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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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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797
  • 2012年第29卷第4期

    清兩卷本《國史儒林傳》考述――兼論道光二十四年以前〈儒林傳〉稿本之變化

    黃聖修 有清一代,在官方的主持之下,開設了諸多史館,修纂出極為豐富的史籍,〈儒林傳〉雖僅佔其中極小一部分,卻廣泛受到官方以及民間學者之重視。自道光年間以來,流傳於民間的兩卷本《國史儒林傳》,對當時乃至於民國初年的學界發揮了極大的影響,但卻尠有人知其來歷,因此而導致了許多學者的誤解。本文企圖在前賢已有的研究成果上,利用筆者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之訪查所得,與臺灣所收藏稿本相比較,對兩卷本《國史儒林傳》之稿本演變做更進一步的梳理與考察。全文除前言結論之外,主要分兩部分:一、傳稿纂修之過程;二、傳稿稿本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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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3期

    曹寅好友張純修家世生平考

    黃一農、黃書梅 曹寅(1658-1712)的好友張純修(1647-1706)是曹學界頗為熟悉的人物。本文首度詳細梳理出張氏家族的譜系以及生平事跡,知純修之父自德(約1612-約1671)乃在崇禎己巳(1629)之變中隨南略的金軍出關,後以漢姓包衣的身分步入宦途。張純修、曹寅且與權臣明珠之子成德(1655-1685)建立深厚友情,三人並在康熙十七、八年(1678-1679)開博學鴻詞科期間,成為與應考漢人名士積極交結的少數旗人。文中還細究禹之鼎(1647-約1714)所繪的〈張純修像〉以及曹寅所邀繪的〈楝亭圖〉,從其上的大量題贊,可發現張純修與曹寅任官時的綿密社交網絡,頗多源出他們在鴻博所建立的人脈,而透過藝文的互動或曾相當程度地疏解清政權與江南知識份子間的緊張與對立。本文不僅探索了清初旗民或滿漢士大夫之間的某些交結模式,更對曹雪芹祖籍為「豐潤說」之主張提出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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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3期

    錢坫書法四論

    莫家良 錢坫是著名學者錢大昕的從子,學識淵博,著作等身,又好收藏金石古器,於篆籀尤有心得,其篆書於當時的乾嘉學術界中,聲名甚著,是清代中期篆書復興的重要人物。然而,由於錢坫未有文集行世,又無年譜可參,生平行誼並不爲人熟知;加上經包世臣揚揄之後,後世論者多推崇鄧石如,對於錢坫篆書,遂較少著墨。故目前有關錢坫書法的討論,往往過於簡略。本文試根據文獻及傳世書跡,分四個專題探討錢坫的書法。首先是「遊於幕」,討論錢坫早年遊於畢沅陝西幕府時的書法,以及離幕初年與畢沅河南幕府維持的翰墨因緣。其次是「金石緣」,考察錢坫對於金石古器的搜集與鑑藏,並了解金石文字對其書法變革的影響。其三是「左手篆」,考證錢坫晚年因病風而改以左手書寫的時間,並分析左手篆的特點。最後是「身後名」,檢視錢坫身後書名褪色的原因,尤關注鄧石如的因素,從而反思書法史上書家評價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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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4 MB 下載次數: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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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3期

    書史互證─〈唐玄宗鶺鴒頌〉研究

    侯怡利 關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書法名蹟〈唐玄宗鶺鴒頌〉,學術界過去主張玄宗作〈鶺鴒頌〉時間在開元五年(717)至二十年(732)之間;尤以開元七年(719)一說最為普遍。本文則從〈鶺鴒頌〉的內容及開元初年相關史事的考證,認為鶺鴒棲集麟德殿一事,應是發生在開元九年(721)九月十二日(辛酉),此後才有魏光乘與玄宗陸續作〈鶺鴒頌〉之舉。
    〈鶺鴒頌〉文中充滿兄弟友愛之情,正如登基以後的唐玄宗,在歷史上因為「友于兄弟」而素享盛名;然而,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透過文本分析,發現唐玄宗所謂的「友于兄弟」,有其深刻的歷史因素,以致為了掩飾內心不安的情緒與穩固自我的統治地位才「做」出來的種種表現;況且,玄宗並針對出閣的諸王,製訂了各種強制性的規範與限制,用來防備大權旁落甚或禍起蕭牆,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對照玄宗的〈鶺鴒頌〉,有另一番省思。
    對於〈鶺鴒頌〉卷本身,經過目驗及高階數位影像的檢視,此卷應是寫本,由收藏印可推知至少是北宋以前的寫本。卷末蔡京、蔡卞跋尾,就書風看是有根據的臨本,跋文內容與史籍所載,又可為書史互證的另一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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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第29卷第3期

    從科學分析文獻回顧看琺瑯彩、洋彩與粉彩的分類與命名

    王竹平 清代康雍乾釉上彩瓷相關的中英辭彙,如:五彩、琺瑯彩、洋彩、粉彩、硬彩、軟彩、famille verte、famille rose等等,在文物命名上或是學術研究上常有混用以及混淆的現象。除了利用古籍記載、歷史文獻與實物來討論與定義這些藝術史研究中常見詞彙之外,本文嘗試以前人科學化驗結果為主要討論支幹,來探究這些詞彙的異同,結合東西方學界的科學分析成果與觀點,並釐清科學化驗結果對於藝術史研究所持觀點或是所用詞彙的佐證與反證。以畫琺瑯技術在瓷胎上作畫的燒成品,皆屬瓷胎畫琺瑯作品的客觀前提下,或許可以凝聚出對琺瑯彩瓷、洋彩瓷與粉彩瓷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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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2期

    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

    賴毓芝 乾隆如何了解全球化世界的形成?而視覺圖像又在其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本文以一個具體而微的個案研究為開端,聚焦於清宮對於珍禽額摩鳥的寫作與一系列圖像製作,除了考證此額摩鳥即為於大航海時代風靡歐洲各皇室宮廷與自然史學者的食火雞外,並發掘出乾隆的〈御製額摩鳥圖記〉事實上是節譯自法國皇家科學院院士 Claude Perrault 出版於 1671-1676 間的解剖報告集 Me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naturelle des animaux。
    文中集中討論現今僅存的兩件額摩鳥圖像,分別為《鳥譜》最後補入的《額摩鳥》冊頁與楊大章《額摩鳥圖》軸,透過比較分析研究,試圖展現乾隆如何接觸、選擇並轉譯歐洲大航海時代的知識與圖像,而此外來的材料又如何幫助乾隆在圖像上以一種非常具有創造性的方式,一方面,成就其對天下知識的建構,另一方面,重寫傳統帝國的政治敘事。
    總之,透過一個個案的研究,本文意圖展現乾隆宮廷對歐洲大航海時代的知識與圖像是有一定的了解,其一舉一動不僅是全球史的一部分,且根據其統治的需要,不吝對歐洲知識與圖像進行脈絡的改寫與整合以回應傳統的命題,而其中視覺是乾隆掌握世界、建構知識、與形象帝國很重要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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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2期

    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的早期接觸

    陳健文 本文從一種特殊的捲雲狀文面圖樣,探討先秦時期內亞高加索種早期游牧民與華夏民族的早期接觸問題。本文發現:在陝西扶風所出土的西周高加索種造型蚌雕臉上的捲雲狀文面圖案,同時也在南俄、烏拉山區、中亞大夏地區、新疆、南西伯利亞以及中國北方的考古遺物上出現,說明此種文面圖樣或與內亞早期游牧民有關。而在臉上施以捲雲文面的習俗,更可能是一種早期印歐人的傳統。從陝西出土高加索種造型蚌雕一事可以得知,至遲在西周時期,華夏民族與來自內陸歐亞的高加索種系民族已發生某種程度之接觸與交往,可視為是騎馬游牧文化東漸的一個側面。而先秦中國與印歐人的早期接觸,其實不一定是來自新疆地區,從南西伯利亞與西部蒙古南下的高加索種早期游牧民,可能才是華夏民族最先接觸到的白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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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2期

    陳鑑及其所收藏的褚摹〈蘭亭集序〉

    王崇齊 明代陳鑑其人,以其藏有褚遂良所摹〈蘭亭集序〉,而為書史所載。陳鑑所收〈蘭亭集序〉當時已刻石行世,稍後的王世貞便收有該帖拓本,然整帖拓本今已不存,全貌如何,難以窺知。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多本〈蘭亭集序〉中,其中一本之本幅鈐有陳鑑收藏印記,卷後尚見陳鑑跋書墨跡,可知為陳鑑舊藏。但因於文獻載錄,以及學者對於書風的各自解讀,使得該作的性質認知尚未獲得共識:其或據文獻直指陳鑑所藏褚摹〈蘭亭集序〉已毀於火,今存者乃陳鑑再為摹寫而成;或以此本並非陳鑑所偽仿,而實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元代陸繼善〈蘭亭集序〉同出一手。這些分岐,有必要進一步加以考察、釐清。因此,筆者擬再重新梳理相關文獻、題跋,探查陳鑑其人生平及其收藏蘭亭的經緯。除此之外,本文也嘗試由字樣與點畫細節切入,討論該本的真正製作者,如此一來,陳鑑及其所收藏的褚摹〈蘭亭集序〉,都將獲得較為正確的理解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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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2期

    真主的追隨者:明武宗及其官窯回回文器皿

    翁宇雯 本文以正德官窯回回文器皿的作品為考察重點,以回應過去學界對於正德官窯回回文裝飾現象與明武宗信仰狀況的解讀。
    經由耙梳歷史文獻,交叉比對作品之器形、紋飾與小經文款識的內涵,可得知明武宗個人意識透過西北回族宗教文化思想的潛移默化,而誕生這群數量龐大且風格特殊的回回文瓷器。因此,正德官窯回回文作品可說是僅存於明代中期官方伊斯蘭宗教文化的產物,也是帝王品味反映在官窯瓷器上的顯著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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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1期

    宋高宗書畫收藏研究

    王耀庭 皇室的收藏向來最為豐富精美。宋代徽宗(趙佶,1082-1135)時期記錄皇室收藏的《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廣為人所知,但這豐富的收藏散失於 1127 年的戰爭。徽宗的兒子高宗(趙構,1107-1187),重建帝國,又開始收藏書畫。關於書畫的收集及討論高宗收藏及印記,令人想起該從〈紹興御府書畫式〉來考查:思陵(高宗)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蓋睿好之篤,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和)、政(和)。據《南宋館閣錄》、《館閣續錄》儲藏一節所述,內府秘書監於孝宗乾道二年(1166)及慶元五年十一月(1199)曾有兩次統計,已達千餘件。部份的書畫,從品名印記依然可以得知是紹興舊藏,如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蠟梅山禽,遼寧博物館的簪花仕女及萬歲通天帖。這藏品來自公開的徵求,臣下的貢獻。對於北方榷場購買已失之物,畢少良是一位居功的人物。
    高宗御府手卷,畫前上自引首,縫間用「乾卦」圓印,其下用「希世藏」小方印。畫卷盡處之下,用「紹興」二字印,墨跡不用卷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藏」小印,其後仍用「紹興」小璽。宋高宗的諸收藏印,何者為真,比起「宣和」諸印,它是更令人困惑的。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有〈傳王維伏生授經圖卷〉,一向被認為是目前存世最近於宋高宗的「紹興御府書畫式」舊裝潢。至今去「紹興」(1131-1162)已過八百年,關於這種裝潢的改變,加上後代的因素,應該是相當複雜的。從存留至今的「紹興」內府藏品,祇能以印記為主來討論,雖未能還其全璧,但也能闚出一角,理清出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傳王維伏生授經圖卷〉、〈戴嵩乳牛圖〉等件,並拼湊出完整的面貌,看出宋高宗喜好的書畫以及用印的慣例,更有助於真偽印記的分辨。對於宋高宗的書畫上題簽文字,也說出從未有研究的宋高宗小楷書法領域。皇室的書畫每年也提供給臣下觀賞,功用猶如現代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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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1期

    宋代書案上的文房用具

    嵇若昕 文房用具以筆、墨、紙、硯為主,宋初蘇易簡已撰《文房四譜》論之。除此四寶外,文獻所見宋代書案上的文具尚見筆格、筆架、剪刀、壓紙、界方、硯瓶、硯滴等等。本文僅欲依據文獻與出土資料等,檢視宋代伴附「文房四寶」並常置於書案上的文具之種類、形制、質地等;計與筆有關者為筆格與筆架,與紙有關者有鎮紙與壓尺,與硯有關者有硯滴與硯瓶。文末附論署名南宋林洪所著《文房圖贊》一書或為晚明人士所編繪,依託為林洪之作,以作為本文之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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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1期

    書法作品與政令文書:宋人傳世墨蹟舉例

    鄧小南、張禕 書法除了審美娛情的藝術價值之外,亦是古人用以溝通資訊的中介形式,在現實生活中承載著直接的社會功能。傳世的書法作品,不僅是藝術創作的借鑒與藝術史研究的對象,其中還蘊含著豐富、生動的古代社會生活訊息,有一些甚至是重要的政治史資料。即便藝術水準平平者,自歷史學的視角重新審視,亦有助於彰顯其多重價值。
    一手資料的匱乏,是困擾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突出障礙之一。要求得研究中的切實突破,離不開材料範圍的再開拓。目前我們所接觸的宋代史料,尚缺乏足以衝擊既往研究體系的新發現,而深入開掘、仔細研究存世的書法卷帙,能夠注意到許多傳世文獻言之未詳的重要問題。本文以筆者注意到的一些宋代書法篇章為例,圍繞兩宋時期官員告身、詔敕指揮、御前文字等方面的內容,擇要介紹此類材料在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可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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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1期

    明彩繪本《甘肅地方圖》考

    盧雪燕 《甘肅地方圖》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三種以明代「甘肅鎮」防區為主述內容的邊防圖之一,紙本彩繪,一大幅,縱 179 公分,橫 239 公分,繪圖人不詳。全圖設色鮮豔、濃筆重彩,具有典型明代官製本輿圖特徵,是件極珍貴的文物。成圖年代為成化十六年到弘治元年(1480-1488)。根據著錄,該圖原藏於清內閣大庫,加以有鮮明的明宮廷風格,推估此圖極可能是邊官按例繪送兵部的邊防圖,功能在說明甘肅鎮以衛、所等城堡為主體之防禦體系,對各地駐紮兵力著墨甚深,對於釐清現存明代邊防典籍的相關記載頗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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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9卷第1期

    尼布楚條約界碑圖的幻影──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研究

    承志 康熙二十八年(1689)大清國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翌年,大清國黑龍江將軍薩布素(sabsu)與寧古塔將軍巴海(bahai)等人兵分九路,首次視察黑龍江流域東北部邊界。本文探討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黑龍江流域圖》,就是以康熙二十九年視察的邊界報告和輿圖資料為基礎,為編修《大清一統志》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繪製而成。
    《黑龍江流域圖》在格爾必齊河(gerbici bira)東岸,繪有歷來有爭議的界碑圖(hešen i pai 或 eldengge bei,漢文稱界牌或碣碑),並註有滿文字樣,即 oros emgi hešen be/faksalame ilibuha/wehe bei/(同俄羅斯分界設立之石碑)。此碑作為界定大清國和俄羅斯兩國之間的國界標誌,至今仍為學界議論不休。
    從這次徵引的康熙年間滿文檔案來看,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月,黑龍江將軍接到工部寄來的碑文形制大小及碑刻文種等具體指示後,開始著手分路探尋石材,其結果是尋遍黑龍江各地最終也未能找到適於碑刻的石材,這充分證明當時未能立碑的事實。
    本文利用滿文檔案資料,論述繪製《黑龍江流域圖》的歷史背景及具體的繪製過程,並探討大清國繪製輿圖的真實目的,揭示界碑所蘊含的政治意義以及誤解歷史所引發的歷史事實。在中俄兩大帝國的歷史上,所謂的界碑圖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幅《黑龍江流域圖》即給予我們重要的啟示──解讀滿文輿圖和利用滿文檔案研究歷史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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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8卷第4期

    從神機到人文:盛唐到北宋的草書之變

    盧慧紋 本文主要利用為數可觀的唐至五代草書歌材料,配合當時的其他文獻記載與傳世作品,試圖由藝術的角度,再配合宗教、社會與思想的層面綜合考量,為狂草勾勒歷史演變的輪廓。筆者觀察到此種藝術形式由盛唐,經中晚唐、五代,再到北宋,不僅風格數變,其內涵亦逐步擴充、轉換,最後在北宋文人書家的手下,由鬼神相助、神機充滿的天縱之書,轉而成為一種講求紀律、穩定與高度自覺的藝術實踐。這種強調人為掌控,心手相合的創作模式同時蘊含著個人情性抒發的無限可能,可視為北宋人文精神彰顯的表徵。本文分為「顛、酒、道」、「狂僧、神通、幻術」、「由『道』至『藝』:九至十世紀的新轉向」及「北宋文人與草書」四節,實以時間為軸,分別對應到八世紀前半、八世紀後半、九至十世紀,及十一世紀的時間段落。筆者期望藉此跳脫突顯「變」之兩端差異的模式,而是盡可能地勾勒每個階段的特性及發展過程。其中尤其希望關於九至十世紀的討論,能增進我們對介於兩個輝煌時代的這段「過渡」時期的認識,並對同時期其他藝術與文化方面的討論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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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8卷第4期

    南宋書法中的北宋情結

    莫家良 南宋一向被視為中國書法史的「衰落」時期,雖然不乏能手,傳世亦見佳作,但卻沒有開宗立派的大師。然而,南宋書法的「保守」風格實表現出獨特的文化底蘊,反映了當時書家對於故家文化傳統的重視。故本文嘗試探討南宋書法的文化意義,以便對其價值及歷史地位得出較為客觀與公允的評價。
    本文的討論分四部份。首先以藏書及藏帖為例,論述靖康之難後,宋人如何在浩劫之後重建文化。其次以刻書與刻帖為焦點,探討宋人如何透過複製之法,將書籍與墨跡刊刻出版,以發揚文化遺產。再次討論南宋文人對於北宋傳統的嚮往與敬慕,並以南宋「尊蘇」的現象作出闡述。最後專論南宋書法以蘇軾、黃庭堅、米芾三家為宗的現象,以及此現象背後所隱藏的文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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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8卷第4期

    馬車在早期東西交流中的地位與交流模式:西元前2000-1200年造

    吳曉筠 中國馬車起源問題向來為學界所關注,也被視為早期東西交流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近年的發掘及研究表明中國馬車源自於歐亞草原西端的烏拉山脈及高加索山脈一帶,並已有多位學者提出可能的傳播路徑。過去的研究主要認為馬車自中亞傳至中國的可能路徑為二:一為Stuart Piggott於1974年所提出的,通過歷史時期絲綢之路的路線,經新疆、河西走廊傳至安陽;二為多位學者於近年所提出的北方草原通道。為釐清此一問題,本文首次由馬車操作技術的角度出發,探討使用馬車的相關技術及概念的起源及傳播問題。本文首先重新檢驗目前中國所見最早的馬車材料,由套件的概念出發,重新檢視中原地區最早的殷墟二期車馬坑,以釐清商人所掌握的一套馬車相關技術及觀念。再在歐亞地區青銅時代晚期的大背景下,通過檢視此套技術在歐亞草原地區的發展過程,論證馬車相關技術及概念如何在烏拉山地區出現後,通過區域互動而傳遞,並進一步發展。這一逐漸發展的套裝技術經由南西伯利亞、蒙古地區向東傳遞,最後沿著太行山西麓傳至安陽。馬車相關技術及觀念的傳播及發展模式,為理解西元前兩千紀歐亞大陸的區域互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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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8卷第4期

    從「總管內務府檔案」述說太皇太后吐蕃特文泥金寫本《甘珠爾經》的修造

    李保文 本文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滿文「總管內務府檔案」記載的歷史文獻,對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檔案中稱做《甘珠爾經》)的造辦經過,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敘述。
    文中簡述發起人──太皇太后(孝莊文皇后)之身世,指出倡導者以及僧、俗雙方主持者、直接參與者,尤其對造辦《甘珠爾經》的資金來源以及支出,採買寫經所需飛金數量之巨大,織造經簾、包袱之周折,寫經時間、地點、獎賞情形,安供佛經佛堂的修繕,壁掛佛像的繪製,以及迎請《甘珠爾經》之禮儀、開光儀式等等,一一進行了梳理。
    該部《甘珠爾經》經由太皇太后倡導和決策,於康熙六(1667)九月十七日在開工,至康熙八年(1669)三月二十四日抄寫完竣,康熙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安放慈寧宮花園,並進行了為期五天的開光活動。
    檔案文獻突出地反映了從動議寫經至安供慈寧宮花園,太皇太后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克服來自人、財、物等多方面的壓力和困難,在康熙皇帝以及外藩蒙古科爾沁、巴林、蘇尼特等地公主、格格以及額駙們的大力支持下,成造了大清國經由宮中、皇帝發起或者參與抄寫、刻板藏文、蒙古文、漢文、清文《大藏經》史上的開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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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8卷第3期

    張即之及其大字

    傅申 張即之(1186-1266)為南宋後期大書家,與陸游、范成大及朱熹並稱為南宋四大書家。筆者曾於1976、1983年兩次發表張即之的中楷書研究,本文為其續篇,討論以張即之為中心及大楷書的其他相關問題。
    首先,前文中論及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有白居易款的〈楞嚴經冊〉,當年從書風比較可證乃是張即之原作加添偽白居易款而成。多年前筆者及青年學者先後不約而同發現晚明史料,不但證實當年的結論,而且可以確知白居易偽款是晚明時何人所加。張即之在書史上每每被稱:「金人尤寶其翰墨」或「金人……懸餅金購募。」筆者略有討論之外,兼及探討張即之與金人及其同時宋人之關係。張即之書風承其家學,尤以南宋初著名書家張孝伯及其伯父,本文亦略加討論之。本文之重點在討論其大字及榜書,大字以每行兩字到三字的手卷墨跡,比較其優劣真偽。
    張氏榜書,國內無存,在當時傳入日本之後,其作者之歸屬,時與傳為佛鑑禪師(無準師範,1178-1249)的作品混淆。日本學者的意見亦先後不一,可知在文獻上並無確證,故筆者擬以風格分析法將其歸為二大類,其一以雄強森嚴為主的可認定為張即之作品,另一類較為優雅婉約的雖從史料及印章上可歸為無準師範所書,然較之其他具名款又可靠的法語、偈語、尺牘及題畫等書跡來衡量,卻在書風上不易認同是佛鑑的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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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第28卷第3期

    串建歷史記憶 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

    黃寬重 自古書畫文物既是文化藝術的展現,其蒐藏鑑賞亦是人際活動的促進媒介。對仕宦有成的富盛家族而言,從事文物蒐藏、書畫鑑賞,乃至書籍刊刻等藝文活動,是凸顯其與一般仕進之家有別的重要表徵,藝文生活更成為個人與家族追求政治地位、社會影響力之餘,著意經營的方向。
    本文以南宋中期名臣樓鑰為例,藉其所著《攻媿集》中留存的豐富書畫文物資料,討論樓鑰書畫評鑑能力、藝術文化素養的養成,以及其重視文物歷史源流與學術意義的個人風格。其次,由樓氏家族發展過程中,家族成員對書畫碑帖及名家尺牘的蒐藏品評,闡述士人家族如何在舉業成功之餘,轉而經營藝文生活。同時,本文亦將樓鑰在仕進各階段有系統地蒐集、整理先祖文物,配合其改造樓氏家園、爭取先祖祠廟賜額等事,觀察樓鑰建構歷史記憶與家族傳統,並藉以提升樓氏家族社會地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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