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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學術季刊-文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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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筆數:763
  • 2020年第38卷第1期

    警發迷情:晚明畫家鄭重及渡水羅漢畫卷研究

    余玉琦

    晚明羅漢畫中,渡水題材以及畫卷盛行的現象值得注意,目前所見存世的渡水羅漢畫卷,畫面上多表現羅漢以神通之力渡水為主流,而晚明畫家鄭重所繪製之〈十八羅漢卷〉,則描繪著如凡俗老人般需要人扶持、蹣跚涉水的羅漢群像;日本學者西上実將前者類型定義為「神通式渡水羅漢」,後者為「常人式渡水羅漢」,指出了這類作品構圖發展複雜之可探討性。
    從宋代到明代的渡水羅漢畫發展中,「常人式渡水羅漢」因為傳世作品稀少,是其中一種較未受到足夠關注的類型,本文分析〈十八羅漢卷〉部分繼承了宋代常人式渡水羅漢畫的群像構圖特質─利用「岸—水—岸」的空間結構,搭配上羅漢渡水之前、中、後的對應姿態與舉止,可見「時間」是渡水羅漢畫卷於畫面組織群像的原理,且自宋延續至明。
    〈十八羅漢卷〉的作者鄭重,存世作品畫風跨度很大,或正因應配合不同贊助者的需求所致,此卷以吳派優雅細緻的畫風表現渡水羅漢,可為鄭重畫業中的羅漢畫卷類型代表作。當中既可見與早期渡水羅漢的姿勢與造型聯繫,也可見為了描繪群像進而擴充、創造更多新樣。在晚明,宗教人物畫的內容因為圖像知識與資訊快速流通,產生大量超過經典教義規範的混用,變因愈來愈複雜的狀況下,即使題材一樣,但作品圖像的表現意圖與觀眾觀看的需求或反應,也會不同於宋代的狀況。
    宋代士人觀眾品賞渡水羅漢畫卷時,雖可見對畫中羅漢的常人或者神通表現有所批判,但最後仍是為了辨識畫家與鑑賞作品。晚明的居士觀眾面對渡水羅漢畫卷,則可見到多元的反思心理歷程,並結合佛教義理加以詮釋。透過自身「觀看」參禪,啟動警覺心並不斷探索自我內在的困惑,以直接取得修行的收穫,跨出了以往禪畫需要禪師文字引領進入禪境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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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8卷第1期

    中國講史小說與大坂所刊通俗軍談

    林桂如

    江戶初期因中國講史小說傳入,於京都、大坂二地出版大量書名冠有「通俗」二字之譯作。本篇欲以大坂書肆所刊通俗軍談為中心,首先從《書籍目録》分析京都、大坂出版通俗軍談情況;進而依次就《通俗吳越軍談》、《通俗武王軍談》、《通俗十二朝軍談》、《通俗宋史軍談》四部大坂刊行讀物,探討其編纂模式與特色,並論述日本讀者對「建陽本」之認知。藉由日本通俗軍談研究,從他國譯本所據底本與對中國書物記載,以不同的史料、文本角度,希冀能對中國出版文化研究有所補足與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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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4期

    從「器」到「禮」的實踐:乾隆朝《皇朝禮器圖式》中的祭器

    施靜菲

    本文透過分析《皇朝禮器圖式》的祭器篇章,討論乾隆皇帝及其幕僚團隊如何貫徹「依古制更新」的理念,重新詮釋古禮器,以達到「禮」的實踐。首先,由「器」與「圖」的關係切入,注意到《皇朝禮器圖式》中的祭器描繪,重視圖繪「器」的標準化與原則性,而非具有個別性或獨特性的單一物件。這在彩繪本的《皇朝禮器圖》冊中表現更加明顯,器物表面處理光滑無瑕,精準表現可作為規範定式的理想重器代表。
    再者,從整體脈絡觀察到乾隆朝祭器改造工程中,幾個值得注意的重點。一、使用名實相符的「古禮器」,才能展現敬意。對於前代(明朝)使用瓷碗盤作為祭器之事,不以為然。二、雍正朝製作送給曲阜孔廟的成套銅質釋奠儀器,是此工程中的重要啟發及基礎。然國家儀典祭器的擘劃,在規模及設計概念上實有超出文廟祭祀的整體性綜合考量。三、看似龐雜的祭器系統,卻是將原來宋元禮書中的繁複器形,統整簡化為 14 種器類,應用在國家重要儀典中,劃一感強烈。四、乾隆朝祭器系統較之前代強調更精準細緻的等級區辨,形式與色彩被用來作為操控位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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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4期

    《皇朝禮器圖式》的滿蒙西域西洋等因素探究

    林士鉉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為了實踐崇儒重道,即命纂修禮書,並且陸續規範各種儀典及器用。乾隆十三年(1748)正式著手製訂祀典祭器,繪圖備覽,便逐步完成包括祭器、冠服、樂器、儀器、鹵簿、武備等六大門類的圖譜、圖說;其後進一步諭令將各類彙為一帙,纂修刻本《皇朝禮器圖式》,廣傳這一部內容完備的禮圖。雖然,乾隆朝的禮樂新制仍是以古為範、則古考文之舉,若細究《皇朝禮器圖式》的內容,可知除了加入儀器、武備如此不同於古典禮樂的門類及器樣,更包括諸如滿、蒙、西域、西洋等「非漢」因素。尤其乾隆皇帝特別指出衣冠服儀仍依本朝之舊,而不改行漢式衣冠,又把整部《皇朝禮器圖式》視為滿洲傳統的實踐。《皇朝禮器圖式》歷時多年纂修,還與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宣諭中外平定回部告成有密切關係,從《皇朝禮器圖式》的內容即可發現大量的西域因素。是故,本文主要重點說明《皇朝禮器圖式》的修纂過程中,有關滿、蒙、西域、西洋等因素及現象,除提供理解《皇朝禮器圖式》的多元角度,亦應有助於認識乾隆朝禮樂政治文化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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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4期

    清代朝珠研究的再省思

    陳慧霞

    佩帶朝珠是清代官方服飾制度極為特殊之處,本文在學者研究的成果上,重新梳理史料與檔案,比對朝珠實物的工藝及形制,從歷史發展的脈絡就三個面向進行討論:一、藉由朝珠的正名,說明朝珠始終兼容宗教與政治兩種性質;二、從清王朝與蒙古、西藏在藏傳佛教信仰上的互動,探索朝珠樣式形成的過程如何援引宗教的元素,轉化為政治的符號;三、藉由朝珠使用群體的變遷,窺探具有闡釋權的統治者如何形塑朝珠在官方服飾中的角色。
    朝珠自始至終都兼具宗教與政治的色彩。其樣式早期受到蒙古數珠的影響,和宗教性數珠沒有明顯的區別。清王朝自順治朝(1643-1661)入關以後,統治對象擴大,涵蓋以儒家文化為背景的漢族,在兼顧數珠的宗教性原則下,增飾背雲,發展出制度化的形制,賦予數珠政治性意涵。繼之,雍正朝(1722-1735)的正名從「朝裝嚴數珠」演變出「朝珠」一詞,是進一步為朝珠的政治身分取得名符其實的地位。
    朝珠使用群體的變遷,早期為皇室與滿族貴族,康熙朝(1662-1772)擴大到中上品級的文武官員,是以國家重要官員為主體;雍正朝初年以後,加入紫禁城內與皇帝生活或文書相關的基層職官;乾隆朝(1736-1795)初年以後,隨著朝臣逐漸內廷化與近侍化的發展趨勢,朝珠成為隨侍皇帝大臣必備的配飾,遂使准用朝珠的群體超越官制品級的限制,成為皇帝親信的象徵;再加上禮部參與典儀人員,均須整齊劃一的掛朝珠,進一步傳達出佩帶朝珠與皇權、皇帝個人及其治術的密切連結,是以朝珠為符號,圈劃出一個高度以皇帝為中心的政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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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4期

    五供與國家祭儀

    姚進莊

    香爐與其他的供器很早就一同使用於祭壇上,特別是在明清時期形成了一套標準的供器組合,即包含有香爐、二座燭台與二件花瓶的五供。此器群雖十分通俗,但它在國家祭儀中的使用似乎已具有一定的標準與規範。耐人尋味的是,在乾隆時期的禮制改革中,唯有五供並未涉及禮器與祭器的形制變革,且未出現在《皇朝禮器圖式》之中。儘管如此,五供在國家祭儀的使用脈絡裡,仍能為人們如何看待祭壇陳設與祭祀此一問題提供一些線索。本文藉由探討五供,說明中國禮儀祭祀的物質文化如何在無顯著思想與理論變革之中煥發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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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4期

    略談乾隆後期民間藏帖與碑學發展之關係──兼論洛陽體之文化意義

    何炎泉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書風的相似並非偶然,透過風格分析發現,洛陽體楷書所展現出來的正是南方的「羲之新體」書風。王羲之(303-361)新體在過去帖學中逐漸被剝除的雄強風格,因緣際會地讓清代碑學家在洛陽體中找尋到,鄭重介紹到書法史上,成就了碑學偉業。這些重要的碑學家幾乎都與畢沅(1730-1797)、陳淮(1731-1810)與梅鏐三大收藏家族有著密切關係,顯示清代碑學的出現與傳統的帖學涵養息息相關。本文除了從三大家族的收藏活動來考察傳統碑帖收藏與品評對於碑學形成的影響,同時也重新思考備受碑學推崇的洛陽體在書法史上的文化意涵。傳統書史上尊崇二王的思想,在碑學理論中似乎被一刀斬斷,然而砍去正是被翻刻帖學汙名化的「偽二王」,反而讓碑學成為在本質上更接近王羲之本來面目的真正「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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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3期

    《皇朝禮器圖式》編纂與乾隆朝科學儀器的禮制化

    郭福祥

    《皇朝禮器圖式》是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根據實際統治需要改造禮器、進行禮制建設的直接成果,對瞭解和研究清朝的典章制度具有重要意義。而《皇朝禮器圖式》單列「儀器」卷,將 50 件實用的科學儀器甚至包括直接來自於西方的西式科學儀器納入本朝禮器之範疇,更是過去從沒有過的新舉。本文關注的正是乾隆朝科學儀器禮制化這一學術界很少討論的問題,通過新發現的文獻和檔案材料,對《皇朝禮器圖式》及「儀器」卷的編纂過程加以考證,分析《皇朝禮器圖式》在內容上突破以往傳統禮器範疇,進行新創的過程及其原因。對乾隆時期科學儀器的禮制化問題,及其與之密切相關的科學事件的考察,將有助於我們對乾隆時期乃至清代宮廷科學歷史的理解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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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3期

    清乾隆皇帝製作金屬祭器的意義

    賴惠敏

    清朝多元統治政策,包含了漢地的儒家文化、蒙藏的佛教文化,以及保存滿洲文化,在乾隆時期達到頂峰。乾隆初期,地方官員奏報辦理祭器經費,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意識到應由朝廷制訂祭器的規格、款式。最初,由禮部和大學士研議祭器的材質與式樣,命莊親王允祿(1695-1767)辦理,由鑄爐處技術官員負責成造。這些祭器完成後成為繪製《皇朝禮器圖式》藍本。乾隆皇帝雖不斷強調滿洲本位,然以儒家體系的祭器用於太廟、奉先殿等地,甚至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編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增加了爵、簠、簋、登、鉶、豆、尊等祭器,顯示清宮祭祖逐漸依循儒家的規範。
    但是,乾隆皇帝同時刊印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一書,以圖文方式表現祭器的材質和種類,如銀茶桶、銀盤、銀碟、銀匙、銀筯等,祭品為滿洲特產的蘇子、蜂蜜、奶油、山葡萄等,與儒家的祭器類型和祭品完全不同,其目的在維持滿洲舊俗。宮廷向來按照階級等第製作不同成分的金銀膳食器,等人物故後又變成祭器。對此,乾隆皇帝收回盛京三陵及東西陵寢金銀祭器,一方面減少帝后祭器的金量;另方面按后妃、王侯不同等第,製作符合他們身份的祭器。清朝統治政策的多元化,一方面遵照儒家精神建立尊卑的政治秩序;另方面又站在滿洲本位來捍衛自身舊俗。金屬祭器的製作彰顯乾隆皇帝界定地位高者使用金銀銅器,位階低的使用瓷器,從而獲取陵寢三萬兩金子。近年來,清史學界對於清朝統治的定位是漢化或者滿洲本位有許多爭議,本文則從皇帝的供桌闡釋滿漢文化的融合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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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3期

    遵律度於無疆:《皇朝禮器圖式》樂器卷研究

    余慧君

    本文針對《皇朝禮器圖式》收錄的樂器,探討乾隆朝以凱旋之名,將新征服疆域內之各部族音樂,透過典籍紀錄與儀式化演示(stylized repetition of acts),納為 大清宮廷燕饗部樂,與中和韶樂共同構成協和萬邦的音樂表述,一步步建構大清的朝代性與帝國性。本文將分析乾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間(1760-1761),因回部戰役而新增的宮廷樂種與樂器,包括:一、乾隆二十五年新增《凱旋鐃歌》與《凱旋凱 歌》;二、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特設「韻古堂」典藏江西出土周代古鐘,並以之為原型鑄鎛鐘入中和韶樂,又以西域所產和闐玉製特磬與鎛鐘相配,完成慶祝西師奏凱的金聲玉振之舉;三、獲回部樂器與表演樂工,而將回部樂正式納為宮廷燕饗部樂之一。
    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一面以復周禮之名,使中和韶樂往時間軸上溯,設韻古堂典藏周代古鐘,並新增鎛鐘特罄;一面以天下共主之姿,使燕饗部樂在地理空間軸上向外延伸,因而設紫光閣為戰功紀念館,每年新正宴請外藩於此,並持續以十全武功凱旋之名,新增各部族音樂,在宮內正式筵宴場合一再演出。此時間/空間軸,構成一套可持續擴張延展的禮樂座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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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3期

    晚清英人對閩江下游水文知識的構建與運用(1843-1884)

    游博清

    閩江為福建武夷山茶葉輸出的水路要道,鴉片戰爭前,英人即認為下游的福州合適作為茶葉出口的樞紐城市。鴉片戰爭後,福州雖開港,但英人在調查與彙整閩江下游(福州至閩江出海口)水文資訊的過程中,卻認知到該地水文的複雜多變與航行不易,不過,之後隨著對閩江各類水文資訊掌握的增加,以及導航設施的建置,有效提升外國船隻航行該地的安全與效率,水文知識的認知與運用可說是1860 年代起福州對外貿易大增的基礎之一。本文藉由重要水文專書版本的比對,以及中外各種史料,歸納 1843 至 1884 年間,在不同階段裡,英人調查閩江下游水文的重點與前後變化,並討論閩江水文知識的構建與皇家海軍工作、外國商人訴求、大清海關人員、福州對外貿易發展的可能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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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2期

    「圖」與禮:《皇朝禮器圖式》的成立及其影響

    賴毓芝

    一般學者認為初步完成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皇朝禮器圖式》為一部以圖像規範宮廷各個層面生活的大型圖譜,其編纂計畫的開端與乾隆朝的禮制改革密切相關,其最早應該可以追溯到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要求更換祭器的材質與乾隆十三年冬天所著手進行的鹵簿改革。乾隆皇帝不但為此計畫特別設立「禮器圖館」,且有各種形式與版本的產出,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多達九十二冊 1974 開的彩繪冊頁本、數量稍少的武英殿與《四庫全書》本、還有散落在全世界各大博物館的彩繪散頁。這篇論文將以釐清與重建《皇朝禮器圖式》成立的過程為始,進而了解這些圖像如何製作?其圖式與風格的選擇究竟與傳統禮器的圖繪有何差異?這些差異或特色究竟是否有可能說明《皇朝禮器圖式》在宮中特別的定位?如果這真的是與「禮」密切相關,如何相關?《皇朝禮器圖式》中所呈現的「禮」,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禮」?總之,《皇朝禮器圖式》此材料牽涉到各個不同層面的專業,包括禮制史、經濟史、物質史與宮廷史等各領域,此篇論文意圖非常素樸地以還原此計畫成立之來龍去脈為宗,並以圖像史的角度,關注其風格來源的選擇,及其與同時期宮廷其他圖像生產的關係,透過這些基礎工作的奠定,希望可以作為其他領域進一步研究與使用《皇朝禮器圖式》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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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PDF 檔案大小:7 MB 下載次數: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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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2期

    康乾製磬:十八世紀關於磬的討論

    童宇

    從康熙末至乾隆,清宮對宮廷音樂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磬作為重要的禮樂器之一,也被重新設計和製作。與此同時,學術界考據氛圍日漸濃厚,對於古磬制式的相關研究、討論也日漸熱烈,新的觀點層出不窮。如是,當時可謂出現了宮廷與文人兩個系統的「古代磬制」闡釋。本文即從律學、幾何學、考據學等角度出發,探討這一時期宮廷與文人對古磬的研究與討論。並進一步探究兩者間的學術互動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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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2期

    孔廟與乾隆朝祭器的設置

    吳曉筠

    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反思明代祭器制度,並延續雍正皇帝頒賜曲阜孔廟復古祭器,進行遵古改造皇朝祭器,並載於《皇朝禮器圖式》。在檢視相關資料時,發現這些號稱依據周代儒家禮儀經典而來的器形,與今日所認知的周代器物,或宋代仿古禮器、金石圖譜著錄的三代器物有明顯差異。這一時期也恰為乾隆皇帝整理內府古銅器並開始編修《西清古鑑》,但卻無明確參考內府周代青銅器形制製作祭器的現象。乾隆皇帝改制祭器所遵循的古代為何?充斥宮廷的三代彝器是否曾對祭器或祭儀產生影響?是本文欲探討的問題。
    本文分析雍正皇帝頒賜曲阜孔廟的祭器及乾隆皇帝的遵古改造祭器,提出遵古祭器所依循的古代,是由儒家經典的文字說明闡釋意義,廟學脈絡汲取古代祭器意象,再參酌明代禮器,並加入部分當代創新。另一方面,對曲阜孔廟的關注,也帶來了將周代銅器置入皇帝親祀孔廟的改變。本文追索乾隆皇帝頒賜孔廟的三套銅器的配置過程,說明內府的古代銅器鑑賞知識及陳設方式如何影響了三套銅器的器類選擇、配件製作,進而改變了釋奠祭器陳設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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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2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緙繡〈開泰圖〉及相關作品研究

    胡櫨文 「開泰圖」是由騎羊富貴小兒與羊群組成的冬至節慶吉祥圖樣,以往研究多關注其諧音指事的圖象意義或庶民傾向,忽略作品的藝術特質。本文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緙繡〈開泰圖〉為中心,聯結相關作品,從材質、製作及贊助者的角度切入,分析這些作品在文化史上的價值。
    首先,經由觀察織造特徵論證〈開泰圖〉與大都會博物館〈迎春圖〉的關係,並根據風格與結構分析對兩件作品定年提出看法。其次,藉整理相關畫軸的空間處理形式,審視以〈開泰圖〉為代表所形成之傳統圖式的變化,並解讀其歷史意義。最終舉清仿〈開泰圖〉作品調整局部圖象之例,印證學者對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畫院指導原則的研究成果。透過聚焦「開泰」相關作品的畫面結構與技法表現,期以更正確解讀宮廷製作的開泰圖在元、明、清三朝畫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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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1期

    蘇州片畫家黃彪研究

    邱士華

    「蘇州片」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對於具體的畫家、工坊、時代與區域風格的認識依然模糊不清。本文的研究焦點「蘇州片」畫家黃彪,在文獻中他因偽造〈清明上河圖〉而聲名頗著,在通常故意隱匿真實姓名的蘇州片畫家群裡,是難得身份清楚的例子。
    然而,過去許多學者誤將同時期「王彪」與「黃彪」相混,並將王彪的畫作當成黃彪的唯一作品廣為引用。本文突破黃彪缺乏圖文資料的困境,除引用「偽好物」特展圖錄刊載之黃彪〈畫九老圖〉及〈秋原獵騎〉以外,另提供〈抗倭圖〉、〈耆英盛會〉與〈參同契〉、〈自書後杞菊賦〉等黃彪相關書畫作品,結合明清文集中黃彪史料,建立對這位「蘇州片」畫家自 1550 年代至 1590 年代畫業生涯及其家世的掌握。
    就黃彪此一個案,可瞭解這位活動於十六世紀中後期的「蘇州片」畫家,原以繪製人物肖像為本業,亦為收藏家摹製收藏,同時卻也偽造簽款,做出欺人眼目的偽古書畫作品。黃彪所往來的文士對他偽造書畫顯然知情,不過依然留存其作品,加上黃彪自己在〈畫九老圖〉題跋中,將自己複製古代作品,詮釋成「重圖以繼絕」的作為,透露著明代後期從鑑賞家到實際製作者,對摹古、偽古不完全否定的複雜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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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1期

    用作禮物賞賜的錠子藥:清前期的藥物知識及其在政治場域中的運作

    劉世珣

    清代諸帝之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以權術馭下聞名,強調寬猛並濟,賞罰分明,恩威並重。他們時常賞賜錠子藥、人參、鹿藥、蛇藥、德里鴉噶、平安丸、人馬平安散等藥物給京城內外的各級文武大臣。當中,又以錠子藥的賜予最為頻繁,且恩賞次數遠高於其他藥物。因此,本文將以清代前期清宮錠子藥為考察的對象,反思幾個問題:首先,錠子藥究竟為何種藥物?傳統醫藥典籍如何論述此藥?其次,滿洲皇帝在錠子藥賞賜的過程中,展示何種語言與姿態?有何行為模式?大臣們收到錠子藥之後,又是如何回應?再次,作為禮物的藥物實為一個樞紐,連結著贈予、接收與回饋。這樣的流通,如何將皇帝與大臣連繫在一起?形成何種關係網絡?象徵君臣之間何種權利與義務?本文擬探究的,不僅是錠子藥本身在傳統中國藥物中的地位,更在於從醫療政治史的角度,檢視錠子藥賞賜背後的象徵隱喻。希冀透過本文的探討,有助於釐清錠子藥的相關知識及其在政治場域中的操作脈絡,進而對醫療與政治的關係有更為深入的理解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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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1期

    雍正帝贈送曲阜孔廟的祭器──畫琺瑯五供與銅簠簋

    陳芳妹

    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的琺瑯供器與簠簋銅祭器,可能因為送禮者在位時間較康熙與乾隆帝皆短,復因禮物珍藏在曲阜孔廟,其意義殊少引起學界關注。
    本文以為畫琺瑯五供及其典型,從贊助者情境、製造情境與不同使用情境間的位移,呈現複雜的情境間的交錯網,對理解其視覺特色是不可忽視的視角。本文想先從此器群最直接被使用而尚未被充分討論的釋奠祭器發展史角度談起。進而希望在其與畫琺瑯及五供發展史的三線交會中,由「物」及於「人」,以為贊助者贊助時所身處的皇帝身分的複雜歷史情境,對此群物的理解很重要。此贊助者的複雜情境,為銅胎畫琺瑯五供在釋奠祭器史、畫琺瑯史及五供史三線交會中,協助說明銅胎畫琺瑯五供在工藝發展史及禮制史上的意義。
    本文論雍正帝送給曲阜孔廟此銅胎畫琺瑯五供在工藝發展史及禮制史上的意義,贊助者的複雜情境,為銅胎畫琺瑯五供在釋奠祭器史、畫琺瑯史及五供史三線交會中,提供理解的視角。再者,銅胎畫琺瑯五供之外,雍正庚戍(1730)紀年銅簠簋等禮物,本文將論及其與乾隆帝《皇朝禮器圖式》制禮的關係,以重建被忽視的雍正朝在清帝國國家禮儀禮器形成過程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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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第37卷第1期

    「宋畫」的檢擇:1930年代故宮藏畫之公開及其對重構畫史的貢獻

    陳韻如

    「宋畫」顧名思義是指「創作於宋代的畫作」,但什麼樣的作品可稱為「宋畫」或歸入「宋代」,在畫史研究進程中也有不同的認識與判定。然而,過去不同階段對「宋畫」的檢擇脈絡,不應成為學術研究推進後的糟粕。特別是 1930 年代的故宮博物院成立初期,清宮秘藏畫作的大量公開即牽動了對「宋畫」認識的架構與標準。其中,《故宮》、《故宮周刊》、《故宮書畫集》等出版品所刊載的書畫作品資料,成為此後研究「宋畫」之關鍵礎石。本文首先介紹此三份刊物的刊行概況、分析其所檢擇出的「宋畫」清冊特色、考察其選評準則,並輔以故宮成立初期之相關展覽成果,相互檢視其對形塑「宋畫」之作用。最後,舉以北宋山水畫風為例,探討 1930 年代故宮藏畫公開歷程的影響,顯示其於畫史名家、大幅尺 寸、具有題識等畫作之優先考量外,更有對於「筆墨」品質之講究傳統的繼承;而此一繼承所由,一方面潛藏於故宮內部作業所依據的文物記錄清冊或文獻,另一方面也受惠於其對文物作品之直接接觸。在此之後,故宮所藏「宋畫」因其公開而成為後續畫史研究的重要作品群,可謂是形塑「宋畫」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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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第36卷第4期

    抄撰中的醫書──敦煌醫學文書P.3287所見中古醫學書籍的再生產與醫經權威的重構

    陳昊

    敦煌文書 P.3287 寫本首尾均殘,現存 149 行文字。以往研究將其視為五本古 醫書的合抄,因而將其分別校錄並擬題。但若觀察此文書的「整體趨向」,它顯然不是毫無頭緒的胡亂抄寫,也不是從不同的醫書中抄寫類似或有關聯的段落。此寫本整體應該被看成一本「書」,而不要將其看成不同的醫學經典抄寫在同一寫本上。同時,對其的觀察,也需要將抄撰視為一個進行中的過程,才能剝離其中不同的文本權威衝突和塑造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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