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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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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797
  • 2013年第30卷第4期

    《甲編》新綴五例與《甲編》之誤綴

    陳逸文 筆者近年在中研院史語所擔任助理,整理《殷虛文字甲編》之甲骨,覆核過去對此批甲骨所做綴合的正確性,並於整理過程中有所綴合,故撰此文以論之。本文 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發表關於《殷虛文字甲編》所錄甲骨之新綴,另一部分則是檢討《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補編》這兩套大型甲骨著錄書所收有關《殷虛文字甲編》誤綴之例,並論及二書出版後關於《殷虛文字甲編》之誤綴。文後附上《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補編》之外,關於《殷虛文字甲編》新綴甲骨之綴 合表,以供學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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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年第30卷第3期

    從漢代玉璧論璧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

    鄧淑蘋 在中國古代玉璧萌芽自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早段,經過四千多年的發展,到了漢代(西元前206年至西元220年),隨著國力擴張、文化提升,玉器文化高度發展,玉璧是最重要的器類之一。關於漢代玉璧的研究雖已不少,但仍留下若干待解的議題。筆者按紋飾將漢代玉璧分為四類九種,又依據考古現象及文獻記載將玉璧的功能分為三類十一種,試圖分析玉璧紋飾及功能的對應關係,更對玉璧的多樣性功能逐步發展的經過略作簡述。
    從良渚文化晚期(公元前2600-2300年)玉璧上所刻的通神密碼的佈局,以及《周髀》中的「七衡圖」可知,玉璧的創形理念是人們對宇宙認知中太陽在天空行移的軌跡,也就是「黃道」,或稱為「光道」;隨著文化發展,先民對天象的認識漸趨豐富,人們觀察北天極的二十八個星宿可分為四個象,與農業社會觀象授時的季節、方位有關;更將這種時空運行變化規律用圖像符號等象徵手段表現,發展出四靈圖像,漢代時四靈圖像十分流行,多裝飾在象徵天體的空間中或器物上,四靈紋璧即是此一潮流中最具代表的文物之一。
    經過中世紀時本土文化的沈寂,宋代新儒學(理學)運動興起後,文人重新審視最遠古、最本土的思想與信仰,雕有龍、虎紋飾的玉璧再度受到重視。玉璧,在歷史的洪流中永遠不被淘汰,這個神秘的器物,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永恆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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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年第30卷第3期

    康熙皇帝《萬壽圖》與乾隆皇帝《八旬萬壽圖》的比較研究

    陳葆真 康熙皇帝(清聖祖,1654生,1662-1722在位)與乾隆皇帝(清高宗,1711-1799;1736-1795在位)是清朝(1636-1911)十一個皇帝之中在位最久,享壽最高,也是國威最盛時期的兩位君主。這兩位君主,在各自一甲子的主政期間,施政得法,不論在文治、武功、和民生經濟方面都獲得明顯績效,而開創了清初的百年盛世。
    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在朝廷主導下,全國各界為慶祝康熙皇帝六十歲大壽而舉行了「萬壽盛典」。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為慶祝乾隆皇帝八十歲大壽,全國各界也在朝廷主導下,依循康熙前例而舉行了「八旬萬壽盛典」。兩位皇帝分別命令臣下以文字和圖畫記錄了這兩次大規模的祝壽活動,為此而先後編纂了康熙皇帝《萬壽盛典初集》(1717)和乾隆皇帝《八旬萬壽盛典》(1792)二書,且製作了康熙皇帝《萬壽圖》和乾隆皇帝《八旬萬壽圖》兩件繪卷和版畫。這些書籍和繪卷(和摹本)及版畫今都存世。
    本文從文獻和圖畫兩方面來解讀並比較這兩次「萬壽盛典」的成書和圖畫製作的經過;分析其構圖原則;並解讀其圖像意涵和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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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年第30卷第3期

    蔣元樞與臺灣府學的進口禮樂器

    陳芳妹 本文以臺南孔廟乾隆紀年文物為中心,參證《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碑文及相關文獻,以為這些文物與文物圖說相當說明了蔣元樞身為臺灣知府(1776-1778),在臺灣正經歷了從「自古不通中國」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始入版圖」成為大清帝國的邊陲,到蔣元樞任職臺灣,計近百年後,一個帝國邊陲官吏,如何努力進口有形的物,以形塑臺灣,以成為儒官價值觀中的「鄉國無殊軌,中外無異度」之儒家教化形像。有清一代,有關臺灣府志,歷經高拱乾纂輯(1694),周元文增修(1717),劉良璧(1741)、范咸的重修(1745),及余文儀的續修(1760-1764),至蔣元樞之後,已不再增修。蔣元樞如何以進口文物,形塑臺灣,成就新的大清帝國在邊陲之區的視覺圖像。這種地方官吏試圖將地方情況圖示給中央,在內涵上,似乎已不再只是以番社等殊相,而是進而上呈「孔廟禮器圖說」等儒學的的及時共相。臺灣所經歷的這種轉變,可能因蔣元樞之後,不再修府志,遂晦而不彰。臺南孔廟具有時、地、人的現存具體文物的史料價值,其在臺灣文物發展史及文化史上的意義,本文試圖放入其歷史情境中,初步解析。除了其與《闕里志》等與地方系統相關的圖式與文獻外,本文擬強調更被忽視的與女真新政權在康乾之際的釋奠禮樂變革的可能關係。指出蔣元樞將臺灣在祭孔釋奠禮樂器所反映的儒化現象,不只減低臺灣原有的明傳統,更及時反映出康乾女真政權在釋奠禮樂器上的儒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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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年第30卷第3期

    《陶冶圖冊》所見乾隆皇帝的理想官窯

    余佩瑾 清乾隆三年(1736)和八年(1743)的《活計檔》中,清楚地記錄乾隆皇帝降旨繪製《陶冶圖冊》的經過。在過程中,他不僅欽點畫圖人選,同時也指示唐英配寫圖說;明顯地展現出乾隆皇帝透過圖冊呈現官窯生產流程的意圖。對照臺北私人收藏本《陶冶圖冊》,因裝裱形式、畫家落款和典藏印章皆能與文獻著錄相呼應,故讓本文將該本圖冊看成是足以反映檔案記事的作品。
    又因《陶冶圖冊》中的〈陶冶圖說〉特別強調官窯燒造使用的原料、技術和燒出的成品;故可對照乾隆皇帝降旨修訂的產燒政策,將之視為是文化政策中的一環;同時藉由乾隆皇帝對官窯軌跡的探索、追溯,也得以瞭解他建構理想官窯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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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年第30卷第3期

    恪慎勤謹─從檔案論海望其人其事與在造辦處的作用

    侯皓之 海望,烏雅氏,滿洲正黃旗人,雍正元年(1723),任內務府主事,之後由員外郎、郎中一路累陞。雍正八年(1730)五月,怡親王允祥薨逝,雍正帝任海望為總管內務府大臣,兼管戶部三庫。雍正帝崩逝,為顧命大臣之一。乾隆朝歷任軍 機大臣、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充任崇文門監督等職,乾隆四年(1739),加太子少保銜,地位崇高。
    海望任事歷康雍乾三朝,乾隆二十年(1755)卒,乾隆帝賜祭 葬,諡勤恪,反映乾隆帝肯定海望恪盡職守,用心謹慎。海望在雍正朝與乾隆朝初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極為可惜的是關於他的研究卻相當有限,甚至對其人其事瞭解甚少,尤其缺少關於他在造辦處扮演的角色及貢獻。怡親王允祥薨逝後,海望受雍正帝信任,升任總管內務府大臣,可謂雍正朝後期宮廷的總管家,雍正帝倚賴的心腹肱股,關於他的生平事蹟與在相關層面的影響和貢獻,是極為值得作為深入探究的研究主題。本研究目的,藉由清朝檔案以及官書文獻等相關記錄,從職涯發展、藝術監造、設計才能等層面,深入探究海望其人其事與在造辦處的作用,析論他謹慎心細的態度,以補充正史的不足,並進一步認識他在藝術管理、設計和工務方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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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2期

    南北朝彌勒圖像與信仰

    李玉珉 南北朝時期,彌勒信仰流行,彌勒造像數量可觀,圖像樣貌繁雜。本文從區域研究的角度出發,運用藝術史圖像學與圖像結構學的方法,結合造像題記和歷史文獻,來討論南北朝的圖像發展、地域特色、圖像源流和流傳、信仰內涵等問題。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對中國早期的彌勒圖像影響深遠,但到了北魏中、晚期,彌勒信仰鼎盛一時,不但造像數量可觀,圖像也變化多端,其中不乏中國自創的彌勒圖像。同時,本研究亦發現,南北朝各地流行的彌勒圖像,不但南、北兩方不同,太行山的東、西兩地也有別。最後,本文根據彌勒像的配置、圖像特徵、題記稱名和祈願內容等,指出南北朝彌勒信仰雖有上生與下生之說,但二者的目標實無軒輊,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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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2期

    皇太后、政治、藝術─慈禧太后肖像畫解讀

    馮幼衡 慈禧太后葉赫納拉氏(1835-1908)雖在政壇縱橫捭闔、實際上統治晚清近半世紀之久,但是她所留下的數張「行樂圖」(常服像)受到性別及院畫水平等其他因素的限制,在數量、品質及題材上比起清代盛世的康、雍、乾諸帝王都顯得遜色,但與東宮太后慈安的畫像相比,卻又在許多細節中流露出她個人的政治企圖心。
    真正表現她政治影響力的則是兩位美國畫家凱薩琳.卡爾(柯姑娘)與胡博.華士為她畫的肖像,雖然兩位畫家都面臨了中西藝術傳統的歧異外加慈禧的干涉,但兩人都克服了困難並取得可觀的成績。因仇外而引來八國聯軍之禍的慈禧大概也不會想到日後竟然是她一度所最仇視的外國畫家,使得她可在帝王(后)肖像畫的成就上,與她所最崇拜的乾隆(1711-1799)一較高下,為她留下了足與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所繪乾隆肖像先後輝映的一代女主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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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2期

    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研究

    江美英 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西元前3200-2200年)的發現與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雕琢在玉琮及其它玉器上的紋飾曾廣受學者們的深入研究,迄今學界對於「良渚式雕紋」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共識。三十多年前(二十世紀八○年代)廣東境內陸續發掘或徵集到璧、琮、鉞以及環鐲類,因為這些琮或所謂「鐲式琮」(實際上應稱為「琮式鐲」)上都琢有「良渚式雕紋」,對於它們是不是良渚遺物,還是石峽文化先民的仿作,陸續引起學界的討論,但多不深入,也難有定論。
    筆者於2009年12月親自前往廣東,對於石峽、祿美村、三舵村出土玉石器,作了相當仔細的檢視與記錄,近來又結合相關資料詳加比對、深入探索,確認在筆者親自檢視過的十件琢有「良渚式雕紋」的玉石器中,有四件應直接來自太湖地區,有五件應是石峽先民仿作,一件尚待繼續追蹤新的出土資料,再作研究。
    筆者再統計歸納這些廣東出土玉器在墓葬中的葬制,參考前輩學者們的意見,對廣東境內出土「良渚式雕紋」玉器的傳播路線、仿作原因等問題,再作歸納與探索,期能對新石器時代文化傳播課題之研究,提出一些貢獻。由於石峽龍首鐲的發現,令長久以來一直有些爭議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兩件龍首鐲,有了新的考古實證,可進一步分析研究它們是否屬良渚文化或石峽文化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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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2期

    析論仇英幾幅青綠設色作品的桃源意象

    許文美 仇英與沈周、文徵明、唐寅並稱為明四大家,幾為畫史定論,沿用至今。然仇英雖有文人細膩雅緻的風格,但他擅用工筆的精巧畫風,又與吳派其他畫家不同。仇英在周臣之後,獨步江南二十年,顯示1530年代至1552年之間,仇英的繪畫發展在畫史具有重要性。
    本文藉由探討仇英〈桃村草堂〉、〈桃源仙境〉、〈玉洞仙源〉等青綠設色作品,指出仇英晚年結合趙伯駒青綠畫風與桃源意象的繪畫發展。〈桃村草堂〉畫項元汴長兄項元淇的桃源般理想隱居。仇英在〈桃源仙境〉、〈玉洞仙源〉則融入桃源意象以表現仙境,二幅洞口圖繪方式近於吳派作品描繪張公洞作法,象徵通往仙域的塵世入口,透過桃樹流水引導的洞口入內,往上通往以雲氣相隔的群山及樓閣,結合了桃源意象與仙山樓閣繪畫題材;畫中人物則從事琴事活動來感通洞內仙境世界。〈桃源仙境〉、〈玉洞仙源〉山石表現方式近於〈桃村草堂〉,三幅同屬仇英晚年青綠設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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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2期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比勘記

    王崇齊 乾隆二十九年(1764),收錄清高宗踐祚以來所做文章的《御製文初集》編成,並刻板梓行。在此之後,《御製文初集》也被收入當朝纂修的《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兩套大型叢書之中,若再加上宮中或為錄副、賞賜、陳設而抄寫的本子,《御製文初集》可說已有了相當多的「版本」。由於《御製文初集》的成書與這些複製行為,時間上相去不遠,且都在皇家製作的背景下發生,各版本間的文字上縱有出入,也很可能只是抄寫疏忽,不足以成為「區別版本」的特徵。但是,透過比勘現存的多本《御製文初集》,就會發現彼此文字有多處不同,細察其成因,或因轉抄之際有所訂正、或是乾隆皇帝個人授意下的修改,並不能以抄寫疏忽來一概論之。對諸本《御製文初集》的文字歧異處作基礎考察,或許可以推敲出《御製文初集》的「版本特色」,甚至指出較具早期樣貌的《御製文初集》版本。除此之外,諸本中文字的修改、更定之處,不少與乾隆皇帝對羅漢尊名、排列順序的認知改變相關,立基於對諸本《御製文初集》版本狀況的掌握,我們不只可以觀察到在乾隆皇帝的意志下,《御製文初集》有著怎麼樣的細緻修改,還有機會還原他對認知羅漢歷程的實相。既明諸本《御製文初集》之版本特色,又據以訂正史實,正是本文最主要的兩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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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1期

    神威四域,武成永固─康熙朝歐式火砲新考

    周維強 康熙朝是中國火砲史的重要時代,在火砲知識和軍事應用上都有突破性的發展。清初歐式火砲在亞洲已經普遍流傳,滿人雖擅長騎射,對於火器亦十分重視。清聖祖是十分重視火砲的帝王,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亂發生後,反叛諸王都是擁有火砲的強藩,清軍在南懷仁的協助之下,多次鑄造火砲,得以順利平定了叛亂。其後,又自製多種歐式火銃,並重視八旗部隊編裝和操練,奠定其帝國盛世的基礎。本文以康熙、雍正兩朝《大清會典》為基礎,結合檔案史料、傳教士記載和官書記載等,重建康熙朝造歐式火砲之史實。並就現存之文物稍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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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1期

    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傳播問題的再考察

    關雪玲 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的傳播達到了高潮,出現了中國醫學史上所謂的「第一次西洋醫學傳入時期」。這一時期,無論是供職宮中的西洋醫生人數,還是傳入清宮的西洋藥物數量,都是其他朝代無法望其項背的。本文試圖從以下兩個方面對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的傳播進行考察:
    首先,通過對清宮西洋藥物的來源、收貯和使用的探討,可以清晰地看出,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的傳播,主要是以康熙皇帝為中心來進行的,康熙帝由西洋藥物的受益者,變為宣導者,康熙帝的個人意志和需求有力地影響著西洋醫學在清宮的傳播。
    其次,太醫院御醫和西洋醫生時常奉命共同診視疾病。在診視過程中,雙方懾於皇帝的權威,彼此調整相處之道,達到一種表面的平衡。然而,各自不同的醫學理念、診斷方式、治療手段,決定了不同醫學體系間在更為本質、更高層次上的交流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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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1期

    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活躍於「禮儀之爭」事件中的一位內務府人物

    陳國棟 赫世亨是清初翻譯名家阿什坦(Asitan)三個兒子之一,另外兩位是和素與鄂素。有關和素與鄂素的文獻與研究還算豐富,可是有關赫世亨的紀錄與理解則不但不足,而且不夠正確。
    在他去世前的十多年間,赫世亨擔任武英殿總監造一職,協助皇帝辦理書籍編刻與工藝製做諸事,同時還受命與他的同僚一起處理西洋傳教士的事務。他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時,曾經協助在京耶穌會士就他們對於所謂的「禮儀問題」的看法取得皇帝的認同;而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教廷使節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來華期間,以及隨後的爭議當中,他也都有特定角色扮演。因為與西洋人往來頗多,所以在歐洲文獻中也有機會看到他的身影。
    本文設法蒐羅多方面的資料,深入探討他的家族歷史與個人事跡,特別著重他在武英殿一職上所擔任的兩項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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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1期

    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

    李孝聰 康熙時期全國總圖的繪製,經歷了從編制《大清一統志》時傳統輿圖的繪製向經緯度實測地圖的轉變。在康熙與路易十四兩位君主的支持下,來華傳教士參與了《皇輿全覽圖》的測繪。本文利用原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及《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的記載,描述傳教士同中國官員一起在各地測繪地圖,以及圖稿如何傳遞給康熙皇帝的過程。比較各地所藏《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圖稿、墨繪設色謄繪本、木刻印本、銅版印本之間的差異。《皇輿全覽圖》印本傳送到巴黎以後,1737年法國製圖師唐維爾(d’Anville)增補了歐洲人東來亞洲沿途所記的資料,修訂而成《中國、蒙古與西藏新地圖》(Carte la Plus Géné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le Thibet),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其更為詳盡精確的內容開創了十八世紀西文亞洲地圖的新時代。康熙皇帝與法王路易十四成就了經緯度測量與地圖繪製東西方科學交流的時空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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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1期

    康熙皇帝的生日禮物與相關問題之探討

    陳葆真 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1654生;1661-1722在位)是中國歷史上文治武功成就最高的君主之一。在他治理期間開創了清朝(1616-1911)入關以後的第一個承平之局,即所謂的康熙(1662-1722)盛世。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1713.4.12),正值康熙皇帝六十大壽,全國各界,包括皇室、世襲官員、宗親、藩王、文武百官、致仕官員、進士舉人、各省耆老、甚至市井小民等,都在朝廷所主導的安排中,展開了一項前所未有大規模的祝壽活動。為記此盛事,康熙皇帝命王原祁將有關這次的祝壽大典活動編寫成《萬壽盛典初集》;其中包含各界所進獻的各種生日賀禮。本文便以該次慶典的獻物帳為主,探討三個議題:其一,由該次參與獻物者看當時統治階層的權力結構。其二,當時的統治階層對中國古代書畫的接受程度,和古書畫如何被擇用為該次的壽禮。其三,抽樣追蹤那批書畫在入宮後的收藏和流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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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4期

    從文化脈絡探討清代釉上彩名詞──琺瑯彩、粉彩與洋彩

    施靜菲、彭盈真 定名可說是文物研究最基礎的工作,但是在器物研究上卻充滿挑戰。如何適當地命名,學者常因原始資料的限制,或是歷代文獻之不同理解,而無法適當地為文物定名。在中國陶瓷史的研究領域中,有關清代釉上彩瓷的研究很多,但對於各種品類的定名,例如「琺瑯彩」、「洋彩」、「粉彩」等名詞,定義卻不甚清晰。有人使用文獻約定俗成的習慣、有人建議遵循清宮檔案來命名,這些名稱有的來自技法、原料,有的指涉風格表現,依據不同,莫衷一是,不但造成使用上之混淆及誤解,讓人無所適從,在學術的對話上也產生極大的障礙。本文透過直接檢討目前學界使用這些名詞背後的意涵,回顧陶瓷史文獻及鑑賞著作之命名原由,分析名詞混亂的根源。再從觀察清代釉上彩發展及相關文化脈絡的角度出發,運用目前已發表公佈的檔案材料,再加上現代陶瓷科學化驗的成果,客觀分析清代釉上彩瓷器中「琺瑯彩」、「洋彩」、「粉彩」等名詞,希望藉由釐清這些用詞之機會,提示清代釉上彩瓷之重要議題,作為未來研究基礎。
    本文重申清代釉上彩最重要之變革,即由傳統五彩到粉彩兩個釉上彩調色盤間的變化。這不僅是過去學者所指涉的外觀風格或是新釉彩顏料的加入,而是整套釉上彩配套技術系統的改變,包括彩料配方、備料、繪法、燒製技法及新窯爐的引進。清宮造辦處加彩的「琺瑯彩」、景德鎮御窯廠加彩的「洋彩」及景德鎮民窯加彩的「粉彩」之產生背景及使用脈絡或許不盡相同,但支持它們出現最關鍵的基礎,是釉彩顏料及相關技術系統的調色盤變革。這個調色盤的革命及其所促成的發展走向,是景德鎮瓷業在清代最重要的發展,也是中國陶瓷釉上彩發展史的關鍵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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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4期

    兩宋山水畫意的轉折──試論李唐山水畫的畫史位置

    陳韻如 兩宋山水畫風的發展多被視為前後二階段,前段以北宋李郭風格為主調,強調主山堂堂之作。後段則以南宋馬夏風格為代表,呈現宮苑山水圖繪。在此二者之間,自汴京南渡的李唐,是此一山水畫發展過程的轉承中介人物,其畫風為南宋山水樣式別開新局。本文旨在考察其山水畫於畫史位置。
    本文質疑宋徽宗朝摒棄郭熙畫風之舊說,藉光學檢測成果觀察李唐〈萬壑松風圖〉畫面表現,注意畫中幽谷松林景致的構成及其重要性。此一幽谷松林應是延續郭熙《林泉高致》所載「濺撲」之表現,李唐藉之融匯前人風格,進而形成一新畫風。透過這一脈絡的考察,可再次評估李唐山水畫於兩宋山水畫畫史的位置,實具承上起下的意義。
    李唐山水畫風的作用,在表現形式上融匯並改創「濺撲」為〈萬壑松風圖〉之「幽谷松林」,而其畫意也隨之改變。此時的畫意變化,從郭熙山水以遠望視點表現的堂堂主山,可稱為「大觀山水」的追求,轉移到李唐山水以近處視點表現的濺撲松林,產出一種「近觀山水」的新目標。李唐山水畫奠定了「近觀山水」基礎,南宋初期幾位李唐追隨者的作品更有進一步發展。例如〈山腰樓觀〉、〈江山小景〉等作品,就是在「近觀山水」的大趨勢中,逐漸增強畫中遊賞的比重,更加豐富「近觀山水」的表現層次。
    山水畫意之轉移是一個漸進的歷程,其成因可能十分複雜。本文擬從李唐與宋徽宗朝推行的畫學活動之可能聯繫切入,指出宋徽宗朝對山水意趣的關心,確實增強了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山水畫畫意多樣發展的趨勢。就此而言,李唐山水對南宋的影響若從畫意的轉變來說,或可視為宋徽宗畫學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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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4期

    吳越國王錢弘俶造阿育王塔

    王鍾承 阿育王塔的傳說與信仰引發五代吳越國王錢弘俶分別於乙卯(955)和乙丑年(965)鑄造為數甚多的〈八万四千寳塔〉,因為在佛教的國度裏,自印度傳來的八萬四千塔帶有濃厚神異傳說的色彩,造就了各地阿育王塔信仰的流傳,鄮縣阿育王塔即為流傳在中土的十九座之一,錢弘俶造塔不僅僅只是遙效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布散舍利塔於各地,更是近仿轄區內信仰鼎盛的鄮縣阿育王塔。它感應的靈驗事跡與傳說使其受到無比的重視和崇敬,其重要性自七世紀中葉以來的文獻中已然清楚呈現;僧俗頂禮崇拜,連王室也不例外,其熱衷的程度於史皆可得證。本文試圖呈現阿育王塔信仰在十世紀的一個片斷,說明錢弘俶造塔的舉動使得原本就具有許多信眾的信仰再度散發出熱力,不但延燒至吳越各地和日本,甚至還延續至今。首先以現存的錢弘俶所造之塔為基礎資料,尋覓其可能的來源,以便理解該塔其實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不論是從塔的形制,或者是塔身上的圖像來看,雖然似乎都遙指其源頭為西域,但是在中土亦不乏其前例。其次則是探索其造塔的動機,或許地緣之便、家族崇佛傳統和孝親之表達都是令他發願造塔之因。此外,將印製的經典藏於塔中更提升塔的宗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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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4期

    清嘉道間天津綠營水師的興廢(1816-1839)

    周維強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間,英國使節阿美士德突然抵達天津,其後並深入通州,企圖與中國簽訂通商協定,此舉觸發了清仁宗的憂患意識。雖然清廷在渤海南北各有金州水師和登州水師拱衛八十公里寬的渤海口,但卻未能防堵英國艦隊靠泊天津。天津洋面無水師防禦的窘境,使得仁宗亟欲重新設立天津水師。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透過文武大臣的積極擘畫,天津水師終於成立,並在兩年內將所有的戰船和設施建築完成。同時,此一當時北方戰力最強的水師,其水師軍官、士兵、戰船、火砲全部來自南方。使中國海防上僅存的漏洞,暫時得以補強。
    官書和方志對嘉慶朝天津綠營水師之成立載之甚簡,甚至付之闕如,而當代討論清前中期海防和水師之學者亦少論及北方水師的情況。藉由對嘉慶朝天津水師興廢的考察,可以深入觀察清前中期在布置北方海防上的戰略及其侷限。本文首以天津八旗水師之裁廢為始,繼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和附圖,配合上諭檔等檔案史料為基礎,分別對天津綠營水師決策之成形、東南四省督撫之籌備與天津水師總兵之任命、清仁宗之催促與直隸之籌備和南方艦隊之北駕與安頓等相關事件進行述論。其次,天津水師成立不久後,在宣宗朝又被裁廢,但朝中屢議恢復,本文亦將設廢二論之攻防並陳,最後試析天津綠營水師在中國北方海防史上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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