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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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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808
  • 2012年第30卷第2期

    析論仇英幾幅青綠設色作品的桃源意象

    許文美 仇英與沈周、文徵明、唐寅並稱為明四大家,幾為畫史定論,沿用至今。然仇英雖有文人細膩雅緻的風格,但他擅用工筆的精巧畫風,又與吳派其他畫家不同。仇英在周臣之後,獨步江南二十年,顯示1530年代至1552年之間,仇英的繪畫發展在畫史具有重要性。
    本文藉由探討仇英〈桃村草堂〉、〈桃源仙境〉、〈玉洞仙源〉等青綠設色作品,指出仇英晚年結合趙伯駒青綠畫風與桃源意象的繪畫發展。〈桃村草堂〉畫項元汴長兄項元淇的桃源般理想隱居。仇英在〈桃源仙境〉、〈玉洞仙源〉則融入桃源意象以表現仙境,二幅洞口圖繪方式近於吳派作品描繪張公洞作法,象徵通往仙域的塵世入口,透過桃樹流水引導的洞口入內,往上通往以雲氣相隔的群山及樓閣,結合了桃源意象與仙山樓閣繪畫題材;畫中人物則從事琴事活動來感通洞內仙境世界。〈桃源仙境〉、〈玉洞仙源〉山石表現方式近於〈桃村草堂〉,三幅同屬仇英晚年青綠設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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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2期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比勘記

    王崇齊 乾隆二十九年(1764),收錄清高宗踐祚以來所做文章的《御製文初集》編成,並刻板梓行。在此之後,《御製文初集》也被收入當朝纂修的《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兩套大型叢書之中,若再加上宮中或為錄副、賞賜、陳設而抄寫的本子,《御製文初集》可說已有了相當多的「版本」。由於《御製文初集》的成書與這些複製行為,時間上相去不遠,且都在皇家製作的背景下發生,各版本間的文字上縱有出入,也很可能只是抄寫疏忽,不足以成為「區別版本」的特徵。但是,透過比勘現存的多本《御製文初集》,就會發現彼此文字有多處不同,細察其成因,或因轉抄之際有所訂正、或是乾隆皇帝個人授意下的修改,並不能以抄寫疏忽來一概論之。對諸本《御製文初集》的文字歧異處作基礎考察,或許可以推敲出《御製文初集》的「版本特色」,甚至指出較具早期樣貌的《御製文初集》版本。除此之外,諸本中文字的修改、更定之處,不少與乾隆皇帝對羅漢尊名、排列順序的認知改變相關,立基於對諸本《御製文初集》版本狀況的掌握,我們不只可以觀察到在乾隆皇帝的意志下,《御製文初集》有著怎麼樣的細緻修改,還有機會還原他對認知羅漢歷程的實相。既明諸本《御製文初集》之版本特色,又據以訂正史實,正是本文最主要的兩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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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1期

    神威四域,武成永固─康熙朝歐式火砲新考

    周維強 康熙朝是中國火砲史的重要時代,在火砲知識和軍事應用上都有突破性的發展。清初歐式火砲在亞洲已經普遍流傳,滿人雖擅長騎射,對於火器亦十分重視。清聖祖是十分重視火砲的帝王,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亂發生後,反叛諸王都是擁有火砲的強藩,清軍在南懷仁的協助之下,多次鑄造火砲,得以順利平定了叛亂。其後,又自製多種歐式火銃,並重視八旗部隊編裝和操練,奠定其帝國盛世的基礎。本文以康熙、雍正兩朝《大清會典》為基礎,結合檔案史料、傳教士記載和官書記載等,重建康熙朝造歐式火砲之史實。並就現存之文物稍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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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1期

    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傳播問題的再考察

    關雪玲 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的傳播達到了高潮,出現了中國醫學史上所謂的「第一次西洋醫學傳入時期」。這一時期,無論是供職宮中的西洋醫生人數,還是傳入清宮的西洋藥物數量,都是其他朝代無法望其項背的。本文試圖從以下兩個方面對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中的傳播進行考察:
    首先,通過對清宮西洋藥物的來源、收貯和使用的探討,可以清晰地看出,康熙時期西洋醫學在清宮的傳播,主要是以康熙皇帝為中心來進行的,康熙帝由西洋藥物的受益者,變為宣導者,康熙帝的個人意志和需求有力地影響著西洋醫學在清宮的傳播。
    其次,太醫院御醫和西洋醫生時常奉命共同診視疾病。在診視過程中,雙方懾於皇帝的權威,彼此調整相處之道,達到一種表面的平衡。然而,各自不同的醫學理念、診斷方式、治療手段,決定了不同醫學體系間在更為本質、更高層次上的交流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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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1期

    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活躍於「禮儀之爭」事件中的一位內務府人物

    陳國棟 赫世亨是清初翻譯名家阿什坦(Asitan)三個兒子之一,另外兩位是和素與鄂素。有關和素與鄂素的文獻與研究還算豐富,可是有關赫世亨的紀錄與理解則不但不足,而且不夠正確。
    在他去世前的十多年間,赫世亨擔任武英殿總監造一職,協助皇帝辦理書籍編刻與工藝製做諸事,同時還受命與他的同僚一起處理西洋傳教士的事務。他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時,曾經協助在京耶穌會士就他們對於所謂的「禮儀問題」的看法取得皇帝的認同;而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教廷使節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來華期間,以及隨後的爭議當中,他也都有特定角色扮演。因為與西洋人往來頗多,所以在歐洲文獻中也有機會看到他的身影。
    本文設法蒐羅多方面的資料,深入探討他的家族歷史與個人事跡,特別著重他在武英殿一職上所擔任的兩項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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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1期

    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

    李孝聰 康熙時期全國總圖的繪製,經歷了從編制《大清一統志》時傳統輿圖的繪製向經緯度實測地圖的轉變。在康熙與路易十四兩位君主的支持下,來華傳教士參與了《皇輿全覽圖》的測繪。本文利用原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及《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的記載,描述傳教士同中國官員一起在各地測繪地圖,以及圖稿如何傳遞給康熙皇帝的過程。比較各地所藏《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圖稿、墨繪設色謄繪本、木刻印本、銅版印本之間的差異。《皇輿全覽圖》印本傳送到巴黎以後,1737年法國製圖師唐維爾(d’Anville)增補了歐洲人東來亞洲沿途所記的資料,修訂而成《中國、蒙古與西藏新地圖》(Carte la Plus Géné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le Thibet),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其更為詳盡精確的內容開創了十八世紀西文亞洲地圖的新時代。康熙皇帝與法王路易十四成就了經緯度測量與地圖繪製東西方科學交流的時空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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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30卷第1期

    康熙皇帝的生日禮物與相關問題之探討

    陳葆真 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1654生;1661-1722在位)是中國歷史上文治武功成就最高的君主之一。在他治理期間開創了清朝(1616-1911)入關以後的第一個承平之局,即所謂的康熙(1662-1722)盛世。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1713.4.12),正值康熙皇帝六十大壽,全國各界,包括皇室、世襲官員、宗親、藩王、文武百官、致仕官員、進士舉人、各省耆老、甚至市井小民等,都在朝廷所主導的安排中,展開了一項前所未有大規模的祝壽活動。為記此盛事,康熙皇帝命王原祁將有關這次的祝壽大典活動編寫成《萬壽盛典初集》;其中包含各界所進獻的各種生日賀禮。本文便以該次慶典的獻物帳為主,探討三個議題:其一,由該次參與獻物者看當時統治階層的權力結構。其二,當時的統治階層對中國古代書畫的接受程度,和古書畫如何被擇用為該次的壽禮。其三,抽樣追蹤那批書畫在入宮後的收藏和流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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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4期

    從文化脈絡探討清代釉上彩名詞──琺瑯彩、粉彩與洋彩

    施靜菲、彭盈真 定名可說是文物研究最基礎的工作,但是在器物研究上卻充滿挑戰。如何適當地命名,學者常因原始資料的限制,或是歷代文獻之不同理解,而無法適當地為文物定名。在中國陶瓷史的研究領域中,有關清代釉上彩瓷的研究很多,但對於各種品類的定名,例如「琺瑯彩」、「洋彩」、「粉彩」等名詞,定義卻不甚清晰。有人使用文獻約定俗成的習慣、有人建議遵循清宮檔案來命名,這些名稱有的來自技法、原料,有的指涉風格表現,依據不同,莫衷一是,不但造成使用上之混淆及誤解,讓人無所適從,在學術的對話上也產生極大的障礙。本文透過直接檢討目前學界使用這些名詞背後的意涵,回顧陶瓷史文獻及鑑賞著作之命名原由,分析名詞混亂的根源。再從觀察清代釉上彩發展及相關文化脈絡的角度出發,運用目前已發表公佈的檔案材料,再加上現代陶瓷科學化驗的成果,客觀分析清代釉上彩瓷器中「琺瑯彩」、「洋彩」、「粉彩」等名詞,希望藉由釐清這些用詞之機會,提示清代釉上彩瓷之重要議題,作為未來研究基礎。
    本文重申清代釉上彩最重要之變革,即由傳統五彩到粉彩兩個釉上彩調色盤間的變化。這不僅是過去學者所指涉的外觀風格或是新釉彩顏料的加入,而是整套釉上彩配套技術系統的改變,包括彩料配方、備料、繪法、燒製技法及新窯爐的引進。清宮造辦處加彩的「琺瑯彩」、景德鎮御窯廠加彩的「洋彩」及景德鎮民窯加彩的「粉彩」之產生背景及使用脈絡或許不盡相同,但支持它們出現最關鍵的基礎,是釉彩顏料及相關技術系統的調色盤變革。這個調色盤的革命及其所促成的發展走向,是景德鎮瓷業在清代最重要的發展,也是中國陶瓷釉上彩發展史的關鍵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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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4期

    兩宋山水畫意的轉折──試論李唐山水畫的畫史位置

    陳韻如 兩宋山水畫風的發展多被視為前後二階段,前段以北宋李郭風格為主調,強調主山堂堂之作。後段則以南宋馬夏風格為代表,呈現宮苑山水圖繪。在此二者之間,自汴京南渡的李唐,是此一山水畫發展過程的轉承中介人物,其畫風為南宋山水樣式別開新局。本文旨在考察其山水畫於畫史位置。
    本文質疑宋徽宗朝摒棄郭熙畫風之舊說,藉光學檢測成果觀察李唐〈萬壑松風圖〉畫面表現,注意畫中幽谷松林景致的構成及其重要性。此一幽谷松林應是延續郭熙《林泉高致》所載「濺撲」之表現,李唐藉之融匯前人風格,進而形成一新畫風。透過這一脈絡的考察,可再次評估李唐山水畫於兩宋山水畫畫史的位置,實具承上起下的意義。
    李唐山水畫風的作用,在表現形式上融匯並改創「濺撲」為〈萬壑松風圖〉之「幽谷松林」,而其畫意也隨之改變。此時的畫意變化,從郭熙山水以遠望視點表現的堂堂主山,可稱為「大觀山水」的追求,轉移到李唐山水以近處視點表現的濺撲松林,產出一種「近觀山水」的新目標。李唐山水畫奠定了「近觀山水」基礎,南宋初期幾位李唐追隨者的作品更有進一步發展。例如〈山腰樓觀〉、〈江山小景〉等作品,就是在「近觀山水」的大趨勢中,逐漸增強畫中遊賞的比重,更加豐富「近觀山水」的表現層次。
    山水畫意之轉移是一個漸進的歷程,其成因可能十分複雜。本文擬從李唐與宋徽宗朝推行的畫學活動之可能聯繫切入,指出宋徽宗朝對山水意趣的關心,確實增強了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山水畫畫意多樣發展的趨勢。就此而言,李唐山水對南宋的影響若從畫意的轉變來說,或可視為宋徽宗畫學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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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4期

    吳越國王錢弘俶造阿育王塔

    王鍾承 阿育王塔的傳說與信仰引發五代吳越國王錢弘俶分別於乙卯(955)和乙丑年(965)鑄造為數甚多的〈八万四千寳塔〉,因為在佛教的國度裏,自印度傳來的八萬四千塔帶有濃厚神異傳說的色彩,造就了各地阿育王塔信仰的流傳,鄮縣阿育王塔即為流傳在中土的十九座之一,錢弘俶造塔不僅僅只是遙效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布散舍利塔於各地,更是近仿轄區內信仰鼎盛的鄮縣阿育王塔。它感應的靈驗事跡與傳說使其受到無比的重視和崇敬,其重要性自七世紀中葉以來的文獻中已然清楚呈現;僧俗頂禮崇拜,連王室也不例外,其熱衷的程度於史皆可得證。本文試圖呈現阿育王塔信仰在十世紀的一個片斷,說明錢弘俶造塔的舉動使得原本就具有許多信眾的信仰再度散發出熱力,不但延燒至吳越各地和日本,甚至還延續至今。首先以現存的錢弘俶所造之塔為基礎資料,尋覓其可能的來源,以便理解該塔其實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不論是從塔的形制,或者是塔身上的圖像來看,雖然似乎都遙指其源頭為西域,但是在中土亦不乏其前例。其次則是探索其造塔的動機,或許地緣之便、家族崇佛傳統和孝親之表達都是令他發願造塔之因。此外,將印製的經典藏於塔中更提升塔的宗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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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4期

    清嘉道間天津綠營水師的興廢(1816-1839)

    周維強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間,英國使節阿美士德突然抵達天津,其後並深入通州,企圖與中國簽訂通商協定,此舉觸發了清仁宗的憂患意識。雖然清廷在渤海南北各有金州水師和登州水師拱衛八十公里寬的渤海口,但卻未能防堵英國艦隊靠泊天津。天津洋面無水師防禦的窘境,使得仁宗亟欲重新設立天津水師。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透過文武大臣的積極擘畫,天津水師終於成立,並在兩年內將所有的戰船和設施建築完成。同時,此一當時北方戰力最強的水師,其水師軍官、士兵、戰船、火砲全部來自南方。使中國海防上僅存的漏洞,暫時得以補強。
    官書和方志對嘉慶朝天津綠營水師之成立載之甚簡,甚至付之闕如,而當代討論清前中期海防和水師之學者亦少論及北方水師的情況。藉由對嘉慶朝天津水師興廢的考察,可以深入觀察清前中期在布置北方海防上的戰略及其侷限。本文首以天津八旗水師之裁廢為始,繼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和附圖,配合上諭檔等檔案史料為基礎,分別對天津綠營水師決策之成形、東南四省督撫之籌備與天津水師總兵之任命、清仁宗之催促與直隸之籌備和南方艦隊之北駕與安頓等相關事件進行述論。其次,天津水師成立不久後,在宣宗朝又被裁廢,但朝中屢議恢復,本文亦將設廢二論之攻防並陳,最後試析天津綠營水師在中國北方海防史上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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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4期

    清兩卷本《國史儒林傳》考述――兼論道光二十四年以前〈儒林傳〉稿本之變化

    黃聖修 有清一代,在官方的主持之下,開設了諸多史館,修纂出極為豐富的史籍,〈儒林傳〉雖僅佔其中極小一部分,卻廣泛受到官方以及民間學者之重視。自道光年間以來,流傳於民間的兩卷本《國史儒林傳》,對當時乃至於民國初年的學界發揮了極大的影響,但卻尠有人知其來歷,因此而導致了許多學者的誤解。本文企圖在前賢已有的研究成果上,利用筆者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之訪查所得,與臺灣所收藏稿本相比較,對兩卷本《國史儒林傳》之稿本演變做更進一步的梳理與考察。全文除前言結論之外,主要分兩部分:一、傳稿纂修之過程;二、傳稿稿本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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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3期

    曹寅好友張純修家世生平考

    黃一農、黃書梅 曹寅(1658-1712)的好友張純修(1647-1706)是曹學界頗為熟悉的人物。本文首度詳細梳理出張氏家族的譜系以及生平事跡,知純修之父自德(約1612-約1671)乃在崇禎己巳(1629)之變中隨南略的金軍出關,後以漢姓包衣的身分步入宦途。張純修、曹寅且與權臣明珠之子成德(1655-1685)建立深厚友情,三人並在康熙十七、八年(1678-1679)開博學鴻詞科期間,成為與應考漢人名士積極交結的少數旗人。文中還細究禹之鼎(1647-約1714)所繪的〈張純修像〉以及曹寅所邀繪的〈楝亭圖〉,從其上的大量題贊,可發現張純修與曹寅任官時的綿密社交網絡,頗多源出他們在鴻博所建立的人脈,而透過藝文的互動或曾相當程度地疏解清政權與江南知識份子間的緊張與對立。本文不僅探索了清初旗民或滿漢士大夫之間的某些交結模式,更對曹雪芹祖籍為「豐潤說」之主張提出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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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3期

    錢坫書法四論

    莫家良 錢坫是著名學者錢大昕的從子,學識淵博,著作等身,又好收藏金石古器,於篆籀尤有心得,其篆書於當時的乾嘉學術界中,聲名甚著,是清代中期篆書復興的重要人物。然而,由於錢坫未有文集行世,又無年譜可參,生平行誼並不爲人熟知;加上經包世臣揚揄之後,後世論者多推崇鄧石如,對於錢坫篆書,遂較少著墨。故目前有關錢坫書法的討論,往往過於簡略。本文試根據文獻及傳世書跡,分四個專題探討錢坫的書法。首先是「遊於幕」,討論錢坫早年遊於畢沅陝西幕府時的書法,以及離幕初年與畢沅河南幕府維持的翰墨因緣。其次是「金石緣」,考察錢坫對於金石古器的搜集與鑑藏,並了解金石文字對其書法變革的影響。其三是「左手篆」,考證錢坫晚年因病風而改以左手書寫的時間,並分析左手篆的特點。最後是「身後名」,檢視錢坫身後書名褪色的原因,尤關注鄧石如的因素,從而反思書法史上書家評價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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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3期

    書史互證─〈唐玄宗鶺鴒頌〉研究

    侯怡利 關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書法名蹟〈唐玄宗鶺鴒頌〉,學術界過去主張玄宗作〈鶺鴒頌〉時間在開元五年(717)至二十年(732)之間;尤以開元七年(719)一說最為普遍。本文則從〈鶺鴒頌〉的內容及開元初年相關史事的考證,認為鶺鴒棲集麟德殿一事,應是發生在開元九年(721)九月十二日(辛酉),此後才有魏光乘與玄宗陸續作〈鶺鴒頌〉之舉。
    〈鶺鴒頌〉文中充滿兄弟友愛之情,正如登基以後的唐玄宗,在歷史上因為「友于兄弟」而素享盛名;然而,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透過文本分析,發現唐玄宗所謂的「友于兄弟」,有其深刻的歷史因素,以致為了掩飾內心不安的情緒與穩固自我的統治地位才「做」出來的種種表現;況且,玄宗並針對出閣的諸王,製訂了各種強制性的規範與限制,用來防備大權旁落甚或禍起蕭牆,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對照玄宗的〈鶺鴒頌〉,有另一番省思。
    對於〈鶺鴒頌〉卷本身,經過目驗及高階數位影像的檢視,此卷應是寫本,由收藏印可推知至少是北宋以前的寫本。卷末蔡京、蔡卞跋尾,就書風看是有根據的臨本,跋文內容與史籍所載,又可為書史互證的另一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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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3期

    從科學分析文獻回顧看琺瑯彩、洋彩與粉彩的分類與命名

    王竹平 清代康雍乾釉上彩瓷相關的中英辭彙,如:五彩、琺瑯彩、洋彩、粉彩、硬彩、軟彩、famille verte、famille rose等等,在文物命名上或是學術研究上常有混用以及混淆的現象。除了利用古籍記載、歷史文獻與實物來討論與定義這些藝術史研究中常見詞彙之外,本文嘗試以前人科學化驗結果為主要討論支幹,來探究這些詞彙的異同,結合東西方學界的科學分析成果與觀點,並釐清科學化驗結果對於藝術史研究所持觀點或是所用詞彙的佐證與反證。以畫琺瑯技術在瓷胎上作畫的燒成品,皆屬瓷胎畫琺瑯作品的客觀前提下,或許可以凝聚出對琺瑯彩瓷、洋彩瓷與粉彩瓷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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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2期

    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

    賴毓芝 乾隆如何了解全球化世界的形成?而視覺圖像又在其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本文以一個具體而微的個案研究為開端,聚焦於清宮對於珍禽額摩鳥的寫作與一系列圖像製作,除了考證此額摩鳥即為於大航海時代風靡歐洲各皇室宮廷與自然史學者的食火雞外,並發掘出乾隆的〈御製額摩鳥圖記〉事實上是節譯自法國皇家科學院院士 Claude Perrault 出版於 1671-1676 間的解剖報告集 Me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naturelle des animaux。
    文中集中討論現今僅存的兩件額摩鳥圖像,分別為《鳥譜》最後補入的《額摩鳥》冊頁與楊大章《額摩鳥圖》軸,透過比較分析研究,試圖展現乾隆如何接觸、選擇並轉譯歐洲大航海時代的知識與圖像,而此外來的材料又如何幫助乾隆在圖像上以一種非常具有創造性的方式,一方面,成就其對天下知識的建構,另一方面,重寫傳統帝國的政治敘事。
    總之,透過一個個案的研究,本文意圖展現乾隆宮廷對歐洲大航海時代的知識與圖像是有一定的了解,其一舉一動不僅是全球史的一部分,且根據其統治的需要,不吝對歐洲知識與圖像進行脈絡的改寫與整合以回應傳統的命題,而其中視覺是乾隆掌握世界、建構知識、與形象帝國很重要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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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2期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

    陳健文 本文從一種特殊的捲雲狀文面圖樣,探討先秦時期內亞高加索種早期游牧民與華夏民族的早期接觸問題。本文發現:在陝西扶風所出土的西周高加索種造型蚌雕臉上的捲雲狀文面圖案,同時也在南俄、烏拉山區、中亞大夏地區、新疆、南西伯利亞以及中國北方的考古遺物上出現,說明此種文面圖樣或與內亞早期游牧民有關。而在臉上施以捲雲文面的習俗,更可能是一種早期印歐人的傳統。從陝西出土高加索種造型蚌雕一事可以得知,至遲在西周時期,華夏民族與來自內陸歐亞的高加索種系民族已發生某種程度之接觸與交往,可視為是騎馬游牧文化東漸的一個側面。而先秦中國與印歐人的早期接觸,其實不一定是來自新疆地區,從南西伯利亞與西部蒙古南下的高加索種早期游牧民,可能才是華夏民族最先接觸到的白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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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2期

    陳鑑及其所收藏的褚摹〈蘭亭集序〉

    王崇齊 明代陳鑑其人,以其藏有褚遂良所摹〈蘭亭集序〉,而為書史所載。陳鑑所收〈蘭亭集序〉當時已刻石行世,稍後的王世貞便收有該帖拓本,然整帖拓本今已不存,全貌如何,難以窺知。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多本〈蘭亭集序〉中,其中一本之本幅鈐有陳鑑收藏印記,卷後尚見陳鑑跋書墨跡,可知為陳鑑舊藏。但因於文獻載錄,以及學者對於書風的各自解讀,使得該作的性質認知尚未獲得共識:其或據文獻直指陳鑑所藏褚摹〈蘭亭集序〉已毀於火,今存者乃陳鑑再為摹寫而成;或以此本並非陳鑑所偽仿,而實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元代陸繼善〈蘭亭集序〉同出一手。這些分岐,有必要進一步加以考察、釐清。因此,筆者擬再重新梳理相關文獻、題跋,探查陳鑑其人生平及其收藏蘭亭的經緯。除此之外,本文也嘗試由字樣與點畫細節切入,討論該本的真正製作者,如此一來,陳鑑及其所收藏的褚摹〈蘭亭集序〉,都將獲得較為正確的理解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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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2期

    真主的追隨者:明武宗及其官窯回回文器皿

    翁宇雯 本文以正德官窯回回文器皿的作品為考察重點,以回應過去學界對於正德官窯回回文裝飾現象與明武宗信仰狀況的解讀。
    經由耙梳歷史文獻,交叉比對作品之器形、紋飾與小經文款識的內涵,可得知明武宗個人意識透過西北回族宗教文化思想的潛移默化,而誕生這群數量龐大且風格特殊的回回文瓷器。因此,正德官窯回回文作品可說是僅存於明代中期官方伊斯蘭宗教文化的產物,也是帝王品味反映在官窯瓷器上的顯著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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