陳氏家族的收藏輪廓,發現陳淮與畢氏兄弟在當時堪稱收藏界翹楚,皆為乾隆後期的民間收藏主力。透過此研究,除了釐清嘉慶內府收藏的來源外,也可重新檢視陳氏家族的書畫收藏貢獻與地位,藉以填補此段收藏史上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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